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5%控比政策下，一家乡村民办学校怎样度过自己的最后时光
听说学校可能要关停，岳廷又回了一趟曾陪伴她六年的孙吉元宏博学校。骑着电瓶车，岳廷穿进因冬日略显萧条的赵庄，拐过村里熟悉的超市，驶入北面青绿的麦地，远远看到了那所麦田里的村校。
2022年2月21日，坐落在麦田里的宏博学校。
2022年春节刚过，在国家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5%控比要求下，鹿邑乡镇民办学校相继接到通知，未符合义务教育学校办学试行版基本标准者，要在开学前分流、关停——鹿邑县约60所乡镇民办学校均受影响，孙吉元宏博学校（下称“宏博学校”）也在其中。
宏博学校始创于1998年，是河南鹿邑县农村最早一批民办学校之一。这所缺老师、缺资金、“一个硬币都要掰成两瓣儿花”的村校，在教师坚持和社会力量支援下，正探索乡村里的素质教育：“刷题之风”从河南县域高中一路蔓延至小学时，宏博学校学生每天还能有半小时阅读“不务正业”的图画书；大多数留守学生极少踏出鹿邑县，却能和800公里外的北京大学生相互通信，和定期到来的外教练口语，还有科学课、诗歌课、读书会。
岳廷与学校的情感联结很难割舍：她和同学在中考100天前种下的第一株树苗，已经在操场一角长成2米高的玉兰树，“我一眼就能认出来”；念书时最爱的班级图书角，现在升级成大大的图书室，书架上还留着她上大学后四处张罗捐赠得来的书；而曾一起当过班长的同班同学刘艳君，毕业后又做了这所学校的老师。
2月16日，校长刘华待在学校的图书室里。“书”是宏博学校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2008年回乡从教至今，校长刘华见证了河南乡村教育的起落：上世纪90年代，村校桌椅永远不够，一间20平方米的教室挤着上百名学生；步入21世纪，外出打工潮渐起，越来越多家庭将子女送往县城读书；近五年，村校快速萎缩，生源流失加快，宏博学校也陷入“新生减半，好学生一个不留”的困境——如今，这所曾有千余人的学校缩减近三分之二，留有约230余名小学生、110余名初中生、100余名幼儿园生。
乡村教育颓落之际，刘华仍想要建设一所“让学生获得感受幸福生活的能力”的学校——尽管“素质”一词常被视为城市精英学校的特权。老师们知道，自己的学生或许很难出现在清北名校等闪光灯聚集处，却是最可能留在本地、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一批人。
在突然到来的“关停”命运前，因周边公办校学位不足以承接宏博学校的学生，刘华与教育部门的领导争取，终于争取到“再教一学期”的机会。这一学期，学校校长由公办校校长出任，学生学籍转至公办，宏博老师可以再教半年小学，但不再收取任何学费。“我们就好好上好这一学期的课，给学生，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刘华对老师说。
我们的树，以后还能留下来不？”岳廷指着那株玉兰问刘华和刘艳君。
“请把你的书留给我吧”
“我用我的神奇画笔画了条黑龙，又给自己画了一套盔甲，然后神奇画笔的能量用尽了，我也成功打败了怪兽。”三年级的晨晨翻动着巴掌大的小书，念出了他刚创作的“神奇画笔”故事“大结局”。
这是宏博学校“最后一学期”里的第一节读书课：刘艳君给班里的孩子大声朗读了绘本《我有一支神奇画笔》后，让学生用A4作业纸折出银行卡大小的迷你小本，自由创作后续故事。30分钟前，这个坐在教室后排、穿着黑毛衣、红脸蛋的小男孩还大声嚷嚷着自己“不会做”；但看着身边同学接连念出自己的故事，晨晨按捺不住，也埋头提笔在纸上快速写画。
