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拯救乡村教育？

怎样拯救乡村教育？｜教育观察

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持续减少，县域呈现“城挤、乡空、村弱”新教育格局。

近日，发布的《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2021）》指出，在取得了农村全面脱贫胜利成果的同时，中国农村教育仍面临着城挤乡空，中职教育发展滞后，以及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不稳定、保障差等问题。

 “双减”落地，乡村教育如何转变？城镇化持续推进，乡村教育面临何种困境？

近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广东省时代公益基金会联合发布《中国乡村教育发展报告（2021）》（下称“报告”）。《报告》指，在取得了农村全面脱贫胜利成果的同时，中国农村教育仍面临着城挤乡空，中职教育发展滞后，以及农村教师队伍建设不稳定、保障差等问题。

专家呼吁，破除乡村教育的“升学教育”取向，乡村教育要走向“为生活而教”，重视其地方化、多样化。

农村学校“城挤、乡空、村弱”

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随着人口大规模流动、学龄人口减少和为时10年的农村“撤点并校”，报告指，县域呈现“城挤、乡空、村弱”的新教育格局。

报告指，小学、初中在校生的城镇化率反超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表明有大量农村学生进城上学。

数据显示，2001年至2019年，初中在校生城镇化率持续高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至2011年，小学、初中在校生城镇化率大幅跃升，小学在校生城镇化率也超过了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2019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0.6%，而初中在校生城镇化率为86.5%，小学在校生城镇化率为75.8%。2001年到2019年，小学在校生城镇化率增长了44.8个百分点，初中在校生城镇化率增长了35.5个百分点。

就学校数量而言，教育部、《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数据显示，2011年至2019年，中国城区普通小学、初中学校增加，而镇区和乡村普通小学、初中数量持续减少，全国乡村小学的数量从2011年的16.9万所减少到2020年的8.61万所，乡村初中的数量从2011年的2.1万所减少到2020年的1.42万所。

乡村普通小学减少的同时，乡村小学教学点则在增加。报告分析，这是因为随着农村学龄人口减少和向城镇流动，一些小学缩减为只有一至三年级的教学点，加剧了“城挤、乡空、村弱”的尴尬局面。

三类农村学校（城区大班额、大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面临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报告指，农村学生在“虹吸”状态下向城镇集中，城区学校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问题突出，集中了最多留守儿童的乡镇寄宿制学校和乡村小规模学校则是农村教育最薄弱的短板。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介绍， 这三类学校恰好跟农村的家庭分层高度吻合——最有能力、最有钱的进城上学，次有能力的到镇里上学，乡村小规模学校最弱势的群体就是没有能力进城上学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集中了最弱势的家庭，很多都是困境儿童，家里有残疾人、精神病人，所以他们走不出去。所以，办好小规模学校不仅仅是保障教育公平的托底的需要。”

此外，杨东平还表示，由于小规模学校可以关注每一个学生，能够开展有根的、个性化的和特色的教学，所以从前瞻性的角度来看，小规模小班小校也是适合城市和农村，面向未来所有学校的一个基本形态。

乡村教师“高度短缺”

报告研究团队在考察中发现，农村教师队伍整体上已发生明显变化：一是年轻化、更具有活力，受到学生的喜爱；二是女性化，年青教师女性比例居高不下，而男教师已是凤毛麟角。在一些地区，乡村教师的学科结构有了改善。

但整体而言，师资力量仍旧紧缺。据《2018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全国162个县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有编制未补问题。

杨东平介绍，从PISA测试来看，中国乡村学校的短缺指数为0.98，指数为1的话就是非常短缺。中国乡村学校是0.98，属于高度短缺。

教师队伍的质量也面临着新考验。过去作为中流砥柱的中师毕业的教师，现在都是各地的教育局和学校的骨干，未来几年将会整体性的退休。《报告》调查发现，福建某县和陕西某县的乡村学校40岁以上教师比例分别高达72.12%和79.30%。

供不应求在音体美教育上尤为突出。《报告》显示，全国有257个县缺少音乐、美术、体育、外语、信息技术等老师2.8万名，乡村地区学校平均每校只有0.59名音乐教师，0.49名美术老师。以宁夏泾源县为例，2019年招聘小学编制外教师51名，音体美教师占比达到21.6%。

