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成绩分班别校教学，合理吗｜教育
是否需要根据学生的能力进行分班教学？根据能力分班真的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吗？哪些类别的学生能够通过分班教学得到更好的成绩？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国内外教育界的重要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此取向不一
2020年8月26日，太原，某小学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学生家长到校现场监督进行均衡分班仪式。
进入9月以来，各地各级学校陆续开学，就像往年一样。但对于全国的中小学来说，这个新学期注定将会有所不同。为落实“双减”政策，新学期全国小学、初中将取消月考、联考等，仅保留期末考试和部分期中考试，也不得利用考试结果来排座位、分班。
8月30日，教育部印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其中规定：除中考之外，其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功能；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不能用于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中考之外的考试不能跟升学挂钩。
在当日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强调，新学期，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
在此之前，北京和上海分别在8月14日和24日发出通知，要求实施校内均衡编班，“不得组织任何形式的招生、分班考试，严禁划分重点班、实验班。”
可见，按考试成绩分班教学的做法如今在中国义务教育政策导向上被画上了一个大大的“×”。而这在过去数十年间的国内义务教育实践中，一直是潜规则乃至被公开置于台面上，已经令人习以为常、不以为意。
长期以来，在义务教育阶段乃至高中，按照考试成绩分级来编班乃至择校的做法沿用已久，无论是班级层面的重点班（实验班）和平行班（普通班）或更加干脆的快班与慢班等不同名目，还是学校层面的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截然二分。这种惯例更是被以“因材施教”之类的冠冕堂皇理由广为接受。
但是，这样真的合理吗？
埃里克·哈努谢克和卢德格尔·沃斯曼因曾在《国家的知识资本》一书中讨论了对教育公平已产生重大影响的三个政策，其中就包括学校分级。
书中介绍，教育系统涉及学生成绩公平性的另一个制度特征是分级，而这里的分级是指根据（表观）成绩将学生分成不同层次，安排到不同类型的学校。除了被称为分级，这样的学校安置政策也被称为分流、能力分组，或选择性（相对于综合性）教育。
“从理论上说，教育分级的作用是有争议的。”两位作者分析，根据假定的同伴效应性质，通过课程聚焦与合适的进度安排，同质的班级可能会使所有学生的学习状况达到最优，不过，如果弱势组学生过早地与更好的学生分开，他们的情况也可能会系统性变差。
他们介绍，在第一次将孩子分级到不同类型学校的年龄方面，各个国家差别很大。在大多数OECD国家，分级发生在15岁或16岁，9年级或10年级之前没有分级。相反，如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在10岁时就进行了分级。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分级得越早，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就越大，仅仅是因为按照成绩高低进行分级时的年龄不同，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相对于在学校的时间也会发生变化。”哈努谢克和沃斯曼因认为，本着这一精神，瑞典和芬兰分级改革的证据，以及荷兰和德国的其他证据表明，推迟分级可以提高公平性，并且在平均成绩水平上不会显著产生逆效应。
他们在书中也提到，非常相似的结果出现在跨国分析中，这些结果表明，年龄较小就分级会导致学生成绩不公平性增加。“虽然成绩水平的结果尚不清楚，但没有证据表明年龄较小就分级会提高成绩。相反，一些证据表明年龄较小就分级会对平均成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结论甚至在分布的顶端也成立。而且，从整个OECD国家看，家庭对成绩和收入影响的研究表明，推迟分级年龄会减轻家庭对学生成绩和后续收益的影响。因此，分级影响的国家和国际证据再一次显示，公平和较高的总体成绩水平之间不存在权衡取舍。”
上面讨论的是把学生按成绩在不同学校间分流。那么，是否需要根据学生的能力进行分班教学？根据能力分班真的可以提高学生的成绩吗？哪些类别的学生能够通过分班教学得到更好的成绩？这些问题一直是困扰国内外教育界的重要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此取向不一。
从国际上看，丹麦的中学不会根据能力进度分班，而大多数英国中小学会在不同的科目上根据学生对应科目的水平来分班教学（《牛言英伦观察|英国的孩子补课吗？》），不一而足。在印度，非政府组织伯乐林（Pratham）也倡导“按实际水平施教”，其基本思想是，在一个时期或学年的某个时段将孩子分组，不是根据他们的年龄而是根据他们掌握的知识进行分组（譬如分班、组织补习时段），然后将教学与学生的水平相匹配。（《新晋诺奖经济学得主如何关心“贫困行动”》）
而在国内，众所周知，为了保障升学率，中国大陆的初高中长期以来大都是按入学考试成绩来分班的。很多人想象不到的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很多学校在三年级和二年级就会按照语数外总分进行重新分班。
可见，按照成绩表现来分班教学并不是“中国特色”。
近些年来，国内不少地方也在不同程度上对这种习惯做法进行过纠正。比如，北京市2010年即规定所有义务教育阶段中学都必须承担小升初划片就近入学的任务，取消重点学校不接受电脑派位生的“特权”，并且强调“名校招收的派位生必须平均分班，不能单独编班”。浙江省教育厅在2013年2月1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从2013年起该省所有初中学校在招生中都不允许进行任何形式的、与入学相关的学科知识笔试和面试。其中，公办初中学校招生需做到“四严格”，即严格做到就近入学，严格做到免试入学，严格实行平行分班，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招生。此外，山西省晋中市2012年全面实现了100%电脑派位、电脑分班，消除了择校现象。
但是，直至最近这次教育部新政出台，根据考试成绩来分班教学的做法在国内一直难以根除，各地仍普遍存在。
许多人反对这种做法，一大理由是这种做法必然对重点班落选者的心理产生不好的暗示和影响，乃至使一部分人自暴自弃。一项于2008年到2017年期间进行的以上海60位左右非沪籍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对象的追踪研究显示，分班确实有造成学生厌学的情况，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不能参加中考，老师没有必要放那么多精力，学习变得不重要，一些学生也就逐渐失去学习兴趣了。（《户口的烙印：追踪60位打工者子女求学路》）甚至重点班入选者也可能因“鸡头变凤尾”或成绩排名出现下滑而承受一定心理压力。这种例子在现实中也并不少见。
不过，国外一项利用2009-2011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数据来测量辅导课班级同群效应的研究论文显示，差等生和中等生可以通过分班教学来提升他们的成绩，降低他们的退学率，这是因为通过分班教学，差等生和中等生更多地和同伴互动，也更积极地参与到教学过程中来；而分班教学对优等生并没有明显的影响。该论文的结论是，按能力分班教学有其必要，差等生和中等生尤其需要进行分班教学，因为分班教学可以提高他们的在教学中的互动和参与教学的积极性。（《分班教学能显著提高成绩吗？》）
而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与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等人于2005年在肯尼亚开展的一项早期多干预实验显示，分班教育能让教师根据学生的不同需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使所有样本学生都获得了好处，其中，快班里垫底的学生和慢班里拔尖的学生从分班教育中获得的收益相当。（《比较|诺奖得主如何理解发展与减贫》）
总之，在是否按成绩分级教学上，人们意见不一，各国选择不同，似乎均有其理据，而这种选择的最终效果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逐渐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