“晨晨用神奇画笔帮助别人还保护了自己，特别棒！”刘艳君说。“特别棒”是她的口头禅——家长抱怨晨晨上课“坐不住”“学不动”时，刘艳君却夸他“动手能力强”。现在，听到同学们鼓掌，男孩捏着小书兴奋地晃动身子，止不住笑容。
2月22日，学生们在听刘艳君老师讲绘本。
2月22日，四年级学生们用一张纸折叠而成的自制小书。有的自制书不仅画上了彩色封面，还标注了作者国籍、出版社、定价。
“书”是宏博学校最重要的一部分。校长刘华向他人介绍学校，必定先领进图书室：20平方米的图书馆，开阔、亮堂，推门就能看到学生刷在墙面的一句“我要这天遮不住我眼”。1.2万余册书供学生自由借阅，还有专门的学生管理员负责登记、修书。教师每天带着学生“大声朗读 持续默读”半小时，还可以策划专门的读书课。
在刘华心里，和“书”有关的一切，是宏博学校十几年来积攒下来的小小奇迹。2008年，刘华以大学生村官身份回村，抱着“在村里办教育”的想法进入宏博。刘华带了些自己的书放在教室墙根的小桌上，一本《穆斯林的葬礼》被翻到脱胶，这让她萌生“再多找点书”的念头。
村里学生接触到图书的渠道极为有限，校外方圆8公里，只有镇上一家书店，售卖的也只有试卷、辅导资料。那时，刘华刚怀第一胎，她四处找书，内心怀抱一个朴素的愿望：“想要自己的孩子未来生活在一个有书的环境里。”
2010年，刘华在鹿邑贴吧上发出第一则求助。“请把你的旧书留给我的孩子们吧。农村的孩子很需要课外读物。”她写着，又补充道：“这个需要永远不会过期，除非哪天我离开农村这块土地。”
第一批书是刘华弟弟从郑州旧货市场上买回来的，“7毛钱一本”；不久，深圳一位“从未谋面的朋友”又寄来一沓；再靠着妹妹在大学里动员同学捐书，宏博学校终于凑够百来本，让教室有了像样的“图书角”。
2月22日午间，学生们在图书室里排队借书。
最开始的“图书角”还颇不体面：品相极差的旧书，看不清字的盗版书，连成功学、经济学书籍也混迹其中。“那时，还不知道给学生读什么好，觉得有就知足了，不敢挑剔。”刘华说。最受欢迎的永远是“图画书”：有的盗版图册把四页内容缩放到一页上，蚂蚁身子大小的字体，学生还抢着读，让刘华不得不下达“图画书不得外借”的要求。
但努力的回报最终远远大于预期：十余年间，依靠社会捐助，学校藏书从最初的100本，逐步突破1000本、1万本，“图书角”升级为“图书室”，光是学生管理员手写的借阅记录，就攒了沉沉半箱。2013年，第一批高质量绘本进入学校；2019年，第一名专业志愿老师到校推广阅读，2021年，图书室经历第一次“深度清洗”，剔除盗版书、低质书，有了精品书架、好书推荐。老师们相信，学生通过这个阅读室接触的世界，“不比城里孩子差”。
给学校带来更大变化的是“阅读”本身。刘华还记得，自己参加完第一次阅读培训，带着兴奋得发涨的脑子回到学校。她拿着几本绘本塞到老师手里，“你们看看”，刘华说。
一本绘本十来页，几分钟就能翻完，“有什么好看的？”有人问。
刘华指着图开始解释：这里有只小老鼠，从第一页“藏”到了最后一页；这只熊生气了，连带着周围物件的线条也跟剪刀似的尖锐起来；这两只兔子心意相通时，爪子都朝着同一方向，到有了争执，连画面也是割裂的。
大家点头，有人啧啧称奇。“你们注意不到吧？”刘华说，“但是孩子们能看到。”
习惯了站在讲台上做“教导者”的老师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视野的局限。宏博学校刚开始推阅读时，教师张梦欣带着二年级的儿子读《西顿动物故事》，读到灰熊卡普失去了妈妈和弟弟妹妹，独自一人踏上旅程，张梦欣难过得想哭。她不习惯在孩子面前掉眼泪，生生忍住了，一低头，却发现儿子已经哭了出来。一种“联结”的温情涌上来：他们在经历同一个故事，为同一个情节感动。
