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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教育评价谁说了算?


2021年11月14日11:05

占高中教育半壁江山的中职教育质量低下,各界力图扭转颓态,发力点何在?研究显示,从市场需求出发,以学生水平为导向评估学校将有所作为。

“没有选择的选择”

  三年前,河南省洛阳市,15岁的王婷婷正处在人生一个转折点上。

  刚刚落幕的中考,她出师不利,成绩低于划定的普通高中分数线。像她这样的学生大约占全部初中毕业生人数的一半。

  无奈之下,她将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学校(下称中职)求学。但如何选择一所好中职,成为她面对的难题。

  洛阳市共有70余所中职,其中不乏拥有“示范校”“特色校”等官方头衔的学校,也有地方给予的星级评定。但这些都不如普通高中的升学率更有说服力。洛阳市一所中职的校长表示,中职专业多,而且多元化,业内人都说不上来哪所中职好。记者询问了多位中职学生,大多数学生表示,选择学校时主要靠熟人推荐。

  在亲友的推荐下,王婷婷最终选择了一所旅游职业学校,就读计算机专业。她坦言“离家近是很重要的原因”。

  洛阳旅游学校高二学生李宇强也说:“几个职高水平都差不多,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基本是离家近、同学抱团去。”

  这种尴尬境地的背后,是中国中等职业教育质量普遍低下的现实。

  中等职业教育是在高中教育阶段进行的职业教育,具体形态包括“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级中学”“技工学校”等。近年,在中国接受中职教育的学生人数基本与普通高中相当。

  在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末的衰落后,新世纪以来,中职教育规模不断扩张,但整体质量低下。近几年,中职学校不断撤并,提升教育质量被作为关注重点。

  为控制质量,教育部门定期对中职开展全面评估,但专家认为,这类评估多关注硬性指标,只看“投入”,鲜问“产出”,主要以学校的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师生比等作为考量。而一项研究表明,以学生发展水平为导向的评价体系,对中职教育质量的提升或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2014年起,一项大规模随机干预试验在河南省7个地级市、118所中职的计算机专业和数控专业展开。研究团队在干预组学校建立了以学生发展水平为导向的学校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干预约半年后,数据显示,干预组学校学生的专业知识、文化基础知识的增长,相比对照组分别提高了55%34%,辍学率降低了15%

  这项研究由农村教育行动计划(下称REAP)实施。REAP由中国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和美国斯坦福大学等机构联合发起成立,是一个科研机构、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府部门等共同合作的、开放式政策行动联合体。

  河南省教育部门官员由此受到启发。河南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副处长史文生在思考:能不能创建几个简明但关键的指标,并落实为行动,能更确定地评价中职质量,并促其提升?

中职质量沉疴

  三年过去了,王婷婷班上的同学从最初的35人减至29人,辍学率约为17%。辍学率高是中职教育质量问题的一个侧面。

  一直以来,中职教育质量饱受诟病。REAP成员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教授罗思高(Scott Rozelle)在走访了百余所中职后,对记者说:“中国的中职成了一个高中阶段的托儿所。”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在《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经验与规律》一文中归纳称,1999-2002年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下滑期。在这一时期,中职教育占整个高中阶段教育的比例,从1998年的58%下滑至2002年的38%

  从2000年开始,中国普通劳动力工资上涨迅速,许多工厂陆续外迁。随着产业升级、经济转型,中国需要大量职业技术人才,加大职业教育的思路由此逐渐成型。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文件要求,到2010年全国中职的招生人数达到800万,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致相当。此后,这一要求在每年涉及中职教育的中央文件中多次被重申。依据2011年相关文件定义,“大体相当”的底线为中职占招生总人数的45%

  2005-2007年,三年间,中国的中职教育每年以超过15%的速度“扩招”,在校生规模大为扩张。2008年,全国中职学校招生812.11万人,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49.1%

