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饭碗”能成大学生就业避风港吗？

“铁饭碗”能成大学生就业避风港吗？｜教育观察

青年调查失业率突出，大学生正成为“公考”主力

 “大学生求职求稳心态在增强，从个人看是理性选择，但从社会层面，这达到了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吗？”多年从事大学生就业研究的张成刚提出疑问。

11月末，2022年国考笔试正式落下帷幕。北京某高校的李珊（化名）走出考场后不敢放松，马不停蹄赶回图书馆，投入12月12日北京省考、1月3日广东省考的准备中。李珊身边的同学大多和她一样，连报多场公务员考试，整个“秋招”季都奔走在不同考场之间。

在国考报名过审数突破200万，连年创新高之际，青年、尤其是青年大学生，正成为“公考”主力：2022年度国考中，近67%的岗位仅向应届毕业生开放；“中公、华图、导氮等公务员培训机构的讲座海报，在学校随处可见，‘公益’线上讲座一场接一场”李珊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在大学图书馆中惊讶地发现，学生书桌上“不是考研教材，就是考公资料”。

越来越多大学生追逐“公门”的另一面，是巨大的就业压力：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随着经济下行，就业市场收缩，“大学生就业难”连年更甚。统计局数据显示，近期16-24岁青年调查失业率明显高于城镇调查失业率，而20-24岁大专及以上人员调查失业率更高。

曾被视为“清水衙门”“养老部门”的文联、妇联等体制内单位，如今也因解决编制户口、工作稳定，成大学生就业的“优选”甚至“首选”。国考考录比从2003年的16：1一路攀升至2022年的46：1。“目前学校的氛围是，除了读博或当老师的，大部分都在准备考公，大家都把它当成一个选择。”一名双一流高校研三学生告诉记者。

疫情阴影下，韩国、英国、印度多国政府公职热度也呈上扬势态。据韩国统计厅数据，2021年5月的求职青年（85.09万人）中，三成以上都在备考公务员（32.4%），较前一年增加4.1个百分点。High Flier2020年11月调查则显示，希望从事公职的英国学生达57%，高于两年前的41%。

“大学生求职求稳心态在增强，从个人看是理性选择，但从社会层面，这达到了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吗？”多年从事大学生就业研究的张成刚提出疑问。

青年人涌入体制，传递什么信号？“铁饭碗”能成为大学生就业“避风港”吗？

大学生为何涌入体制内

从第一封简历投递至今，李娜（化名）已联络不下20家单位，尚未收到任何面试通知。步入12月，大部分企业“秋招”已进尾声，没有保底offer的她，只能每天泡图书馆刷题，把赌注押在公务员考试上。

除疫情阴影外，教育、地产等行业剧变，让今年就业“难上加难”：“双减”下，曾吸纳大量应届生的校外教培行业步入寒冬，预计带动百万量级的青年就业人口变化。房地产业行业趋势性下行，导致房地产销售与中介行业就业收缩。而金融业、法律业等传统热门行业，就业比例更呈逐年下降态势。

“市场上高质量岗位不足，某些行业甚至有缩减。”张成刚观察到。高质量岗位，即提供稳定薪酬、能建立长期雇佣关系、且具备良好职业预期的岗位；现状是，企业更青睐已具经验的“熟练工”，“越来越不愿意培养人才”。“我2009年跳槽到互联网时，只需具备60分的水平；现在一个应届生想进来，则需要90分，谁行谁上，不行就走。”某互联网企业管理人员告诉记者。

就业市场劳资关系恶化，是青年学生转向体制的重要推力。互联网大厂“996”“007”的争议不断，外卖、网约车等“零工经济”下劳动者权利保护仍呈空白，各行业层出不穷的裁员、降薪消息，更加剧求职者焦虑，“畏惧市场”的心态在学生中蔓延。

浙江某二本院校的小阮（化名）2019年毕业后，直接选择放弃就业，回老家脱产备考，宿舍另外三人也走向“考公”道路。两年多来，从国考、省考、事业单位，到人民银行、军队文职和烟草企业，她已累计参加大大小小十多次考试，均未能如愿上岸。“应届生身份可以保留3年，应届生可报的岗位也更多，今年再试最后一次。”小阮说。

    同属儒家文化圈，韩国提供了“公考热”的又一样本：据韩国统计厅数据，2021年5月韩国求职青年（85.09万人）中，三成以上都在备考公务员（32.4%），较去年增加4.1个百分点。首尔市1号线鹭粱津站附近已出现“公考补习街”，日本NHK曾报道，补习街1平方公里内，集聚了50多家辅导机构，每年有约4万公考生租住在周边院不足5平方米的隔间里奋战公考。因竞争激烈，不少考生备考周期长达2—3年，每天学习12小时以上。