微笑图书室志愿老师发发还记得，班里那个“大家都觉得最不怎么看书的”男孩，在一次阅读课上安静地读着一本《红色羊齿草的故乡》。故事里，小男孩比利捡草莓、卖皮毛，努力攒够钱买下一对小猎犬，家境贫寒的一家人，却总是其乐融融，“你能感觉到他的情绪也跟着故事一起流动”。到了结尾，两只猎犬一只为保护比利而死、一只绝食离世，“他就把书合上，默默地待着”。
那一刻的静默让发发觉得，“有一种东西走进了他的内心”。
2月23日晚，放学后的教师读书会。
2月23日晚，教师读书会上，一位小朋友挤过来看书。
如今，书和阅读以更细致的方式融入宏博学校。除了日常的阅读课、读书会，老师们开始尝试结合课本内容和乡土环境，开发各种“图书 ”课程：诗歌课，就把孩子带到学校边的田野里，边讲故事边观察自然；语文课，遇上“小蝌蚪找妈妈”这样的主题，就用绘本开场，吊足孩子胃口；连数学课，也可以借助绘本向学生解释几何的规则。
在乡村学校做阅读，并不稀奇。中国有200余家参与乡村阅读推广的公益机构，图书捐赠每年源源不断地涌入各地乡村学校。大量研究已经证明阅读的力量：培育社会情感、增强语言表达能力、推动自我认知……
而在公益观察人士鱼鱼（化名）看来，“阅读”本身，仅仅是切口和起点：“我们真正期待的是，用阅读把老师和学生、家长和学生连接起来，创造一个足够包容、足够尊重、足够人性的环境。那种温暖有时能让其中的人受益终生。”
她在宏博学校看到了这种“人性”：读书课上，常有孩子打断老师讲话，不安分地抖腿、扭动身子，都未遭到呵斥；课堂几乎没有安静规矩的时刻，但又生气勃勃且有条不紊；一声声“真棒”鼓励下，成绩好的或差的、调皮或听话的、活泼或腼腆的孩子，总能露出笑容。
“走出去”
宏博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名为“小小守望者”。到今年，宏博2018届的毕业生自发成立了一个公众号，叫“守护守望者”，第一篇文章便是《为乡村教育代言——孙吉元宏博学校》。
“守护守望者”这五个字，总能拉一把在“最后一学期”的积郁与沮丧中的刘华。“至少学生愿意记得这个学校，之前的努力至少没有白费。”刘华说。
少有人知的是，刘华在宏博学校曾独自摸索和挣扎了近十年，也曾不止一次想过放弃。2011年，在返回湖北老家的火车上，刘华收到学生留言：“你是个不合格的老师。”她到现在还能体会当时的伤心，“真的累了、不想干了，觉得付出的没有回报”。
那是大部分乡村教师都会经历的时刻：从教两三年，备课和讲课再难勾起任何新鲜感，长达24节—30节的周课时任务成为沉重的重复劳作；学生不听课、不听话的不在少数，初入行时的热情和耐心几乎磨损殆尽，劝说和管教也逐渐滑向呵斥甚至辱骂。刘华急了，也会失控地否定学生：“现在不好好学，你出去能干什么？”回应她的往往只有倔强或躲闪的眼睛。
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河南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乡村人口向外工作和迁徙。随着村庄衰落，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亦大幅下滑。兰考县乡村教师陈明（化名）和同事从20岁出头教到40岁过半，一个班的规模却从七八十人缩减到二三十人。“打工潮”兴起后，学生顶撞她，说自己打工挣的钱能是陈明的好几倍。有家长到学校找事的，指着她鼻子骂“贱人”，陈明难过得要掉泪，“换成十几年前，一个村里的老师，至少是很受尊重的”。
