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赞誉中国“双减”政策｜教育观察
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支持在私人辅导失控的国家采取严厉行动的必要性，因其对免费教育、质量、公平和学生的福祉构成风险。
“各国政府必须为公立和非公立学校制定最低标准，以确保最弱势的学生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平等机会。”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Audrey Azoulay）呼吁，“我们迫切需要公平的筹资机制。那些处境艰难的人们不应承受如此负担。”
在中国政府监管发出“教育不是产业”的明确信号，大力整治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并严禁举办营利性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时，国际组织亦呼吁反思全球私立学校和私人教育机构扩散之势。
因私立学校收费高昂和各国政府监管不力，教育不公的现象正在加剧——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最新《全球教育监测报告》示警，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教育总支出近四成由家庭负担，许多家庭不得不花费大量收入用于子女教育。
“各国政府必须为公立和非公立学校制定最低标准，以确保最弱势的学生享有接受优质教育的平等机会。”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Audrey Azoulay）呼吁，“我们迫切需要公平的筹资机制。那些处境艰难的人们不应承受如此负担。”
《2021年全球教育监测报告》是由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年度报告。本年度报告题为《教育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谁能主动选择？谁将错失机会？》，报告重点关注各国教育体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信仰团体、非政府组织、基金会或创收经营实体开办的学校，以及所有在教育领域提供相关服务的机构——即广义的私立学校和私立教育机构。
《报告》提出，在公立学校供不应求、质量下降的地方，许多家庭正“用脚投票”。全球1990—2018年私立机构在校人数所占的比例中，学前教育从23%上升到42%，初等教育从9%上升到18%。中等教育领域的比例从1998年的19%上升到了2018年的26%。在这三个层级，中亚和南亚是比例最高的地区，学前教育和中等教育领域的在校总人数达到了大约一半。
这也意味着，家庭成为教育支出的重要负担者。据《报告》统计，家庭支出占全球教育总支出的30%，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占39%。约有8%的家庭借款支付教育费用，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例上升到12%。
《报告》还发现，低收入国家的公共教育也有着相当大的隐性成本。例如，对15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分析表明，校服和学习用品几乎占家庭教育支出的五分之二。
“在乌干达、海地、肯尼亚和菲律宾等国，30%的家庭不得不借钱来支付孩子的教育费用。新冠肺炎的影响进一步压缩了家庭预算，使许多人无法负担学费和其他开支。”全球教育监测报告团队负责人安东尼尼斯（Manos Antoninis）解释道。
中国情况如何？安东尼尼斯认为，中国只有20%的基础教育费用需要由家庭承担，优于全球30%的平均水平。不过，许多家庭课外补习开支仍然沉重，“根据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和二分之一的高中生为课外补习付费；在高中生中，城市地区的学生付费的可能性是农村地区同龄人的两倍。”
《报告》认为，政府对教育机构监管不力，是家庭教育支出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PEER网站对211个教育系统的分析表明，监管往往侧重于规范注册、批准或许可（98%）、教师认证（93%）、基础设施（80%）和学生/教师比例（74%）等项目，但极少看重教育质量或公平：67%的教育系统对收费标准进行了规范，55%制止私立学校的选择性招生程序，27%禁止盈利，只有7%有支持弱势群体获得教育的配额。私人辅导在48%的国家不受监管，仅在11%的国家受商业立法监管。
2021年以来，中国在义务教育领域以“双减”行动全面压减校外教育培训，同时对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在校生占比实施5%控比，限制民办学校招生、收费。在北京，“双减”后原有各类培训机构压减比例60%，监管力度世界罕见。
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如何评价？安东尼尼斯提出，《报告》支持在私人辅导失控的国家采取这种严厉行动的必要性，因为私人辅导对免费教育、质量、公平和学生的福祉构成真正的风险。但是，各国也需要有能力来执行到位。如果没有这种能力，私人补习可能转入地下，对教育秩序的负面影响仍然存在。
“建议是要努力消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由于教师的工资不够，想要补充他们的收入；可能是大学招生竞争非常激烈，促使家庭花更多的钱在私人辅导上。”安东尼尼斯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双减”和压减民办义务教育，已造成沉重的公共财政负担。以河南为例，据初步测算，为完成省域民办义务教育占比5%的调减目标，各级财政约需增加保障支出240亿元，县均年需支出1.5亿元。在“国家举办基础教育”的基本理念下，如何应对持续加大的财政投入需求，兼顾教育公平和教育效率，将成长期挑战。
“公共资助的教育不一定是公立教育，但教育过程、学生成绩和教师工作条件方面的差异应得到正面解决。”《报告》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