学生“毕业不就业”，正成为高校最苦恼的事。张成刚观察到，高校“慢就业”——学生考研未成功或没找好工作而暂不就业的比例在上升，“北京大学生中这一比例在10%左右，其它地区可能更高”。据智联招聘《2021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样本内56.9%的应届生选择毕业后就业，较2020年收缩18.9个百分点；而选择自由职业和慢就业的同比上升，分别为15.8%和12.8%。

体制能成“避风港”吗？

2020年之后，受疫情与经济双重冲击，大学生“保就业”成为政府工作重中之重。为稳就业，政府扩大体制倾斜，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国企、央企等大举措提升应届毕业生招录指标。

数据显示，“国考”近年仅面向应届生招录的人数，由2019年度的39.17%，上升至2022年度的67.3%。为促进高校毕业生早就业、稳就业，各省于今年提前启动公务员招录工作，云南、辽宁省考仅限应届毕业生的招录数均超总量的45%。

2020年2月下旬后，国务院国资委接连印发通知，要求各中央企业“迎难而上、顶压前行”，确保“2020年新吸纳就业人员总数不低于2019年”。上海市政府更是明确，市属和区属国企不低于50%的招录比例、事业单位不低于70%的招录比例对高校毕业生定向开放。国家电网2020年内招聘签约2.3万应届毕业生，比2019年增加4600人，同比增长25%。

而在事业单位环节，除“特岗教师”“三支一扶”等面向青年学生的基层岗位继续扩招外，各地还对就业困难的毕业生增设了社区网格员、协管员等公益性岗位。如贵州提出，将开发设置公益性岗位2万个，其中1万个按规定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1万个由各级地方财政保障。

强力的政策倾斜下，体制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大学生就业？多名专家向记者担忧，体制“扩容”或已现顶，整体参与的边际成本正在增加。

“拿体制‘保就业’，和这些年国企减员增效、事业单位集约缩编等改革方向，是存在紧张的。”一名高校教育研究学者称。有内部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国有企业在人员编制、工资总额上均有指标限制，“也存在个别为了完成应届生招生指标，不得不变相辞退中层人员的情况”。

“大学生本应是创造社会价值的群体，部分‘保就业’的举措，是否反而消耗了社会价值？”张成刚说。此前，陕西神木市为解决全日制研究生就业问题，曾宣布招聘100名协管员，需研究生学历，月薪为2500元，聘用期三年，如此“强行”增设公益性岗位，引发广泛争议。

而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朱春奎看来，高学历大学生涌入公考竞争，“硕博士扎堆报考街道办”的风气，也对公务员体制选拔本身带来挑战。他强调，部分高学历人才进入体制内的动机比较复杂，如何在公务员录用制度中，平衡好“个人才干”与“公共服务动机”两者间关系，选出真正‘德才兼备’的公务员，有待进一步思考。

人才培养挑战

“真正的挑战可能在明年。”张成刚告诉记者。硕士扩招、高职百万扩招政策推动下，2022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到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因疫情而归国待就业的海外留学生也大幅增加。届时，就业压力或将集中爆发。

“教育程度和青年失业率有时会同步上升，就业不足，即无法找到与自己的愿望、技能和能力相匹配的工作，是一个持续存在且不断增长的全球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报告称。在新冠冲击下，全球可能有多达1.5亿个工作机会已经消失。

未来的就业市场，可能大幅偏离人们对“稳定”的愿景：2019年世界银行出版《工作性质的变革》一书，点明近十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爆炸，正在重塑新一轮的就业和社会经济的格局，零工经济可能会成为主体。届时，“铁饭碗”更难寻觅，劳动者或将面临“学习—就业—再学习—再就业”的终身学习需求。

然而，在人才培养的“出口”端，教育准备好让学生接受“不稳定”的未来了吗？一方面，就业结构性矛盾持续考验高校学科和专业设置的前瞻性。产业转型背景下，新能源、芯片等高科技行业对专业人才需求旺盛；据测算，2023年集成电路全行业人才需求，存在超20万缺口。“一边是公考热，一边又是在科技尖端领域，以及涉及民生的一些基础设施领域，人才有所不足，这是值得我们高校和有关部门认真思考与应对的一个重大问题。”朱春奎说。

另一方面，高校就业指导和支持体系滞后，大多数高校缺乏基于本校特色的大学生就业支持长效机制，往往抱持只要学生领了毕业证就与母校无关的思维，学生在学校与社会间“脱节”感严重。数据显示，国内高校就业指导与服务经费是学生学费的1% ，远低于美国5%的平均水平；就业指导队伍多由行政人员和各学院辅导员承担，相关人员不仅专业背景参差不齐，实际投入职业指导的精力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