2015年，刘华出任宏博校长，遭遇更艰难的考验：在外，县城学校对乡村生源的虹吸作用日益显现，生源大战四起，不少乡村民办校为提升竞争力，将收费降低至800元/学期以下，但也因此深陷低质困境；在内，学校一批老教师不满薪酬离开，缺人、缺课的恐慌让她辗转难眠；刘华和老师相处，甚至有些讨好的意味，“生怕他们走了”。
让刘华决意打破现状的，是2018年一场空前的生源危机：宏博初中往常能招七八十名新生，那年仅三四十名学生报名；六年级前十名的，九名去了县里。“那时是真觉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不把质量提起来，学校早晚会死掉。”
怎么办？自己能力有限，刘华只能向外求援。2018年以前，学校已接触各类公益组织，但大都止步于捐书、短期支教等“运动式”外援。2019年春，微笑图书室发起人徐峰走访河南乡村，刘华找上他，主动请徐峰来学校看看。一行人匆匆来学校，先到图书室转了一圈，又看了各教室的图书角——那时，宏博图书室已具规模，但还有不少盗版、低质的书本混迹其中。
“刘华，走出去吧。”徐峰不置可否，只在离开时叫住她，“出去了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视野”。
“我没钱，怎么走出去？”刘华问他。徐峰摇摇头，说这不应该是阻碍，“如果你真的想走出去，我们能提供支持”。
2月22日，一位老师在布置科学课作业前，自己先尝试用乒乓球和铁丝制作一个地球仪。
“走出去”的第一站，就是微笑图书室在山东荣成组织的种子教师集训——山东、云南、湖南、湖北、四川等地20余名乡村教师们聚在一起，读绘本、做游戏、演话剧。第一次被拉着“扮狗熊”饰演绘本时，刘华还颇为别扭，抿着嘴放不开手：在她的理解中，阅读无非是好句摘抄、写读后感，这么跑跑跳跳、吵吵闹闹，像什么样子？
培训老师告诉她，比起“抄写”“说教”，更好的方式是将儿童带入到故事之中，再创编、续编故事，让儿童跳出故事，学会积累感受、运用语言。
“我从来没遇到过那么多同样在做乡村阅读的老师。”刘华还能记得当时的冲击，“我一个人摸索了和坚持了十年，以为已经做得不错了， 才发现自己还不懂怎么读书、怎么教孩子。”
以此为契机，她开始找资源、找培训、找学校参观的机会。仅2019年，刘华就奔走了荣成、郑州、北京三地。到了2021年，刘华还带着学校老师一同走出去，到了南京、上海、贵州。在刘华争取下，越来越多人也进入宏博，帮助学校建设课程：2019年，微笑图书室的发发老师来了；2020年，发发老师又来了；2021年，沃岭公益的小米老师也来了……
在2021年那次和沃岭阅读的会面中，刘华和同行的六名老师被邀请逛了上海外滩，住了黄浦江边的酒店，吃了“人均好几百”的晚饭。刘华有些局促和腼腆：“不要这么破费吧？”麦麦老师笑眯眯地看着她：“别客气！老师们都辛苦工作了一学期，这是给大家的奖励，也是对老师们守在农村的感谢。”
刘华突然想哭。“我们那时候是真的感觉到，原来自己的工作是被肯定的，我们是受尊重的——这种肯定太难得了。”
教师团队正逐渐凝聚起来。2019年，听从志愿者发发的建议，刘华开始每周组织教师读书会。有老师不愿意，刘华就“利诱”：来读书会，不仅有20元课时费补助，还能攒积分，争取外出学习的机会。
第一轮教师读书会坚持了一年。刘华带着老师们一同海量阅读绘本：先读，再评，再推荐讨论。几次读书会后，参与者逐渐放松，常能从书本聊到工作和生活。最常聊的还是教学的苦恼。曾被形容“不苟言笑”的王娜在读书会上说，自己想成为“温柔的老师、温柔的母亲”；大家笑着应和，“我们都想”“很难哪！总是控制不住发脾气”。
