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职分流，各国选择因何不同

普职分流，各国选择因何不同｜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办好职业教育，使之更具吸引力

      近年来，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连年下滑。实施多年的“中职免费”政策，也难挽中职教育颓势。2020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627.56万人，在校生1628.14万人，较10年前中职在校生规模减少约610万人，与普高间的差距逐年拉大。

普职分流是中国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但是，国内职业教育因为教学质量不高、其学历在社会上受歧视等原因，一直以来备受诟病，而职校学生更易被贴上学业竞争失败者的标签，所以职业教育往往成为广大家长、学生最不愿意接受乃至极力避免的选择，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校外培训的“军备竞赛”。

近年来，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连年下滑。实施多年的“中职免费”政策，也难挽中职教育颓势。2020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627.56万人，在校生1628.14万人，较10年前中职在校生规模减少约610万人，与普高间的差距逐年拉大。为此，各地力推普职分流，严查民办学校违规扩大招生，使中职招生人数出现一定回升。但在政策压力之下，“双重学籍”问题又开始凸显出来。各地中职双重学籍再遭严查 “吃空饷”现象，屡禁不止。

与此同时，作为教育真正需求方的学生和家长并不买账，仍然“挤破头”要进普高。2020年9月，湖南怀化清退近800名高一新生，强行分流至其他中职学校，引发热议。在此之前，2018年7月，北京市西城区也爆发了近千名家长拒绝孩子读职高的风波。

当前，各地普职比苦乐不均。在多年来“普职比大体相当”、发展职业教育的基本政策下，江苏、浙江、上海等省份普职比已基本达到“大体相当”，而北京中职招生比例常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1年中考拟定普职比仍近7：3。其中北京8万余初中生参加新中考 中职招生仍难。

在职业教育发展上，国内大致如此，再看看发达国家情况如何。在不少国人的印象中，德国的职业教育一直发展较好，并常被作为中国需要学习的对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英国的教育也在中学时进行分流，近年职业教育和学徒制更是成了香饽饽；而新加坡更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在小学和中学实行分流制度，提倡因材施教。不过，2019年，新加坡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宣布中学分流制度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科目分班制。

无论是大多数发达经济体，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很关注年轻工人从学校到工作过渡的难易程度，而通过职业教育项目和公司实习将学生更紧密地与工作结合起来，就成为各国比较普遍的政策选择。

斯坦福大学教授埃里克·哈努谢克和慕尼黑大学教授卢德格尔·沃斯曼因曾在《国家的知识资本》一书中分析了不同国家在职业教育上的不同选择及其动因。该书介绍，实际上，很多国家在向工作过渡的重点上采取了有根本性差异的教育结构。据两位作者分析，美国基本上消除了中学教育中职业教育的单独分类，这是基于一个隐性的观点，即特定的技能过时太快，需要培养人们适应新技术的能力；然而，以德国“双元制”为代表的许多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学教育中就提供了广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有时通过实习直接进入产业中去。

对于这一区别，克鲁格和库玛(Krueger and Kumar)曾在2004年撰文提出，倾向于发展职业教育而不是通识教育，可能是导致欧洲和美国之间增长率差异的根本原因。

在哈努谢克和沃斯曼因看来，目前，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大多数争论都是关注职业教育是否能够有效促进青年人从学校向工作过渡，但要说职业教育比学历教育在促进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方面更有优势，现有研究并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哪怕是在最初进入阶段，也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快速的技术和结构变化如果导致工人掌握的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下降，那么这些人在较大年龄时就业或是再就业可能更加困难。事实上，我们的实证分析表明，如果接受职业教育的人很难适应伴随经济增长而发生的技术变化，那么在一生的后期可能会遭受就业上的明确损失。”

那么，学校课程应该更倾向于以通识和学术为导向，还是更倾向于以职业和特定工作所需技能为导向？两位作者认为，从理论上讲，课程的主题与分级年龄的主题完全不同：年龄较小和年龄较大的分级都可以包括不同节奏的通识课程或是通识和职业课程的差异；但是，在实践中，真正的职业课程通常在10年级或11年级之前不会被推出，所以课程重点与4年级到10年级间初中学校体系是否分级完全无关。“然而，在实践中，两者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不同的学校能有效地提供不同的课程内容和课程广度。”

他们还强调，由于职业培训往往倾向于迎合成就谱中的低端人群，这将会带来对公平的长期影响的进一步担心。此外，从跨代的角度来看——可能部分与较小年龄分级有关——教育类型通常与家庭背景有关：来自较贫困家庭的孩子往往最终选择职业课程，来自较富裕家庭的孩子往往选择通识课程。“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主题很少与公平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但我们认为这些联系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当然，在目前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需要通过竞争来优化分配而中高考还是选拔性考试的发展阶段，普职分流对于中国来说是顺理成章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办好职业教育，使之更具吸引力。

目前社会上比较公认的看法是，国内职业教育特别是中职教育质量仍待提高，社会上“职校招收低分生”的观念一直难以扭转。实施多年的“中职免费”政策，甚至产生了“中职质量不好所以免费”的负面效果。

发展职业教育，在保障经费充足的同时，职校的师资建设也需要加快跟上。2020年，全国中职招生增加44.3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2.38%，较上一年再提升0.68%。但年内，中职专任教师数量仅增长1.45万人，导致生师比从2019年的18.94:1扩大至19.54:1，仍远高于普通高中的12.90:1。而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和社会地位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有必要调整以普职分离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的战略，推进普职融合，同时仍需从根本上改革教育评价体系。

今年6月初，《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备受关注。这也是该法自1996年施行以来首次大修。承认，对中国职业教育的规律和特质，还普遍认识不足，因此，域外经验值得借鉴。德国是“普职分流”的代表性国家，超过半数学生会主动选择职业学校，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没有高低之分，背后有一整套完善的教育双轨通融机制、校企合作、法律保障以及社会文化。欧洲一些专业学校，学制比普通大学少一年，但学费反而更高，就业后工资待遇更好。这一切是怎么形成的，需要我们细致考察和研究。

目前，国内一些先进地区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开始探索职业教育发展新思路。近两个月前，《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建设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促进职业教育高端发展，建立健全理论学习和实践教育相结合的职业教育机制，扩大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开展校企联合培养试点。市、区教育部门应当在中职学校探索开办综合高中班的基础上，建立普通高中与中职学校课程互选、学分互认和学籍互转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