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情绪智力想象成一块肌肉，需要更早地锻炼它，就像学语言一样”
“如果希望孩子学习成绩好的同时，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其实要更重视他的幸福感。”耶鲁大学医学院儿童研究中心教授马克·布拉肯特（Marc Brackett）告诉记者。
马克·布拉肯特是社会情感学习领域全球最权威的专家之一，耶鲁大学情绪智力中心主任和创始人。其创建的RULER情感学习方法已经被美国、中国、英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的超过2500所学校应用在教学实践中。
儿童青少年心理和精神疾病问题近年来日益突出，但长期被搁置在聚光灯之外。2020年疫情爆发，外部环境因素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使得矛盾集中爆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2021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有史以来首次关注心理健康议题。报告披露，在10-19岁的青少年中，有超过13%的人患有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精神疾病，每11分钟就有一名青少年死于自杀，近20%的15-24岁年轻人自我报告他们经常感到沮丧或对做事情没有兴趣。“这样的状况是不可接受的。”马克·布拉肯特表示。
而在另一面，“情商”培养近年来成为热词，但相关的教育方向和理念又往往陷入误区，例如与培养“领导力”、“自控力”、“进取心”等强相关。“人们以为高情商等于外向的、迷人的，但其实内向的人也一样可以拥有高情商，这无关个性，而是关于技能。”布拉肯特向记者列举了一系列有关“情商”培养的误区。
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leman）1995年出版《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一书，引起对于“情商”的全球性研究与讨论，丹尼尔·戈尔曼因此被誉为“情商之父”。此前一年，1994年，丹尼尔·戈尔曼等人组建了国际性机构CASEL，并提出“社会情感学习（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一词，致力于推动社会情感学习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情感学习的发端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学者詹姆斯·科莫（James Comer）等人在美国纽黑文市就有部分学校开展了相关实验，到八十年代初，发现学校中儿童不端行为明显下降，学业表现超出平均水平。
马克·布拉肯特认为，目前学校教育还有一些缺陷，没能有效帮助孩子预防抑郁、焦虑和自杀，而社会情感学习能弥补其不足，在疾病预防上发挥重要作用。
如今CASEL支持77个社会情感学习项目，布拉肯特领导创建的RULER是其中之一。RULER是一套基于实证的社会情感学习方法，将社会情感学习注入学校管理层的领导、教师教学、学生学习和家庭教育的方方面面，能够帮助学校老师和学生培育情绪智力所需技能，为学校创造积极氛围。
十余年来的多项研究表明，RULER在提升学生学业成绩、课堂参与度、改善人际关系，减少校园霸凌、教师焦虑等问题上发挥显著作用。在Facebook、微软、谷歌等布拉肯特担任咨询顾问的公司，同样的原理也被用于员工培训和产品设计。
近期马克·布拉肯特的团队正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数间学校开展实验，以使RULER更适应中国学生需求。其新书“Permission to Feel：Unlocking the Power of Emotions to Help Our kids, Ourselves, and Our
Society Thrive“（允许感知：释放情绪的力量，促进孩子、自身和社会发展）的中文译本也即将出版。
以下是记者与马克·布拉肯特的对话。
情感驱动一切
记者：为什么说情绪或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对人们生活至关重要？
马克·布拉肯特：情感几乎驱动着一切。它首先会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你觉得我说话很无聊，你就会走神，但如果你很好奇，那你自然会很专注。
其次是影响我们的决定。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理性动物，认为做决定是出于自己的需要，但实际上我们的感觉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相比你开心的时候，你伤心的时候可能会觉得爬山更累，就是因为情绪影响着我们的判断。
