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飞：你为什么要读博士？你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和志向，做好了迎接学术生涯的艰苦准备？成为知识分子、以学术为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文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
自从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之后，有两大类问题是最常被人问起的。
第一类问题多来自于学生。在学校里，常常会有年轻的学子前来询问该不该读博士，如何读博士，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读博士？你是否有足够的热情和志向，做好了迎接学术生涯的艰苦准备？
如果我看到他们眼神里有犹豫和疑惑，或者听到他们开始描述自己如何希冀获取一张博士文凭以换来更好的工作机会时，我都会委婉地劝阻他们，也许学术并不是最适合他们的人生选择。
第二类问题则多来自于亲朋好友。每次家庭聚会，或者朋友之间闲聊的时候，他们就会非常羡慕的询问，大学老师们是不是马上就要放寒假、放暑假了，假期里是不是就可以休息和旅游，自由支配起时间了？
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苦笑地回答，大学老师们名义上虽然是进入到了寒假和暑假，但实际上却依然每天都在工作。譬如我自己，虽然不用到办公室打卡报到，但每天在家里都要工作到半夜才能入睡，似乎每一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写不完的论文在等着我们去完成。
大学老师，并不是人们心中想的那样，做着轻松、体面的工作就可以拿着高工资的人，准确地说，大学老师是一批把研究学术当成毕生追求的人。
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现在网络上喜欢把大学的青年教师叫做大学“青椒”，在刚开始工作的头几年，忍受着“青椒苦”，有很多的学术挣扎。既然如此，他们要怎么保持对学术的热情呢？而成为知识分子、以学术为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一
1917年11月9号和1919年1月28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慕尼黑大学作了两场著名讲演，分别是《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特别是在《以学术为业》这一场演讲，韦伯不仅为台下的学生树立了学术的信仰和以学术为志业的信念，还影响了几代人，引领着人们对学术进行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这场演讲中，韦伯回应了年轻人对于学术研究愈发专业化、精细化的道路困惑。韦伯承认，“学术已达到了空前专业化的阶段，而且这种局面会一直继续下去。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
面对这样的学术专业化趋向，想要迈入学术门槛的年轻人们，反而更加要秉持学术的热情和投入，而非灵光一闪的机灵或者是按部就班的计算。韦伯总结了年轻一代学人的一个缺点，“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流行着一种看法，以为科学已变成了一个计算问题，就像‘在工厂里’一样，是在实验室或统计卡片索引中制造出来的，所需要的只是智力而不是‘心灵’。”面对这样的问题，韦伯明确指出，“灵感在科学领域所起的作用，肯定不比现代企业家决断实际问题时所起的作用更大。另一方面，灵感所起的作用也不比它在艺术领域的作用更小。以为数学家只要在书桌上放把尺子，一台计算器或其他什么设备，就可以得出有科学价值的成果，这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在韦伯看来，对于学术的热情，永远是指引前进的源动力。只有对于学术之路有着天然的自发的热情，才可以真正在这条道路上走远，否则就不应该选择学术之路。
当完成博士的苦读，真正成为一名青年教师，加入“青椒”群体之后，学术之路才刚刚起步，青椒们将面临着，是科研、教学、行政和生活的四重压力。大学体系对青椒们的要求，是既能发论文，又要书教得好，同时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服务。
借用韦伯的“人性的铁笼”来描绘，我们都是学术这台大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每一颗都不尽相同，发挥着不同的功效，有的螺丝钉是尖头的，有的螺丝钉是螺纹的，有的擅长被用来做固定，有的擅长被用来做连系不同的部件。在社会科学领域，虽然现在越来越讲究跨学科的方法，但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本身就存在着天壤之别的理论基础。譬如经济学强调理性人对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追逐，而社会学则强调人是镶嵌在社会中的关系人，会考虑他者的得失。学科细化的结果，博士生们往往被训练成为本行业里的高级技术师（technician），或者体面一些的说法，社会科学工作者（social scientist），而非学者（scholar），只和本领域里的具有相同思维范式的头脑打交道。
