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伊始，原定今年启动高考改革、第三批试点中的安徽省宣布推迟行动，其他多个省份的新高考方案也迟迟未出台。同为第三批试点的江苏省，早前传出要对主流的新高考方案作出重要修订，引发舆论瞩目。即便是不久前刚公布改革方案、第二批试点中的北京市，距离原定时间表也晚了一年。全国整体进程放缓，深入改革阻力重重。
新高考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决定的作出乃是基于对高考制度的反思。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种"一考定终身"的制度成为许多贫寒学子命运的转折点，也为40年的改革开放选拔了大批栋梁之才。但是，这种单一标准的选拔式考试也被视为应试教育的原动力。改革高考制度，意在倒逼中国教育的系统性变革，建立以素质教育为核心的全新生态。
多年以来，在高考指挥棒下，从小学到高中，学生把大量的学习时间投入重复性应试训练，教肓偏离了应有之义，好奇心和创造力遭到扼杀。甚至在学前教育阶段，也出现了"小学化"应试化"的趋势。而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生的创新思维不足、人文素养缺失，无法满足全球化和新经济背景下对人才的高要求。
统一考试、统一招生，是高考的核心制度。也因此，迄今为止，高考仍被公认为这块土地上最严格，最公平的选拔考试。但它也塑造和强化了"分分必争"的学习模式，学习目的无法去除功利色彩,"一刀切"的招录标准下，学生的个性受到压抑，不拘一格的"偏才""怪才"被淘汰，人才素养难以实现多元化。
要打破应试制度的封闭循环，就要建立"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招考分离"的新高考制度。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方案从2009年起就在酝酿，并参考了国外主流模式，随后写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作为重要配套政策。方向已经明确。
此后，基层自发的试验悄然起步。随看一些具有"体制外"色彩的高校先后在国内落地，新的招录标准逐渐成形。宁波诺丁汉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曾经走在前面。多所大学陆续加入，招录标准从完全的自定标准招生演变为以高考成绩作为核心参考，综合素质考评为辅。浙江、广东跟进，以浙江"三位一体新高考试点为代表，新的模式受到了教肓部门的认可。
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出台，中国新高考改革总体方案浮出水面。其中，最大亮点是遵循"两依据一参考"模式，即不分文理科，依据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根据教育部最初计划，改革分四批进行：上海和浙江2014年首批启动试点；北京、山东、天津、海南四省（市）2017年跟进；2018年，安徽等19个省（市）第三批"下水"；云南、甘肃、陕西等6省作为最后一批试点于2019年开始改革，全国预计2020年建立新高考制度。
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用四个"最"字来形容改革力度："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的改革，是教肓综合改革中最重要、最复杂的改革。"
试点的推进却并不顺利，早在方案研讨之际，受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长蔡荣生自主招生腐败案影响，招考分离的设想未能明确落于纸面，"打破唯一高考分数线""放权高校自主设定招生标准"的意愿最终化为泡影。而建立在应试体制之上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考试与招生的两翼若即若离。要先与体制兼容再逐步过渡，就必须通过繁复的技术路径来衔接。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等级赋分制度。既要体现学生选课自主性，又要利用绝对的分数比拼来测评学力，方案看上去考虑周全，现实中却意外触礁。先行一步的浙江、上海试点出现了弃考物理风波，学生利用方案便利进行功利化选择，改革首遇挫折。
更深层的优虑，来自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和分配失衡。为体现兴趣导向，鼓励通识教育，方案给予学术方向选择自由，允许学生从多门课程当中进行选择,不再简单划分文理科，而是自由组合。由此，各地必须展开"走班教学"，令选修相同科目的学生打破原有班级划分，形成更为细分的课程班级。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这一措施帯来的挑战令不少学校措手不及：教室不够，师资不足，而学生兴趣编班带来原有师资重新调整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能否再增加新的更为前沿、更受欢迎、更有利于学生多元发展的科目？答案是几乎不可能。对于上海或浙江等教育资源相对充裕的省份而言，现有要求已有不少学校难于应对，对于经济并不发达的大多数中西部地区而言，新政落地可以说完全不具备条件。而在此形势下强行推动改革，又势必引发新的矛盾和不公。
