中国各个教育阶段，幼儿园唯一以私立为主，虐童事件频繁发生，绝不是简单的师德问题、行业监管问题
先是携程，后是红黄蓝，近期虐童事件频发，公安部门介入后相信责任人会受到严惩，教育部以及各级教育部门也已采取措施，在谴责的同时，部署大检查。
作恶者，师德沦丧者毕竟是少数，我们不能把大部分幼教人员污名化，但所有人可能都会不约而同地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总是幼儿园？
此类事件频发，原因很多，比如时代的原因。我们现在都是一个孩子，非常重视孩子，也就容易发现；同时，媒介发达，也容易传播，放大，于是就容易制造更大的舆论影响。再比如，现在的幼教老师多数是90后独生子女，照顾小孩子可能还真差了不少。在我们小时候，幼儿园老师可能也比较粗暴，只是大家不会这么敏感，也不容易被发现而已。
这里有一个不容回避而关键的问题，就是幼儿园老师的师德问题。如此频发，很多人都批评质疑庞大的幼教队伍的质量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问题。其实国家层面对幼教队伍的要求与其他各阶段相比，并不低，也是比较严格的，但为什么还出现这些问题？难道仅仅是行业监管不到位？
不知道是否注意到，幼儿园虐童事件中，涉事幼儿园基本都是民办，或者说私立幼儿园，在各种复杂的原因背后，我觉得有一个原因非常值得去反省。
在90年代，我们效仿英美西方国家，逐渐明确把幼儿园等学前教育阶段确定为非义务教育，同时，伴随各种改革，企业也逐渐退出幼教机构的举办，在一系列政策指导下，加上财力有限，各级地方政府与企业、基层社区等国有体系在幼儿园教育开始大幅度退出。2001年前后，短短2年时间，全国的幼儿园总数从18万陡降至11万左右。但这个政策与法律界定，很快就遭遇了现实的尴尬与冲突。
在英美等国家，学前教育的确绝大部分都归为非义务教育。但西方这个定位，是有其社会文化制度与理念相匹配的。在多数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妇女地位很高，但多数都是在家相夫教子，一般都是“单”职工家庭，一个人上班可以养活全家，纳税也是以家庭为单元，而不是个人。同时，在教育理念上，他们更强调这个阶段的养育，而不是知识教育。因此，多数人并没有送孩子上幼儿园的现实需求。同时，大量的社会公益机构，包括社区这方面服务非常发达，偶尔有一些需求，社会公益组织以及社区的一些公益服务基本也满足了。正是基于这些社会基础与理念，他们没有把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也就是说不是必须的。如果非要上幼儿园，基本都是高度市场化的，高端的，收费也都不低。
中国不同，“男女各顶半边天”，多数女人也需要出去上班的，没有人可以看护孩子；对于多数人，一个人的工资的确很难养家糊口的，于是家里就没有人带孩子了，上幼儿园成为一个基本的硬需求。建国以来很长时间里，幼儿园实际上是作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存在的（虽然当时没有这个说法）。我们各个街道，工厂都办有幼儿园，也是因为此。过去我们也是多子女家庭，老大可以带老二，老二可以带老三，甚至有很多亲戚，老人搭把手就凑合过来了。但时代不同了，80后陈为家庭主流后，大家都是独生子女，物质条件也大幅度改善，对孩子的教育与养育要求也越来越高，即便个别人是专职妈妈，有老人看护，随着择校热的传递，上幼儿园成为一个必选项。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文化与社会背景，导致中国对幼儿园阶段的教育需求，远远大于所有国家，完全成为一个刚需。但可惜的是，当年在国家的宏观政策制定上，参照西方的教育治理体系，对中国国情文化考虑较少，把这部分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刚需，排除在义务教育之外了。
在本世纪初一个阶段，上幼难成为最突出的社会矛盾，幼儿园一位难求。随后各级政府部门紧急行动，一方面鼓励社会力量进入这个领域，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开始积极介入。但受制于对幼儿园的定位限制，以及财力限制，政府以及国有体系举办幼儿园一直都是处于补充地位，而不是主流。在相关部门的勤苦努力下，经过近10年的补课，我们学前教育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幼儿园总数增至近24万，翻了一倍以上，也大幅度提前完成了各项幼教领域的指标，比如入园人数与入园率。但在这个过程中，私立幼儿园成为主导，出现了罕见的民进国退的现象。目前私立幼儿园达到15.42万，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4.30%，在园人数达到了2437万人。这也是中国所有教育阶段中，私立教育最为兴盛的部分，也是唯一一私立教育为主的部分。从满足老百姓的需求上，功不可没，但其发展过程，可以说是一个野蛮生长的过程，鱼龙混杂，逐利成为其最突出的特点：幼儿园的学杂费是我们国家所有阶段中最为昂贵的，大幅度超越一般中小学，也大幅超越大学教育。在清华大学附近的一个幼儿园，其一个月的学费几乎就是清华大学一年的学费。
