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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再寻新方向


2018年09月17日17:58 /weekly.caixin.com

新学期伊始,原定今年启动高考改革、第三批试点中的安徽省宣布推迟行动,其他多个省份的新高考方案也迟迟未出台。同为第三批试点的江苏省,早前传出要对主流的新高考方案作出重要修订,引发舆论瞩目。即便是不久前刚公布改革方案、第二批试点中的北京市,距离原定时间表也晚了一年。全国整体进程放缓,深入改革阻力重重。

新高考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决定的作出乃是基于对高考制度的反思。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成为许多贫寒学子命运的转折点,也为40年的改革开放选拔了大批栋梁之才。但是,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拔式考试也被视为应试教育的原动力。改革高考制度,意在倒逼中国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建立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全新生态。

多年以来,在高考指挥棒下,从小学到高中,学生把大量的学习时间投入重复性应试训练,教肓偏离了应有之义,好奇心和创造力遭到扼杀。甚至在学前教育阶段,也出现了"小学化"应试化"的趋势。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创新思维不足、人文素养缺失,无法满足全球化和新经济背景下对人才的高要求。

统一考试、统一招生,是高考的核心制度。也因此,迄今为止,高考仍被公认为这块土地上最严格,最公平的选拔考试。但它也塑造和强化了"分分必争"的学习模式,学习目的无法去除功利色彩,"一刀切"的招录标准下,学生的个性受到压抑,不拘一格的"偏才""怪才"被淘汰,人才素养难以实现多元化。

要打破应试制度的封闭循环,就要建立"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招考分离"的新高考制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从2009年起就在酝酿,并参考了国外主流模式,随后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作为重要配套政策。方向已经明确。

此后,基层自发的试验悄然起步。随看一些具有"体制外"色彩的高校先后在国内落地,新的招录标准逐渐成形。宁波诺丁汉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曾经走在前面。多所大学陆续加入,招录标准从完全的自定标准招生演变为以高考成绩作为核心参考,综合素质考评为辅。浙江、广东跟进,以浙江"三位一体新高考试点为代表,新的模式受到了教肓部门的认可。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中国新高考改革总体方案浮出水面。其中,最大亮点是遵循"两依据一参考"模式,即不分文理科,依据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根据教育部最初计划,改革分四批进行:上海和浙江2014年首批启动试点;北京、山东、天津、海南四省(市)2017年跟进;2018年,安徽等19个省(市)第三批"下水";云南、甘肃、陕西等6省作为最后一批试点于2019年开始改革,全国预计2020年建立新高考制度。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用四个""字来形容改革力度:"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肓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

试点的推进却并不顺利,早在方案研讨之际,受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长蔡荣生自主招生腐败案影响,招考分离的设想未能明确落于纸面,"打破唯一高考分数线""放权高校自主设定招生标准"的意愿最终化为泡影。而建立在应试体制之上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与招生的两翼若即若离。要先与体制兼容再逐步过渡,就必须通过繁复的技术路径来衔接。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等级赋分制度。既要体现学生选课自主性,又要利用绝对的分数比拼来测评学力,方案看上去考虑周全,现实中却意外触礁。先行一步的浙江、上海试点出现了弃考物理风波,学生利用方案便利进行功利化选择,改革首遇挫折。

更深层的优虑,来自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和分配失衡。为体现兴趣导向,鼓励通识教育,方案给予学术方向选择自由,允许学生从多门课程当中进行选择,不再简单划分文理科,而是自由组合。由此,各地必须展开"走班教学",令选修相同科目的学生打破原有班级划分,形成更为细分的课程班级。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这一措施帯来的挑战令不少学校措手不及:教室不够,师资不足,而学生兴趣编班带来原有师资重新调整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能否再增加新的更为前沿、更受欢迎、更有利于学生多元发展的科目?答案是几乎不可能。对于上海或浙江等教育资源相对充裕的省份而言,现有要求已有不少学校难于应对,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大多数中西部地区而言,新政落地可以说完全不具备条件。而在此形势下强行推动改革,又势必引发新的矛盾和不公。

