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中为何普遍衰落|教育观察
省市重点中学和“超级中学”的双重夹击背后,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大城市化进程加速,公共教育政策“市场化”偏好加深
县中“塌陷”,不仅为县域基础教育投下阴影,更掣肘县域经济、地产、人力积累等多方发展。
师资流失、生源减少、“一本率”连年走低……近年来,“县中塌陷”现象引发教育界持续关注。全国2000多个县,6000余所县镇高中,容纳全国50%以上的高中在校生,也构成中国教育的底色。县中困境,如何突围?
“县中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县中留不住学生,就留不住年轻人。县中出现困难,影响的是百姓在地方生活的信心。”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志勇近期在“振兴县中的难点与路径”座谈会上称,会议由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北师大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博鳌教育论坛联合主办。
官方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2485.92万人,县镇高中在校生1168.32万人,农村高中在校生90.24万人,县域高中在校生占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总数的50.63%。在中国教育史上,县级高中曾扮演重要角色:对寒门学子而言,考上“县一中”,再跨入“重本”大门,是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如今,曾辉煌的“县中模式”衰落,在省市重点中学和“超级中学”的双重夹击下,个别县域甚至出现的“个位数上一本”的极端案例。
“县中衰落”的根本原因,往往不在县中本身。“县中问题,表面看是县中优质生源、优秀教师不断向大中城市流动带来的教育质量下滑,其实是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生产力布局大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公共教育政策‘市场化偏好’造成的。”张志勇说。
另一方面,县中“塌陷”,不仅为县域基础教育投下阴影,更掣肘县域经济、地产、人力积累等多方发展。
2021年12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等九部门印发《“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下称《县中提升计划》),明确到2025年实现“县中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振兴县中,要怎么做?
建“豪华学校”有用吗?
在振兴县中教育上,“举全县之力创龙头”是常见思路——近年来,不少地方热衷于创办“新贵高中”“豪华高中”,给一所高中最好的教育资源、最倾斜的招生政策,以此抗衡“超级中学”和省市学校。2020年,陕西商洛市镇安县就曾因7.1亿建豪华中学引广泛关注。
制造精英高中,靠谱吗?“‘一校独大’似乎可以凭着优秀的师资和生源创造一流的教学质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学校之间缺乏良性竞争,长此以往就失去了活力。”张志勇强调,制造少数学校、拼升学、还是难跳出县中发展困局,“优质高中资源越集中,优质资源的供给就越稀缺,升学的竞争就越激烈,社会的教育焦虑也就越浓烈。”
摆脱“一校独大”的发展思路,同时意味着在“抢占尖子生”之外,更应关注普通学生甚至“差生”的发展需求。“(中间和底层的孩子)大部分还要回到本地定居,县域教育对他们不负责就等于是对这个县域的未来不负责。”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曾提出。
部分地区已开始探索县中分类发展、错位发展道路:如浙江设立试点学校20所,探索形成科技、人文、体艺、综合等不同办学特色的现代化普通高中学校。“县域多办几所高中,不是在升学上集中,分层发展要向分类发展转型,要从多样化、特色化上考虑。”教育部基教司高中处处长李静波强调。
“生源”是牛鼻子
“生源流失”是县中衰落的直接原因。近几年,在以高考升学为导向的教育政绩观驱使下,高中跨区域招生,超级中学、大中城市民办学校抢夺优质生源的现象屡禁不止。“生源是办好教育的基础性要素。”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校长吕建说,“优质生源逐渐流失,使得留下的学生要么‘自我放逐’,要么‘小富即安’。”
激烈的“生源保卫战”也随之上演。2021年,河北保定市蠡县为遏制生源外流至临县的“衡中系”,在中考前两个月,将400名初三学生送到蠡县中学“集中学习”,提前录取。据蠡县中学校长黄彦通向媒体披露,该县2019年中考成绩前500名学生,有370多人外流。
扭转县中生源困境,关键重新厘清公办高中教育的公共服务边界。“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必须率先纠正功利化、短视化教育行为,树立科学的教育政绩观,停止省市高中到县中争抢优秀生源。”张志勇呼吁,要“按照办学主体划定高中学校的招生边界,严禁跨市、跨县招生”。
前述《县中提升计划》已提出,到2025年,要全面规划公民办普通高中招生。2021年6月,河北省省教育厅印发通知,称最迟从2024年开始,民办普通高中只允许在审批地招生。湖南省、浙江省、江苏省等则已明令禁止跨区域招生。不过,仍有部分省份的政策使用“原则上”禁止等含糊其辞的表达。
校长和教师:给待遇,也要给空间
一所好县中,要能留下好生源,也要有留下好老师的能力。“在我们学校,拥有五年教龄的老师每个月到手工资1460块。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让老师有归属感、愿意待下去一起奋斗是很难的。”广西鹿寨县鹿寨中学校长蓝树民说。
“钱”是关键。国家特约教育督导员、柳州市教育局原局长撒忠民在走访中发现,“以县为主”的高中教育经费投入机制下,部分经济落后的区县财政吃紧,教育投入更是捉襟见肘:“我调查过的一些县,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工资,很难;教师绩效工资都发不出。”
“留住教师,一定要想办法给我们一点钱”,吕建直言,他所在的海安中学“一本上线率”常年超9成,“市委市政府给了学校大力支持,让老师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的(工资)都不一样。”
亦有声音呼吁赋予县中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县中也要要减负,贫困区县不少学校摊上了各种中心任务,好多教师说没时间下去看爹看娘。”撒忠民说。许多区县在考评学校绩效时,还存在唯高考成绩评价、唯学校安全评价、唯完成上级任务评价的弊端,校长和教师负担各类非教学任务,在教学育人上受精力与空间的双重限制。
撒忠民强调,让学校彻底摆脱一部分所谓的“中心工作”的羁绊;同时,县中应有权限进行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真正实行教师能上能下机制,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建立学校管理容错机制,鼓励校长大胆创新,敢于开拓,“最大限度地激发各县中的创新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