刘华发现，自己和其他老师其实是“通透”的：“大家读着一起讨论，就发现我们都想着教育，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想法是一致的，方向也是一致的。”她和老师的相处方式也在改变：“以前对他们好，是怕他们走，后来是真的希望他们有成长，能认可自己的价值。”
2018年后三年间，宏博学校开始广泛引进素质课程资源，也放手给老师更多教学空间。到2021年年末，学校已有和“是光诗歌”合作的诗歌课，和“铺路石”合作的远程英语课，和“艺包包”合作的美术课，和广东日慈公益合作的心理课，和“一公斤盒子”合作的安全课，和沃岭、OEC共同设计的自然科学课……2020年，在OEC支持下，宏博学校建设了“未来教室”，有白净的课桌、亮黄色的椅子，全校第一块可以实现远程教学和互动教学的电子屏幕。
2月18日，宏博学校的科学教室里，学生们摆弄着一架天平。
在鱼鱼看来，宏博不单是一所公益资源“堆”出来的学校：“公益支持能弥补乡村学校软硬件不足，但其中最重要的变量，是学校也要改变‘等靠要’的思路，校长和老师主动改变自己，主动走出去。”理想的情况下，这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乡村学校不再被动地接受，而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建立链接，重拾尊严和凝聚力。
“落下”的孩子
对宏博教师来说，“最后一学期”并不好过。开学不到一周，由公办中学派来教学的公办教师便找上刘华，提及班里的乐乐“调皮”“不认真听课”。
“乐乐情况比较特殊。”刘华解释，“他转学到这儿一年已经有了很多积极变化了。”
根据过渡方案，宏博初中部学生学籍转至贾滩镇一所公办中学，由公办中学派驻教师教学；小学部学生学籍同样转至公办，但由宏博原教师团队暂教一学期。一所学校，两拨教师，教育方式和理念的分歧亦在所难免。
事实上，宏博学校面对的学生，常常是县域教育体系边缘的孩子：学困儿童、问题儿童，还不乏在县城学校“跟不上”后转回村里的转校生。近年来，越来越多家长仍倾向将子女送往城镇。“村里人好面子，见面相互打听学校，”一位孙吉元村村民告诉财新，还留在村里的，“就觉得要么是成绩不够好，要么是父母不上心”。
乐乐是“转校生”之一：2020年冬，乐乐爸爸找上刘华，说儿子被县城学校退学了，想送来宏博。当时，乐乐已经“逃学逃到不进班，也不吃饭，玩手机到背都直不起来”。说到气头上，乐乐爸爸当着孩子面直骂“废品”“不行了”。刘华心里一惊，又看到眼前大眼睛、瘦高个的男孩，仍是一副吊儿郎当、要笑不笑的模样，俨然习惯了。
确实没少让老师头疼——进校第一周，男孩便“一睡成名”：长期作息颠倒地玩游戏，乐乐白天总打瞌睡。
一次英语测试，乐乐往椅背一靠，也不写字，就拿着卷子晃来晃去。英语老师王娜喝止他，说别扰乱考场秩序。男孩突然发起脾气，摔桌离开。
王娜感觉不对，叫同事看守考场，她跟去乐乐的教室，发现他埋头趴在课桌上。王娜拉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我吵你你生气了？是不是觉得我不给你面子？”乐乐扭头看了她一眼，突然哭了出来。
“你哭什么？”王娜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哭，就是感觉憋了太久了。”乐乐说。
那一刻，王娜突然想到自己儿时的同伴：同样调皮、贪玩，也格外敏感、在意他人评价。初中，对方学习开始吃力，老师骂他“就是进不了县一高的料”。到了高中，对方从重点班滑落到普通班，老师骂他“再不学就是社会的渣滓”。
最终他更抗拒学校，连高考也不愿参加。
“他们都被‘贴标签’了，一直处在被否定、被忽视的环境里。”王娜说，她觉得这些孩子“其实太需要理解和认可了”。