另外，情绪会影响人际关系。情绪会散发信号，面部表情等非语言行为会影响到别人对我们的反应。
第四方面，情绪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比如在疫情期间我们不得不隔离，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好情绪，就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很多研究也证实了在疫情期间，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下滑。
最后，情绪也影响着我们的表现、创造力。在我工作的大学，所有人都很聪明、能考高分。在我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这里的学生之后都会非常成功，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不能处理自己的愤怒、失望、因学业产生的焦虑等一系列情绪，通常他们没能成功。
记者：情绪智力的准确定义是？提升情绪智力意味着从哪些方面入手？
马克·布拉肯特：情绪智力意味着一系列技能，我们将之总结为RULER：
第一个是认识情绪（recognizing emotions），也就是意识到自己和他人的情绪；
第二个是理解情绪（understanding emotions），就是理解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情绪；
第三个是标记情绪（labeling emotions），比如是生气？还是暴怒？就是用具体的词来指称情绪；
第四个是表达情绪（expressing emotions），表达情绪并不只有一种方法，在不同文化间可能有巨大差距；
第五个是调节情绪（regulating emotions），避免不必要因素的干扰，减少妨碍我们沟通、影响学业或建立良好关系的强烈情感。
情商误区
记者：近年“情商”成为热词，你认为关于“情商”有哪些认知误区？
马克·布拉肯特：最大的一个误解是，认为它是与生俱来的。其实没有人天生掌握这些技能，我们需要学习。
还有很多人误以为它与一个人的个性或魅力有关。有很多公司领导对我说：“Marc，我知道什么是情商，情商就是个人魅力。”人们以为高情商等于外向的、迷人的，但其实内向的人也一样可以拥有高情商，就像我一样，可以非常内向但仍然有情商，只是外向和内向的人可能需要不同的策略。所以这无关个性，而是关于技能。
第三个误解是，总认为它跟“控制”（control）有关，其实这不是情商的意义所在。情商是学习如何智慧地“运用”（use）你的情绪，而不是“控制”。如果你生气了，要做的不是控制你的愤怒，而是明智地运用你的愤怒来做一些能改变社会的事情；当你感到悲伤，或许可以用你的悲伤来创作艺术作品，你在快乐和悲伤时创作的作品可能截然不同。
实际上，在RULER的语境下，所有的情绪都是好的。有些人会认为快乐是好的，悲伤是坏的，冷静是好的，焦虑是坏的。其实不是这样的。例如，你容易焦虑，情感学习的目标不是告诉你不要焦虑，而是帮助你运用有助于管理焦虑情绪的策略，这样焦虑不会影响到你一生的发展。人是很复杂的，一个人可能焦虑而乐观，我们不可能摆脱情绪。
记者：所以这也是你将书命名为“Permission（允许） to Feel”的原因吗？
马克·布拉肯特：是的，但出版社不喜欢这个名字，他们喜欢像“emotionally intelligent leadership（情绪智力与领导力）”这样的书名。我说不要，一定要叫“Permission to Feel”。
记者：据我了解，这也与你的童年经历有关？
马克·布拉肯特：我的童年很糟糕。我的母亲是个很好的人，但她很焦虑，而且还不太擅长处理自己的焦虑。我的父亲总是告诉我：“儿子，你必须坚强”。
我小时候经常遭遇霸凌，但如果我告诉我妈妈，她会更加焦虑，如果告诉爸爸，他会让我坚强一点，所以我不能接纳我的情绪，表达我的情绪。
我为什么用“permission”这个词，就是因为大人需要为孩子的情绪提供空间。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会是一群和善的科学家，会支持孩子，不因为他们的情绪而惩罚他们，或者让他们为情绪而羞愧。我们要培养他们的弹性、耐性，而不是压制情绪。
比如我妈妈，如果她没有调节焦虑的技能，完全被焦虑控制了，她就不能跟我谈论我的感受，因为她也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但如果她有这样的技能，她仍旧可以是一个焦虑的妈妈，同时能够更好地帮助和支持我。我想大多数父母的目标是要能够支持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成年人首先需要学习情感技能。
记者：那后来你如何意识到原来你可以调节、运用你的情绪？
马克·布拉肯特：是因为我的叔叔。我叔叔是学校的老师，他经常在周末和我的家人呆在一起。他是一个特别的人，他问了我一个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你感觉如何？”