在学术研究上，目前国内不少高校已经按照西方长聘制度改革，实行一套有严格奖惩制度的职称评比标准，即所谓的非升即走制度。所谓的非升即走制度，即给你6年时间的聘期，如果在6年时间里，没有达到学校要求的长聘副教授的考核标准，就必须走人。在这其中，科研投入和具有高质量的论文产出是评定一位青年教师是否在学术领域称职的重要标准，如果达不到标准，则只能残忍地淘汰。
即便达到了标准，论文和科研产出，依旧是大学老师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学术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在这个圈子里谁做了什么研究，谁发了什么论文，谁出版了什么著作传起来很快。每次学术会议，大家聚在一起，经常会八卦这些最新的研究和论文进展。所有在这个小圈子里的学者相信都深觉这种同行压力的存在，继而鞭策自己要“不待扬鞭自奋蹄”。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所以，大学老师怎么可能还会有暑假可以悠闲地休息呢？
用韦伯自己的一段话来说明他对于学术研究的这种投入：“在学术工作上，每一次‘完满’，意思就是新‘问题’的提出；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它要求过时。任何有志献身学术工作的人，都必须接受这项事实。……将来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被人超越；这不仅仅是我们的共同命运，更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除了科研发表之外，好的大学老师同时也应该是一位优秀的教书匠。在自媒体如此发达、很多知识点只要轻击网络就可以获取的今天，作为老师，更应该重在将思想理念和研究方法传递给更加年轻的一代，引导他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的言行，包括在社交媒体公共平台上的言行，会对学生们产生极大的辐射影响。作为个体，不可避免的会有认知上的局促和狭隘，但理性、平等和有尊严的对话，承认自己的不足，应是作为一名学者的基本要义。
二
深处大学的象牙塔之中，并不意味着一直会风平浪静，大学老师也常常会面临着各种诱惑。
这些诱惑，或者是抱守着学院的优越感而跨越专业知识的门槛，说东道西，去涉猎本不熟悉的领域；或者是转向市场化的路径，成为了一心只会做课题，通过课题挣钱的老师；或者是在浮躁的年代里，一心将学问当作敲门砖的功利进取而抛弃了学术的良知。有的时候，政治离学术如此之近，很容易让一些学者走入权力的欲望陷阱中，流连忘返。
对此，韦伯就明确地批评：“在科学领域，假如有人把他从事的学科当作一项表演事业，并由此登上舞台，试图以‘个人体验’来证明自己，并且问‘我如何才能说点在形式或内容上前无古人的话呢？’……而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一个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不是发自内心地献身于学科，献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务的主题而达到高贵与尊严的学科，则他必定会受到败坏和贬低。”在这一点上，韦伯对所有学者提出了要求，他认为学术研究是严肃的，研究的目的应该是研究本身，并且研究不应当包括政治倾向。
那么，以学术为业和以商业、政治等其他为业，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于政治家，学者应当克制自己，避免价值判断，诚如韦伯在演讲中所言，“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
换句话说，韦伯认为学者不应公开表明他们对社会事实等事物抱持的个人观点。譬如说，社会学家可以通过统计研究，指出贫穷所带来的社会后果，诸如不佳的健康状态或者上升的犯罪率，但他们身为严肃的学者，却不应该利用这些社会事实鼓吹贫穷应该被消灭，或者主张穷人应该受到更加严格的管治和约束。
在《以学术为业》中，韦伯详细描述了作为一名学术研究者，在生活中会遇到的挫折。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韦伯成为了真正的“以学术为业”的人，并取得了巨大的、受人认可的学术成就。
面对着教学、科研、行政与生活的重重压力以及学术圈之外的浮躁与诱惑，大学里的青年老师们又应该如何调整和适应？最为关键的还是要坚持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因为喜欢，才会有热情和动力，才会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义无反顾地扎进去，做透做深。
三
我的同事刘瑜曾经对学术有过这样的评价，她说，“学术生活不是一场桃花源之旅，而更像是一场洞穴探险：充满了泥泞、黑暗、孤独、恐慌，以及烛火偶尔照见墙上瑰丽壁画时的狂喜。”我深以为是。
以学术为志业，如若不是依靠一种对读书近乎信仰般的喜爱，很难对学问生发出持久的热情，对学院生活拥有归属感。而倘若丢失了这种对学问的热情，歧路的诱惑又如此之多，则学术之路必将是梦魇一场，读书只有徒耗精力的苦味，何谈趣味。
以学术为志业，其潜台词，是对于学术的高度热情和自觉激励。在食无忧这个前提之下，学者应该且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持好两者的良性互动关系。
用韦伯的演讲来结尾，在学问的冒险之旅里，以学术为业，“自然，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