  多位中职管理者告诉财新记者,201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内,职教过于追求“量”的增长,忽视了“质”的建设。实习乱象即为一例。某中职校长告诉财新记者,约在2009年前后,“顶岗实习”出现过一些问题,比如,学生只上了一学期课就去工厂实习,成为廉价劳动力。

  而且,官方大力推动的校企合作整体规模很小。“不上档次的企业,违规多”,“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很普遍”,一位参与中职调研的学者称。

  2014年,记者曾就中职面临的普遍问题进行报道。报道称,中职普遍存在招生混乱、课程开设缺乏科学依据和规则、实习混乱等问题,直接导致中职辍学率居高不下,学生学习能力不进反退。

  在上述报道中,REAP曾测算,全国至少220万名中职学生在一年级辍学。2114万名中职学生平均辍学率10.7%。西部61%的中职学生在毕业前离开学校。REAP随机抽取陕西、浙江两省超过1万名的中职学生及普高学生,在高一年级开始和结束时,对他们进行数学标准化测试。最后发现,在数学能力上,中职学生的分数不仅与普高学生拉开差距,而且和自己入学时相比还在退步。

  2015年年底,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约有15%的学校,只能勉强维持学校生存,教育质量差,无法开办合格的课程。

  由于中职学生多数为应试教育的“失利者”,不少学校对他们怀有偏见。调查发现,师生关系不融洽,有36.8%的中职学生认为教师对自己不关心,有孤独感,负面情绪无法得到排解;有的校长甚至称自己的学生是“社会渣滓”。有10.9%的中职学生有过辍学的想法。该调查从201312月进行至20146月,调查问卷覆盖了全国669所中职。

  为了争抢生源,有些中职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在招生过程中,采取了不正当的竞争行为。报告举例称,有的县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强行为学生注册中职学籍;有的学校让每个教师承包招生任务,并给输送学生的初中学校和初中教师支付“奖励”。

  “据粗略统计,每招一个学生,加上公办学校出差、宣传费用和给初中学校的奖励,生均成本为200-1000元,民办学校的平均成本为600-2500元,几乎相当于半年或一年的学费。”上述报告称。

  另一个现实是,中职学生的就业力较弱。上述调查数据显示,2013年,中职毕业生入职起薪平均为每月2221元。中职学生的对口就业率平均仅为41.2%,就业稳定性较差。

  业内人士表示,直到近几年内,中职教育才开始注重质量的提升。

  中职的就学人数也连年下滑。自2009年起,全国中职招生人数占全体招生人数的比例连续五年下滑,由51.12%下滑至43.76%;中职在校生人数则在2010年达到顶峰,为2238.5万人,此后连续四年下降,到2014年仅剩1755.28万人。

  根据2015年教育部发布的《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4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为1755.28万人,占全国高中阶段就学总人数的42.09%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田志磊等人在《中职教育困境与出路》一文中表示,2012年的中职免费政策是一剂强心针,扭转了中西部地区中职教育招生下滑的势头。据教育部在20146月所发布的官方数据显示,目前中职学校中享受免学费待遇的人数,已占中职在校生全体人数的91.5%

  田志磊等人称,伴随中职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招有新生的中职数量不断减少,校均规模大幅提升,现存中职学校的生存境况正在改善。

  不少中职管理者对此趋势表示认同,但同时表示,由于中职教育底子差,现状难以乐观。一位学者在2013年走访中职时发现,“学生们都像是在闹着玩”,“一学年辍学率就能达到10%”。

政府眼中的“好学校”

  近年来,为控制中职教育质量,各级教育部门对中职进行了各类质量评估。

  “漫长而复杂”,洛阳旅游学校副校长李淑珍回忆起几年一次评估,不由缩紧眉头。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几个月时间里,办公室里随处可见“摞得高高的A4纸”,都是为评估需要准备的材料。

  在政府的评估体系、遴选标准下,一批中职被冠以“示范校”等名号,或成为政策倾斜的重点发展学校。业界人士称,这些学校都有明显的特质——“看起来很好”,即拥有漂亮的校舍、开阔的校园、昂贵的机器。

