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镇西：“双减”后不合理负担增加，教师也待减负

李镇西：“双减”后不合理负担增加，教师也待减负

调查发现，“双减”给教师工作带来的变化，最多的是工作时间延长、影响个人生活，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幸福感降低；“双减”实施后，家长更焦虑，家校沟通变得更困难。

李镇西强调，学生的减负不能以教师不合理负担的增加为代价。

    “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的减负意味着教师必然的增负，没有教师的增负，就没有学生的减负。可能有的老师不太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个常识。”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李镇西表示，教师应该有一些必要甚至必须的“负担”，如研究学生、研究教学（教材、教法、学法、作业、考试评价），还有谈心、家访、阅读、写作，等等。但他同时强调，学生的减负不能以教师不合理负担的增加为代价。

李镇西是在12月4日举行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八届年会上作出这番表述的。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正式出台、力度颇大，各地教育部门纷纷跟进，国内教育领域一时迎来剧变。

李镇西曾在2017年做过一个调查。他发现，教师们的时间和精力大部分消耗在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应付材料、迎不完的各种检查验收等方面，比如节水档案、安全交通、食品安全、病媒生物防治等等上级部门派的任务；受访教师表示每天没有足够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育任务准备（备课）的比例有52.6%，而每天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基本教学任务的仅有十分之一，其他十分之九的教师要靠“挤时间”来完成。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

如今，中小学教师负担情况如何？李镇西近日又进行了为期3天的问卷调查，共计收到调查样本总数为6653份，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区）。其中，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教师，主要来自江苏、广东、河南、四川、山东、浙江、湖南、甘肃、陕西，占比达69.8％。

调查发现，教师负担的来源主要包括：从专业类方面来看，教师面临的学生成绩（升学率、平均分、优秀率等）考评、班级管理考评、作业批改和教案检查、教学设计与教学研究考核等方面的压力仍然是教师的最大负担；从行政类方面来看，教师的压力集中于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绩效考评以及非本职工作执勤，包括干部作风、同事沟通、评优评先（绩效考评）、非本职工作执勤以及校领导应酬陪同等具体方面；在事业发展类负担中，较之教师的学历提升与进修，教师的职称评聘成为更关注的焦点；而在社会事务类负担中，教师的非教育性社会事务与政府部门检查占比明显高于家校沟通占比。另外，从时间方面来看，教师们的负担主要来源于节假日上班、开会或其他组织活动，以及非正常教学时间内的早晚自习。

关于“双减”政策对学生的影响，调查发现，从教师的视角出发，从学生作业情况来看，学生的作业量没有太多变化，而在学生放学时间以及教师下班时间方面，下午18:00放学以及20:30放学成为主要的放学时段，教师下班时间也相对应集中于18：00-20：00。“而这也给作业的质量造成一定影响：“双减”政策下学生作业数量不但没有减下来，教师对于作业研究的时间也相对较少，作业的质量也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调查还发现，“双减”之后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中，课后作业辅导占了大部分。同时，教师们所在的学校提供课后服务的时间段集中在延时服务和晚自习，而课后服务的承担者主要是语文、数学、英语的教师。

调查也发现，“双减”给教师的工作带来的变化，最多的是工作时间延长、影响个人生活，工作压力增大、职业幸福感降低，等等；“双减”实施后，家长更焦虑，使得家校沟通变得更困难。“‘双减’之下，学生在校时间变长，教师‘增负’，家长‘减负’，家校沟通的时间也因为教师负担过重而大幅减少。显而易见，家长的责任意识与教育能力也随之下降。长此以往，家庭教育现状令人堪忧。”李镇西说。

在李镇西看来，在应试教育的大前提下，家长不愿意简单的“双减”，而学校落实“双减”的过程中增加了教师负担。

“只有减轻已有的不合理负担，才能够真正把减负落到实处。”李镇西建议：

第一，减少种种非教学工作。“教师只干与教育教学有关的业务，不被动接受来自于其他各个机构的摊派、指派、分配；不干或少干与教育教学不大相关的禁毒、卫生、低保、扶贫、医疗保险、学贫险、交通、创城等工作的排查、摸底、执行、督查、管控等任务。”

第二，减少各级各类评估、检查、验收、表格、APP等等，“如果大幅度减少这些评比、考核，老师会有更多的从事本职工作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