虽然北大毕业的红黄蓝创始人口口声声地谈到自己创办红黄蓝最初的动因，就是为了照顾好孩子，一再强调红黄蓝幼儿园的目的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看护与教育，但事实上最近这些年红黄蓝的发展说明，她也早已背离了这一初衷。根据红黄蓝今年上市前披露的报告，截至2017年上半年，红黄蓝直营园只有80家，加盟园却高达175家，亲子园853家（直营+加盟），而亲子园据说也是以加盟为主，显然，这完全是以赤裸裸的挣钱为目的了。
学杂费高，成本低，这一高一低，让幼儿园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市场最为疯狂的板块，几乎稳赚不赔，成为资本疯狂追逐的对象，红黄蓝只是其中的代表。在资本，或者说赤裸裸的利润的追逐下，很多幼儿园在治理上，包括教师的管理上出现扭曲。幼儿园教职人员结构与其他教育阶段不同，学习为辅，养育为主，因此从从业人员硬门槛上本身就不宜制定过高。于是很多幼儿园利用这一规则，为最大程度压缩成本，雇佣了很多并不合格，也不适合从事幼教工作的人员，同时，为了最大可能降低成本，这些人也多数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从业人员素质低，工作强度大，工资又是所有老师中最低廉的，一切都是以老板说了算，很多从教者如果不调整好心态，很容易出现“撒气式的管教”，这也就是为什么频发的重要原因。
当然，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主要问题归结为师资准入不严，培训不够，相关教育部门监管不严，但现实中这些监管与监督都很难落实，屡屡出现的保姆虐待儿童的案例就是明证。学校的监管与其他领域完全不同，学校是提供教育服务的，其监管不仅是几个指标，更重要的是过程监管，但学校服务过程的监管是很难实现的，如果没有自律，这种监管是无法实现的，难不成我们给幼儿园每一个地方都安装监控?
西方的大量监管是以集体自律为基础的，是以每一个人的诚信与自律为基础的，同时伴以严格的惩处，让你不敢。这两条在我们国家都欠缺，也很难实现。因此，私立与公立幼儿园的区别就在这里，公立幼儿园从老师入门，到日常规范的执行都比较好，并非监管的好，而是性质决定了不是老板说了算，是规则。同时因为不逐利，不必逐利，更有底线。但私立幼儿园就完全不同了。
解决这一顽疾，理论上应该尽可能完善准入与过程监管，包括教师的资格认证与培训审核等，同时，严惩出现问题的幼儿园与亲子园。尤其是严惩，要大到其不敢，才能起到威慑作用，不能轻描淡写，比如关停红黄蓝，严惩负责人，包括终身严禁进入幼教行业，而不是撤换园长。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反省甚至调整在幼教上的政策定位。19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需求”变化的说法，面对如此庞大普遍的刚需怎么办？习总书记在改革时，也多次强调文化与制度自信，我觉得是时候根据国情文化调整幼教政策的定位了。幼教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的硬需求，基础需求，并非一个额外教育需求，也是目前政府财力可以承担的，政府主导，这样在一个阶段可以规避私立幼儿园极端逐利的扭曲做法，最大程度避免监管难以到位的现实矛盾。
从这个角度看，幼儿园系列事件是一个好事情，至少警示我们在教育治理上进行反省，提示我们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治理体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比如目前对中小学的治理，同样照搬英美对公立中小学的定位，事实上捆死公办中小学，放开私立，上海浙江等地最好的中小学已经变成私立的，已经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幼儿园的问题再次提醒我们，需要结合中国国情文化，制定我们的教育治理体系与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