  专家认为,政府对中职的评估过多地关注外在因素。史文生表示,目前由中央推动开展的中职评估主要有两个:一是教育部在教育系统内推动的“教学诊断与改进工作”(下称诊改)。相关文件显示,诊改包含99个诊断点,其中大量关注学校的规模、师资等条件,例如“在校生总数”“师资队伍数量”“学校占地面积”“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比例”等。

  另一项是国务院教育督导办实施的“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评估内容涉及基本办学条件、师资队伍、课程与教学、校企合作、学生发展和办学效益,共19项指标。例如,基本办学条件方面,主要考察学校年生均财政拨款水平、教学仪器设备配置、校舍及信息化教学条件。

  史文生表示,教育部门认为,诊改是从教育系统内部看职教,目标是建立中职质量保障体系;后者由督导办推动,是以第三方角度教育部门从外部看职教,意在综合反映出中职的办学能力水平。他认为,目前教育部门主导的评估没有聚焦于学校的“产品”即学生,而是更多关注于教学条件、教学能力等,没有构建大家真正认可的教学质量标准。

  河南省某省属中职学校教务主任较为认可教育部门评估,她认为,“作为常态化的任务,政府主导的评估条目明晰,易操作,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具有指导意义”,“在没有第三方的情况下,这样的评估工作是一个导向。”

  但很多人也认为此存在诸多弊病。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副教授易红梅称,国家对中职的评估指标多以“投入”为导向,看一所中职的办学规模、办学条件、师生比等等,忽视对学生发展的评估。而根据国际经验,“投入大小和学生发展不一定有因果关系”。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刘志文表示,政府的评估多关注硬性指标,对一些软性指标,如教学质量、学校文化、学校与企业对接程度等难以评价,“但这块恰恰很重要”。

  政府评价难逃“管办评一体化”的魔咒。出于管理目的,政府评价与学校是否能获得政策支持,乃至生死存亡息息相关,因而催生了“造假、形式主义”等问题。以诊改为例,诊改相关要求规定,对于“属于诊改实施范围,但三年内仍达不到抽样复核条件的学校”,将“停止其招生资格”。

  史文生亦坦承,虽说是管办评分离,但伴随着对应的政策,激励或惩罚。学校肯定想争取好成绩,得到对应的政策。在初始阶段,可能会有一些措施,也可能制造一定的水分。

  此外,刘志文认为,政府对学校的质量评估是自上而下的,对于用人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学生,这种评价体系“设计不出来”。

  为了集中力量建设一批优质中职,2010,中央政府投资100亿元,启动了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计划,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评选“示范校”,给予政策及资金倾斜。

  该项遴选有一些量化条件,以2012年的文件要求为例,如校园占地面积一般不少于100亩,建筑面积一般不少于7万平方米;设备总值不低于1500万元(生均5000元);“双师型”教师占专任专业课教师的80%以上;专任教师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占90%以上,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的占5%以上,正式聘任高级职称的占25%以上等等。

  政府评价出的“优质学校”实际情况如何?REAP成员、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李桂荣等人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示范校相比非示范校在规模和投入上有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在教育产出上——即学生能力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别。

  这篇发表于2016年第1期《教育与经济》的论文,名为《中职示范学校育人质量的抽样调查与试点评估》。论文对河南省118所中职(其中21所为国家级示范校)的调研显示,基于专项资助,示范学校具有明显的资源优势。

  例如,从财力资源看,示范校比非示范校年生均经费多3018元,但评估学生发展时,示范学校没有群体性的质量优势。例如,在省级技能大赛中,示范校生均获奖数没有显著优势,学业成就也没有任何优势。在吃苦耐劳品质、辍学率、不良行为、网瘾等方面,示范校和非示范校学生之间均不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

  对于学生来说,评估只是老师的一项工作。洛阳旅游学校高三毕业生方兴田说,教育部门的评估老师对同学说过,但“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以学生评价学校