他是唯一真诚地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当我告诉他我的痛苦、悲伤、恐惧和羞耻时，他没有让我坚强，他也没有不知所措，而是说：“我们会一起度过难关的。”
我很幸运，这就是我职业生涯的起点。
从认识情绪到调节情绪
记者：关于调节情绪，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有什么基本的策略可供参考吗？
马克·布拉肯特：例如正念和呼吸练习。很多年前我喜欢打坐，但现在我太忙了，我很喜欢它，但相比之下，瑜伽课可能让我的大脑反应更好，所以我现在选择去瑜伽馆。但对你来说，你可能不喜欢瑜伽，没关系，你去跑步、游泳、打篮球，不管是什么都可以。人们可以探索适合自己的方法。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是调整自我认知。你是怎么跟自己对话的？我太胖了，我太瘦了，我太高了，我太矮了，我永远做不好这个，我恨自己？很多孩子不幸成长于消极的自我对话中，这不利于自尊，也不利于人际关系、心理健康。
我不能决定你该对自己说什么。当我情绪很差的时候，我会对自己说：“Marc，你曾经经历过这样的情绪，它会消失的，你知道一定会这样的。”这很有用，它对我有用就行了。
老师、家长要帮助孩子找到对他有用的那些话，在孩子情绪崩溃的时候帮助他使用这些句子。
第三是社会支持。每个人都需要有人关心他们，与他们共渡难关。人与人之间有一种魔力，可以想一想，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当你在他身边时，会感到平静和放松，而有些人会让你更焦虑，要在我们身边寻找那个让你放松的人。
记者：所以我要不停地尝试，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方法。
马克·布拉肯特：但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老师和家长可以成为向导（guide），但不是指导（director）。
记者：那么在学校如何运用RULER来进行情感教育？
马克·布拉肯特：我们会有一个情绪测量表（mood meter），装载在一个应用程序里。里面有144个用于描述情绪的词语，例如失望、紧张、激动、满足等等。这些情绪根据愉悦度和能量水平的不同被分到红、黄、蓝、绿四种不同颜色区域。它可以帮助使用者识别并细致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如果在一个学校中，老师、校领导、学生、学生家长都在使用这一套词汇，他们就可以用同一套语言来交流他们的感受。
早上孩子们来上学，会先开个小会，老师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感觉怎么样？”然后老师就能知道，我有多少个学生今天在蓝色状态，多少在红色状态等等。在这个基础上，老师会帮助学生寻找应对方法。这是一种练习。
另外，针对每种情绪都会有相应的课程。比如什么是被忽视的感觉？怎么样才能避免被忽视？有了对每个词的理解，才能用好RULER这一套解决方式。
校园实践
记者：RULER刚进入美国校园时遇到什么阻碍？
马克·布拉肯特：最大的阻碍之一就是大人不愿意改变。他们会觉得，我的工作职责不是跟学生谈论情绪，或者说我只想跟学生谈论快乐、兴奋和乐观，不想谈论悲伤、恐惧、焦虑和绝望。他们在谈论情绪的时候是不舒适的，因为他们之前也并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我很快意识到，不能只为孩子开发课程，还需要为大人开课。
记者：怎么说服他们？
马克·布拉肯特：我会通过研究来展示其重要性。首先是看情绪如何影响注意力，影响决策，影响心理健康、人际关系，以及情商与成功、创造力、学业表现之间的联系。然后他们的观念就会发生转变。我还会和他们讨论一些小问题，比如愤怒和失望之间的差异是什么，没有人知道。这样他们会意识到，原来他们过去并没有真正地理解情绪问题。
记者：是不是人们最重视的还是对学业表现的影响？
马克·布拉肯特：当然，但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人们知道这不是最终目标。
记者：那他们多久才能掌握这些技能？
马克·布拉肯特：一生。我已经在这个领域工作了25年，现在50岁了，但在疫情期间，我还是要跟自己说：“Marc，多练习。”学习情感技能是贯穿一生的。
记者：RULER在很多美国学校运行多年，怎么测量其实际成效？
马克·布拉肯特：最好的方式是随机对照试验，我们选取了60所学校，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然后追踪调查老师和学生的情况，包括测量他们的幸福程度、老师的教学情况、老师的崩溃情绪、班级的文化和氛围等。我们发现采用RULER的学校整体情况会更好。
记者：整体来看，在社会情感学习领域有何新研究趋势？