2017年，王艳玲对云南省30个县10356位乡村教师的流动意愿调查，发现影响乡村教师流失的因素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子女上学及家庭生活、工资待遇与工作负担、学校位置及交通住房条件、学校管理与教学风气、社会氛围与工作环境。

“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共安排700亿元，支持和引导地方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地方加强培养大专和本科学历教师，升级过去的“中师模式”。湖南等地采取了“3+3”模式培养省内的免费师范生：从初中毕业生当中选拔学生免费就读3-4年，取得一个大专或本科学历，然后再回乡担任5年左右的乡村教师。杨东平介绍，该模式已在湖南运行10多年，大面积地解决了乡村教师的质量问题。

重新定义乡村教育质量

“农村教育的目标就是为了上大学、为了走出大山吗？对于非常多的无法升学的农村学生，他的前途究竟何在？基础教育应该为他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杨东平说。

在“双减”政策全面落地下，农村教育亟待破除“唯升学论”“唯分数论”导向，建立多元的评价指标体系。

“长期以来，社会不认可乡村教育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升学率和分数评价的指标差。如果仅仅用固有维度评价的话，农村和城市教育就永远是一场难以取胜的龟兔赛跑。”杨东平指出，由于教学资源和基础条件的天然不足，想让所有学生都完成“鲤鱼跳龙门”显然是不现实的。

据Mark J.Epstein等《重新定义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研究报告，许多发展中国家辍学率很高，背后原因主要是教育内容与生活严重脱节，上学对于生活改善和就业无用。贫困地区学生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学业方面技能，而是能够提升收入前景和促进身心健康的生活、生存技能。

杨东平建议，城乡教育发展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就是模仿和追随城市的“应试教育”，应该体现“为生活而教”的特色自主性。将普适性知识与乡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有机结合，实施适合农村青少年成长需要、植根乡土的教育。教育过程中应把“达标”和“成长”结合起来，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社会情感能力，引导他们制定更丰富的人生规划。

多地乡村学校因地制宜，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实践。如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提出“从孩子真实生活出发”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思路，打通乡村和学校的围墙，将乡村所有资源利用为教育资源，推动乡间授课、引进乡贤、村干部到校任职等。缙云的长坑小学原来是一个濒于取缔的小规模学校，后来通过引进乡土文化资源和非遗项目的传承激活校园文化，成为了一所名校，甚至吸引不少非本区学生前来就读。

缙云的七里小学创建剪纸博物馆，坑沿小学用苎麻做成时装走秀，城北小学将各种竹艺术品融入校园空间，葛湖小学用童谣传承方言，大源小学用“馒头诉说乡愁”，章村小学用竹子制作竹筒乐器，实现了“村庄即学校、学校即村庄”的融合。

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介绍，当地建立了教育局、学校、社会力量“三位一体”的教育生态圈。教育行政部门是方针的引导者和资源的整合者，学校是教育方针的实践者和适性教育的担当者，而村庄、公益机构等社会力量则是教育创新的呵护者和师生发展的陪伴者。

作为美丽乡村学校联盟创始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康健在云南楚雄担任一所小规模学校的校长，他表示：“我们以校为本，发展每一个乡村学校，这是有希望的，是有可能的，但是如何把单一探索式的实验学校，变成区域性的、甚至整体的乡村的变革，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这些实验中其实看到了这一点。“

“在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国家开展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它的核心主张就是普通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三教统筹”，强调教育和农业、科技、农村经济发展相结合，就叫“三教统筹”（农科教三结合），这个非常符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非常可惜这么一场声势浩大、最高层面的改革，最后到90年代初无疾而终，整个教育就纳入了一个应试教育和升学主义的轨道，这段历史是特别值得反思的。”杨东平说。

农村中职教育“空心化”

尽管国家对中职生实行免学费政策，但是近十年来农村职业教育机构持续减少。《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9》显示，高中阶段农村职业教育招生数从2009年的711.8万人下降为2017年的451.5万，降幅超过36%。技工学校招生数由2009年的156.4万人下降至2016年的127.2万人，降幅达到18.67%。

《报告》指出，受到传统观念的长期轻视，农村中职教育面临着发展“空心化”、办学“普教化”、模式“内卷化”的现实困境。

一方面，农村中职教育在适应当地农村产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上存在较大缺口，无法满足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农业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大量学校仍然沿袭“课堂讲授+企业实习”的模式，无法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才培养逐渐丧失职业性和农村性，将农村中职教育办成了“升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