“应试教育系统中，被关注的始终只是前10%的人。对于许多升学无望的农村学生，什么样的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曾在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年会上如此提问。
2月19日，周末，孩子们聚在一起唱歌，拿着羽毛球拍“弹吉他”。
在考试为重的评价体系之外，宏博的老师想让“落后”的孩子也重拾肯定。学校有元旦汇演，老师们撺掇着让乐乐表演节目，男孩在办公室怕得哭出来，连说自己不行、不敢。“第一次没上成，紧张得腿都站不住。”直到第二年“六一”汇演，在老师鼓励下，乐乐终于走上舞台，带着腼腆笑意跳完了一曲《伤不起》。当晚，刘华专门发了条朋友圈夸奖乐乐：“半年时间里看到他那么自信、那么开心地站到台上，真的感到骄傲！”
王娜曾组织过一个晚间读经典小班，成员大多是班里跟不上、有些“厌学”的学生；她通常先领学生慢跑10分钟，再聚到小班里读《论语》《孝经》一类的国学经典，之后跟着字帖一起练字。“我就想提供另一个切入点，看看学生能不能在其他方面找找自信。”
老师们能感受到细微的改变：乐乐学习还是跟不上，但大部分课能醒着听了，还成了图书室的常客；另一个同样“废寝忘食”的网瘾转学生，至少愿意按时吃早饭了；还有个被推去校园广播站当主持人的“捣蛋鬼”沉稳了不少，数学甚至考了八九十分……“刘老师你别气了，我想改，但真改不过来，看到你难受我也难受。”有学生还这么跟刘华说。
不过，学校能提供的往往是“不完整的保护”。以前遇到学生调皮，刘华还会通知家长，但家长来学校，往往是对学生“劈头盖脸”一顿骂，动手打的更不在少数。老师聂佳旎有时觉得，自己和家长仿佛在“两条平行线”上对话，“我想让家长对孩子多关心，家长就是不断重复，让老师管严点，往严了管”。
不少孩子和父母的交流极其匮乏。乐乐父母在孩子一岁后就年年双双在外打工，一家人只在春节团圆，相聚时日数以天计。父亲得知乐乐遭开除后返乡留了两月，竟成父子两人相处最长的时间。多年分离下，夫妇和儿子沟通，往往只有视频里不断重复的“听老师话了吗”“功课做完了吗”，他们想不明白孩子为什么就“跟不上了”“不愿学了”，只能归咎到“学校管得不够严”“交了不好的朋友”。
2月20日，周末晚餐前，一名学生在院子里拿着手机刷小视频。宏博学校不允许学生携带手机，因此周一开学后，他将暂别手机一周。
“理想的教育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支持。但在乡村，家庭和社会两个环节常常是缺失的。”鱼鱼说。走进孙元吉村，最直观的感受是“冷”：楼房越来越气派，三层、四层高的水泥房比比皆是。但到了冬天，大而空的一栋楼，只有一个小孩，一两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家，穿堂风嗖嗖地过，“孩子就一人窝在房间里打游戏”。
2020年开始，刘华在例行家长会上新增了一个环节：让学生给家长写信，可以自己念出来或由老师代读。
“爸爸妈妈，不是我不想给你们打电话，是我不想以视频的形式和你们见面。我和妹妹都很想你，但是你们不要因为我们想你就回来，因为我们家还要花钱。”
她记得，一个小个子、总被夸“懂事”的九年级男孩，在图书室里一边哭一边念。台下，60多岁的爷爷眼泪不住地流。
那次家长会上，在场的老师、家长、学生几乎“哭作一团”。“一个奶奶跟我说，她还是第一次听到孙子对她说过辛苦了、我爱你这样的话。”
刘华说，宏博的愿望就是不论好学生还是“差学生”，长大后都能拥有享受幸福生活的能力。开学后一次教师聚会里，老师们聊起乐乐，刘华又翻出那场“六一”汇演的视频，“你看，跳得多好！”她又有些怅然，“我也在想，这些孩子离开了宏博，能不能习惯新的环境？”