与此有关,各地的新高考方案与应试教育都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意图倒逼素质教育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在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面试成绩的占比安排上,均试图进行一种微妙的平衡,难以消减对高考的依赖。已有试点经验的浙沪两地均采用 "高考6门科目总分占比50%-60%" 来定义综合评价总成绩。而在第二批试点省 ()当中,山东的做法类同浙沪,北京却在占比确定上富有余地。刚刚公布的北京新高考细则中,"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 显得含糊不清,这里的"高考成绩" 是仅仅包括统一高考的"语数外",还是包含等级性考试成绩?北京在观望,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在江苏,研讨中的新高考试点方案出现走回头路苗头,却受到了舆论的赞赏。今年6月以来,江苏传言纷纷,称其将"吸取浙江教训"、采用 "3+2+1" 科目组合,强化"物化" "政史" 等固定科目,缩小自由选课空间.虽然是第三批试点省份之一,但江苏高考方案至今迟迟未下。据记者从江苏苏州多位高中教师处了解,他们已经接到学校通知,开始以 "3+2+1" 模式着手进行课程准备。如果方案得以敲定,意味着江苏将重回"文理分科"的老路 ,而这恰恰是新高考想要改变的。

此时此刻,没有谁比那些徘徊在新高考门外省份的教育主管官员更能体会,"素质教育" 这四个字是多么昂贵。

记者采访了相关言员和学者。在他们眼中,追求素质教育,从来就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选择。记者走访了最早推行新高考试点的浙江,也去了应试教育发展到登峰造极水平的"教育名城" 衡水。两个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但面对的问题并无不同。多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欠账深重,即使在发达省份浙江,投入仍嫌不足;而对于学生人格的尊重和求知欲的呵护,全国范围内部并来真正成为教育政策的终极目标。多年欠账,要如何偿还?

在广大县城,追求优质教育的努力甚至成为许多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随着农村基层教育投入日渐减少,人们"逐校而居"来到城镇,却因政府未能对教育承担必要的妻任,导致财政投入不足,支付得起的教育资源供不应求。许多收入并不丰厚的家庭甚至因公立学校学位稀缺而遭到分流,或不得不完全通过市场化供给来满足教育需求。

投入不足,惟有增加应有的投入方能弥补.教育的规律不可再受到漠视。应当重视新高考在各地遭遇困境所提示的预警信号,从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需求开始,重整改革规划。改革的方向应当坚持,但改革的路径需要重新审视。继续深化改革,当从问题的源头看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增加教育投入,尤其要对落后地区加大支持力度.而支持的方式,则应当兼容并包。

不可否认,就在"体制内"学校对开展素质教育一筹莫展之际民间的教育力量已经兴起。例如,早在五年前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就提到,各级政府虽然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实施素质教育,但中高考升学压力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因素依然发挥着影响。由于场地、设备缺乏和师资短缺等原因,一些学校难以开齐、开足课程。而与此同时,正在面对教育部门严厉整顿的民间办学培训机构,却不但吸引着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师资,更得到家长的垂青。是将其阻挡在教育体系变革的大门之外,还是以恰当的政策引导其共同参与变革,需要决策者的大智慧。

至于未来如何评估素质教育的成果,则有赖于高等院校深层次的改革。以浙江为例,此次新高考试点的综合素质评估方式,在方案中被概括为"客观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但记者通过采访浙江多所高中的师生了解到,各校的具体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不但各高校没有清晰标准,最终更是以自主招生为名,各自纷纷单独设立新的应试标准。究翼原因,在于高校行政化体制难以打破。

如何破解新高考改革的困境?尊重学生需求,各级政府增加投入,鼓励民间力量办学,建立新型公私合作关系,改革高校体制。惟有多措并举,改变应试教育的土壤,才能推动趋向素质教育的改革进一步深化,避免让学生和家长再度成为改革失败的最终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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