马克·布拉肯特：最重要的一个是怎么让更多在学校之外的孩子也能受益。过去的研究只关注到课堂里的孩子，但还有一些有失明、失聪、阅读障碍等问题的孩子被忽视了。
记者：据你观察，近年来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的现象是否显著增加？
马克·布拉肯特：在美国，过去10年里，因心理健康问题寻求治疗的学生人数以每年20%的速度增加，现在多达60%的大学生报告处于极度的焦虑和抑郁的状态。这个现状是不可接受的。
教育还缺乏一些帮助学生预防抑郁、焦虑和自杀的内容，我认为社会情感学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太强调认知、考试，但很少关注幸福感以及其他帮助孩子成功的技能。如果想让孩子幸福的同时学习成绩好，其实要更多地关注他的幸福感。我希望现在学生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能够唤醒教育系统的认知。
记者：在中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服务还有很大缺口，在美国也是相似的情况吗？
马克·布拉肯特：是的，因为没有足够的心理学人才，包括心理学者、心理咨询师等等。我记得十多年前，我给精神科医生做演讲。他们说：“Marc你不懂，我们需要更多的、成千上万的精神科医生来满足治疗需求。”我说：“你误解了，我的工作就是让你们破产。”
如果我们总是等到孩子去做心理咨询、患病了才行动，我们没有做好预防，那么永远不能使整个教育系统变得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
我的愿景就是发起一场情绪革命。情绪革命在于早预防，从孩子早期开始，越早越好。你可以把情绪智力想象成一块肌肉，需要更早地锻炼它，就像学语言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做，然后再扩展到小学，高中，大学。
中国本土化尝试
记者：RULER从美国学校推广到其他国家学校时，可能存在什么风险吗？
马克·布拉肯特：不是直接把RULER扔过去，而是要跟当地学校有很好的合作，更加适应当地的文化背景、宗教习俗。我们是一个伙伴，去探索情感教育能够如何提升教育体系。
另外一个是教育者可能在开始前还没有掌握足够的知识，他们急切地希望孩子更早获益。我觉得要多给大人一些学习的时间。
记者：这些年关于RULER有什么新发现吗？
马克·布拉肯特：我们在中国做的研究有些有趣的发现，比如RULER的跨文化普适性，教育方式有所不同，但RULER作为社会情感学习项目有85%-90%的内容是通用的。我们都有情感，也都会谈论自己的感受。
记者：在这些共通性之外，对于中国来说，应如何做好本土化？
马克·布拉肯特：我们正在研究这一点。比如要调节情绪，对我有用的方法可能对你无效，因为我们性别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我不能决定哪种方式是对你来说最好的。RULER最重要的作用是能帮助你发现最适合你的方法，这对很多老师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
据我观察，在中国，老师就是老师，老师负责传授知识。而在RULER的方式下，更多是提问，让学生去反思和发现。所以在中国可能推进脚步会慢一些。
记者：那在此基础上，你们计划如何推进？
马克·布拉肯特：首先我们得证明其有效性。我们获得中国机构的资助，来研究跨文化的适应性。我们在中国的五所学校开展实验，看哪些内容是通用的，哪些需要改变。一旦我们的研究表明它能够很好运作，给儿童带来积极影响，我们就会跟政府、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和非营利组织接触，来帮助我们传播推广。我们还没走到那一步，但很快了。
记者：目前遇到什么困难吗？
马克·布拉肯特：我们很幸运，可能是因为我们从幼儿园做起，幼儿园的老师更愿意接受这些，如果是高中的话可能面临很大的升学压力，接受度差一些。
记者：你对中国学校有什么建议吗？
马克·布拉肯特：我的建议是多了解学校里人们的感受。如果你是学校校长或领导者，去了解老师的感受、了解学生的感受，这很重要。
记者：人们是不是过多强调“自律”了？
马克·布拉肯特：我们需要自律来达到一些目标，但要取得平衡。比如老师、家长自己的感受，以及他们处理情绪问题的能力，都会影响到孩子。不能强行让孩子对无聊的课堂产生兴趣，老师要想办法让课堂更有趣。家长不能对孩子喊：“冷静一下！”什么叫冷静呢？应该怎么做呢？不得不承认，帮助孩子建立情绪智力是一项艰辛的工作，没有捷径。
记者：那如果想让大家更加重视情绪智力，有什么捷径吗？
马克·布拉肯特：沟通是很困难的，所有我花了三年把所有东西放在一本书里。当读者了解了这背后所有的科学道理和方法，不可能还觉得它不重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可以有很多方法，但在培养情绪智力上，是没有捷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