何去何从？
在即将“退场”的最后一学期，刘华没让自己闲下来，她四处奔走：能不能找到一条道路，让乡村阅读、乡村素质课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还能在这个村庄保留下来？
比如，能否探索“委托办学”等乡村学校的教育新模式？2017年年初，贵州省正安县协议委托田字格公益，在兴隆村举办“田字格兴隆实验小学”——学校性质是公办，但由公益机构提供课程设计和教师培训。2020年，田字格公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和正安县教育局还联合推出“乡土村小”项目，将乡土课程推广至周边37所村小，成为广受瞩目的乡村教育实验案例。
比如，能不能做乡村图书馆、乡村阅读中心？刘华托人向文化局转发了《给鹿邑县文化局的一封信》，提出“希望县里能有一个面向群众公开的文化场所”。“有了这样的场所，我愿意当志愿者，力所能及地招募志愿者，开展阅读推广，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长参与进来。”她写道。
到目前为止，这些“留下来”的努力还没有回声。
2月16日，开学前，两个孩子在操场上跳格子。
开学前一周，因经费紧张，刘华不得不辞退部分教师。王娜也在其中：2013年，大学毕业的王娜曾到宏博支教三年，还认了刘华妈妈做“干妈”；后来，王娜跟着丈夫离开宏博，在宁波做了几年教培；2021年暑假，王娜再度回到鹿邑，决心重新做一名乡村教师。
那时，王娜一家刚回村不久，又带着一岁的孩子，正是开支最紧张的时候。刘华估算过，“免学费”后，学生餐费和住宿费难以弥补水电、人员开支，若政府不足额拨付生均经费，将有约10万元的资金缺口；而最后一学期，老师的月薪将低至3000元以下。“我给不了她保障，只能让她走。”
宏博刚开学一周时，刘华和王娜相约一起吃饭。一开始，两人谁也没提辞职的事儿，她的孩子和刘华的孩子在一旁嬉闹，她和刘华谈到刚认识的经历，谈到教学理念，谈到印象最深的学生，一同大笑、叹息，仿佛最亲密的朋友。
刘华提到，幼儿园有名大班老师因为疫情困在江苏，正愁人手不足。“那我回学校吧？”王娜说。
刘华愣了一下：“你开玩笑吗？”王娜以往在宏博做初中教师时，每月能有四五千元收入，若去幼儿园，不但要重新适应，收入更是直接折半。
“不开玩笑。”王娜说，“我就是想待在这里，我回来吧。”
那次聚会上，王娜跟财新说起她最喜欢的绘本《小房子》：“四季分明的乡下，有一所特别漂亮的小房子。后来，小房子周围起了柏油路、工厂、高楼，它格格不入地蜷缩在里面。直到小房子的主人发现它，再把它挪回山坡上，小房子又能看到四季分明的景色了。”
“我觉得我就是那所小房子。在大城市漂了几年，又搬回了农村，才发现还是农村最适合自己。”在她眼里，留在宏博的同事，大多也是颜色不一样的“小房子”， 她希望和他们一同坚守在这里。
2月20日，在乡间玩耍的孩子们。
3月14日，校园里的玉兰树开了第一朵花。岳廷和刘艳君曾一起种下的那株，也结满粉色的花蕾，静待开放。“昨天晚上做梦梦到您啦，梦见翟梦、岳廷我们几个去看您，想你们了。”一名毕业生发短信告诉刘华。
刘华又宽慰，又酸涩。如期而至的春天里，乡村绽放更多可能：天气回暖，可以带着孩子到田间晒太阳读课文；果树结芽，可以让学生认植物识自然；妇女节连着植树节，可以让孩子写主题诗、画主题画……处处可见教育的机会和改造的空间。
“我还想留在乡村。”刘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