与此有关，各地的新高考方案与应试教育都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意图倒逼素质教育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在统一高考成绩、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面试成绩的占比安排上，均试图进行一种微妙的平衡，难以消减对高考的依赖。已有试点经验的浙沪两地均采用 "高考6门科目总分占比50%-60%" 来定义综合评价总成绩。而在第二批试点省 (市 )当中，山东的做法类同浙沪，北京却在占比确定上富有余地。刚刚公布的北京新高考细则中，"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总成绩的60%" 显得含糊不清，这里的"高考成绩" 是仅仅包括统一高考的"语数外"，还是包含等级性考试成绩?北京在观望，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在江苏，研讨中的新高考试点方案出现走回头路苗头，却受到了舆论的赞赏。今年6月以来，江苏传言纷纷，称其将"吸取浙江教训"、采用 "3+2+1" 科目组合，强化"物化" 和 "政史" 等固定科目，缩小自由选课空间.虽然是第三批试点省份之一，但江苏高考方案至今迟迟未下。据记者从江苏苏州多位高中教师处了解，他们已经接到学校通知，开始以 "3+2+1" 模式着手进行课程准备。如果方案得以敲定，意味着江苏将重回"文理分科"的老路 ，而这恰恰是新高考想要改变的。
此时此刻，没有谁比那些徘徊在新高考门外省份的教育主管官员更能体会，"素质教育" 这四个字是多么昂贵。
记者采访了相关言员和学者。在他们眼中，追求素质教育，从来就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选择。记者走访了最早推行新高考试点的浙江，也去了应试教育发展到登峰造极水平的"教育名城" 衡水。两个地区虽然经济发展水平相去甚远，但面对的问题并无不同。多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欠账深重，即使在发达省份浙江，投入仍嫌不足；而对于学生人格的尊重和求知欲的呵护，全国范围内部并来真正成为教育政策的终极目标。多年欠账，要如何偿还?
在广大县城，追求优质教育的努力甚至成为许多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随着农村基层教育投入日渐减少，人们"逐校而居"来到城镇，却因政府未能对教育承担必要的妻任，导致财政投入不足，支付得起的教育资源供不应求。许多收入并不丰厚的家庭甚至因公立学校学位稀缺而遭到分流，或不得不完全通过市场化供给来满足教育需求。
投入不足，惟有增加应有的投入方能弥补.教育的规律不可再受到漠视。应当重视新高考在各地遭遇困境所提示的预警信号，从尊重每一个学生的需求开始，重整改革规划。改革的方向应当坚持，但改革的路径需要重新审视。继续深化改革，当从问题的源头看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增加教育投入，尤其要对落后地区加大支持力度.而支持的方式，则应当兼容并包。
不可否认，就在"体制内"学校对开展素质教育一筹莫展之际民间的教育力量已经兴起。例如，早在五年前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就提到，各级政府虽然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实施素质教育，但中高考升学压力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因素依然发挥着影响。由于场地、设备缺乏和师资短缺等原因，一些学校难以开齐、开足课程。而与此同时，正在面对教育部门严厉整顿的民间办学培训机构，却不但吸引着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师资，更得到家长的垂青。是将其阻挡在教育体系变革的大门之外，还是以恰当的政策引导其共同参与变革，需要决策者的大智慧。
至于未来如何评估素质教育的成果，则有赖于高等院校深层次的改革。以浙江为例，此次新高考试点的综合素质评估方式，在方案中被概括为"客观记录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情况"，但记者通过采访浙江多所高中的师生了解到，各校的具体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不但各高校没有清晰标准，最终更是以自主招生为名，各自纷纷单独设立新的应试标准。究翼原因，在于高校行政化体制难以打破。
如何破解新高考改革的困境？尊重学生需求，各级政府增加投入，鼓励民间力量办学，建立新型公私合作关系，改革高校体制。惟有多措并举，改变应试教育的土壤，才能推动趋向素质教育的改革进一步深化，避免让学生和家长再度成为改革失败的最终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