  在政府评估之外,一套由研究机构建立的评估体系,是另一种结果。

  李桂荣透露,REAP识别的好学校和政府的评价不吻合。“它认定出来的,不是一眼能看出来是最好的学校”。这些学校规模或大或小,有公办也有民办,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的学生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发展水平得到了真实的提升。

  与政府评估大费周章不同,该评估主要是在教室评估学生。李桂荣介绍,评估主要使用测试卷和问卷形式。测试卷包括文化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测试,只针对学生;问卷则分别面向学生、老师、校长、学校,各有不同。

  具体而言,评估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学生发展水平评估,包括专业知识、文化基础知识,以及非认知能力。具体指标包括专业知识是否及格、专业知识进步幅度、文化基础知识是否及格、文化基础知识进步幅度、辍学率、非认知能力。其中,前四项由测试卷成绩体现;辍学通过对学生进行追踪调研来记录;非认知能力通过专业心理学量表测量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和责任心等。

  第二,学生实习情况评估。具体指标包括顶岗实习最低年龄、实习指导教师制度、安全和保障、实习费用、是否委托中介等,主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企业的相关要求制定。

  20145月,REAP118所中职学校对约1.2万名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评估,作为基线调研。依据基线数据,将118所中职随机分为总体特征大体相当的两组: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59所学校。201410月,REAP联合河南省教育厅召开干预组校长会议,将上述评估指标对干预组学校校长做了解释和说明。时隔半年,20154月,REAP进行了第一轮评估调研,考察了干预后的结果。一年后,20165月,进行了第二轮评估。

  对比20154月与201410月的数据,结果显示,将试验组的59所学校作为整体,学生的专业知识、文化基础知识的增长相比对照组分别提高了55%34%,辍学率降低15%。第二轮评估的数据还未处理完毕,但该调研的负责人之一易红梅表示,初步显示与第一轮评估结果基本一致。

  为何会有这么明显的改变?REAP成员将其总结为“政府支持,有效激励和评价的导向作用”。

  李桂荣表示,调研初期,REAP“借政府的东风”,由河南省教育厅召集试验组学校负责人召开动员会,使得学校较为重视此次调研。

  其次,REAP将评估数据与基线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综合评定70分以上的学校,都会被认定为“2016年度质量优秀”学校。被认定为优秀后,学校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与企业合作的机会,并赢得政府的相关奖励。

  例如,所有“质量优秀”学校的名单将会送达全球电子行业公民联盟(下称EICC,并协助这些“质优”学校与EICC成员企业建立正式的校企合作关系;所有学校的“评估报告”将会送达省教育厅职成教处,供政府参考,认定结果会作为学校未来申请政府项目时的参考。

  干预组学校之一河南经济技术中等职业学校副校长孙全宝表示,在干预项目过程中,学校会加强测评内容的教学工作。“比如要考数学,我们会问学生评估都问了点啥,再给老师提要求;有的课学生说没兴趣,就需要提醒老师。”

  上述某省属中职学校教务主任表示:“人才培养质量评估与提升促使学校在课程体系设置上有所改革,我校在原有的素质课程基础上,增开了心理与健康、音乐欣赏、书法等课程,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此外,对教师课堂规范执行情况加大了督查力度,教学秩序较以前有了进一步规范。“以前一天查一次,现在查三次”。

  然而,李桂荣坦陈,作为研究项目,“有一些学校不当回事,甚至对我们是排斥的”。即便如此,在干预力量有限的情况下,数据显示出了显著的干预效果,说明质量评估体系对学校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

  据李淑珍介绍,洛阳市教育局从2006年开始,进行全市中职生语文、德育、计算机统考,河南省教育厅从2014年开始,每年12月组织中职生文化课在线统考,主要有语文、数学、英语、德育和计算机5门课程;每年5月进行专业技能质量检测,包括4门核心技能实操考试,检测结果与学生毕业证挂钩。

  李淑珍表示,现有对学生的评估多是任课老师说了算,“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现象普遍存在。“而官方一走统考,就容易走偏,又是普高那一套,变成死记硬背,无法考核企业最看重的工作态度、工匠精神、责任心和实操水平,最终流于形式的多”。她还表示,专业技能的统考由于场地、设备等原因难以统一组织,目前,还是在本校由专业教师测评,难以保障结果的公正客观。

  李淑珍称,学校迫切需要第三方评价。“我们也缺少这个工具,并且希望用它来评价老师,这是很好的鞭策。”

  归根结底,教学评价环节是焦点。李淑珍期待,在质量评估体系的约束和激励下,老师们能“不用扬鞭自奋蹄”,哪怕教学方法不同、侧重点各异,但落脚点是一样的:促进学生成长,为中职生的未来更出彩打下基础。

  史文生表示,评估的核心目的是为了推动提高质量。评价一个评估体系优劣,要看“谁更接近质量,谁就更有生命力”。他说,现在对质量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质量意味着“满足客户需求”,一种则认为是已有培养目标的达成度,质量意味着“达标或者接近设计标准的程度”。他认为,无论是目标论,还是需求论,重在质量。在中职教育领域,他更认可的质量,是“学生的能力、素质”。

纳入雇主需求

  专家指出,REAP的调研中使用的评估体系指标仍有缺陷。河南新乡技师学院副院长赵金周表示,由于中职的多数课程主要以技能培训为核心,动手操作能力应纳入评估体系。

  对此,易红梅表示,动手技能的评估很重要。书面测试中可尽量包含操作题型,但真正大规模地开展动手操作的测评很难,需要进一步探索。她同时认为,当前中职教育的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解决眼前劳动力短缺问题,要立足长远,帮助中职生掌握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能力。

  刘志文表示,REAP采用的现有指标“还比较含糊,没有大范围的、专业机构的认可度”。他表示,建立质量认证体系存在一个根本难点,即培养学生和生产产品不一样,很难用固定的标准检测。有时,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不是短期能看出来的。

  由此,刘志文推崇行业认证机构参与指标的建立,体现用户需求,以企业的用人标准来考量,学生应具备哪些素质。“这些回过头来影响中职的课程变化,可以起到推进作用。”

  中职毕业生的就业层次多集中在中小企业,但目前这部分企业的声音仍难以传达。

  据田志磊的研究,地方政府提供中职教育资源的意愿,来源于三个不同的因素:上级政府考核、本地产业劳动力需求、居民教育需求。但本地产业的劳动力需求主要反映产业集群、大企业和招商引资项目的用人需求;本地中小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则较难起到直接影响作用。而居民教育需求更难以直接影响地方政府提供职业教育资源的意愿。

  目前的中职教育界,颇为推崇职教根基深厚的德国模式。德国政府在整个职教体系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行业协会产业人才的需求预测由行业协会执行,行业协会还参与职校招生规划的制定、学生职业资格的评定,并和学校共同承担联合培养职责。但是,反观中国,行业协会作为官办机构在行业中几同虚设。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教授刘明兴和田志磊合著的文章《探寻中职教育发展背后的逻辑》指出,在中国的中职教育领域,市场的需求——不管是行业企业的用人需求,还是老百姓孩子的就学需求——往往是通过政府的“看得见的手”,特别是教育行政系统的政策和措施来发挥作用。而政府如何看待市场需求,以及政府调控和市场调控之间的冲突和协调至关重要。但在现实中,市场机制不畅(尤其是学校质量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十分严重。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即指出:“当前职业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结构不尽合理,质量有待提高,办学条件薄弱,体制机制不畅。”

  上述合著文章表示,改变中职的现状,需要“促进具有公信力的、兼顾教育规律和市场需求的职业院校教育评价,加快推进中职学校教育质量信息的有效传递”。

  无论政府、学校、企业,还是家庭,都不应忘记:评估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近2000万名中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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