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课程：从容的告别

生命教育课程：从容的告别｜医话

王一方（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人生中为数不多的与亲友告别是一堂鲜活的生命教育课程，不仅教会我们死亡的无常与不可抗拒，还教会我们生命将要远行时的灵然独照

老和死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本能，无需刻意去干预。

面对衰老或死亡的话题，不忌讳，大胆地去言说，是一重人生境界。如鲁迅所言，孩子过生日，只能道喜，预测这孩子将来多么有出息，而不能预言这孩子将来会老，会死。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讥老、憎老、恐老的时代，背负一个忌讳死亡、恐惧死亡的文化。

其实要游戏地说也不难。高兴的极致是“快活死了”，忧伤的极致是“难过死了”，红白皆为喜事。更难的，是将衰老与死亡说透，说出真意来。无论是医生，还是研究者，都有着一种莫名的无力感，不是词不达意或词不尽意，而是衰老、死亡的感觉和体验，不能完全用客观的科学语言与经济理性所包裹，那是一种凭借本能与自然语言的主体感受与生命书写。

老和死是一种宿命，也是一种本能，无需刻意去干预。照伊壁鸠鲁的说法，生死不同框。许多事情我们都曾经历过，尝试过，但没有人敢说“我死过”。能言说就不曾死，死了就无法言说。

《从容的告别》是一本由澳大利亚医生写给患者及家属看的生命教育读物。但是一开篇，作者却没有以医生面目出场，而是把自己摆在逝者家属的位置上，叙述了自己的丧亲体验。其实，医生对于死亡的认知不全来自于教科书，那些生理、病理规律的揭示，无法消解宿命的无奈，更无法呈现生死别离境遇中的悲伤流淌与心灵开阖。这并非教科书的编者不尽心尽力，而是死亡与哀伤体验实在是太过迷离，生物学的知识难以刻画心灵的颠簸与魂魄的跌宕。奈何桥头灵性的张望，早已超越了技术干预的谱系，遁入价值与尊严、哲学与宗教的星空之中。

医生与患者同体同在，是一种体验生命的别样境遇，如同虔诚的基督信徒“与上帝同在”的体验，不是简单的共情，有更多情感之外的意志、德性、灵性层面的盘桓，抵达一份更加澄澈的身心灵交融的境界。因此，人之将逝，其言也善，与将逝者的对视与对话，都显得神秘与圣洁；作为陪伴者、见证者、抚慰者、安顿者，心灵也会受到洗涤，随之清澈。从这个意义上看，生命历程中为数不多的与亲友告别经历，是一堂鲜活的生命教育课程，不仅教会我们死亡的无常与不可抗拒，还教会我们生命将要远行时的灵然独照。

从死亡（丧亲）体验来反观临床技能与医学目的，《从容的告别》作者似乎超然了许多，也睿智了许多。提问的角度更富有哲理，叙事更加富有暖色调。

譬如，手术究竟是患者的需要，还是仅仅因为医生有能力做？一位工匠手上有把锤子，就会看哪都像是钉子，都想抡它几锤，此时的需求方或许不再是钉子，而在抡锤子的人。

老人为何会跌倒？究竟是躯体的失平衡，还是老之将至的生命大厦将倾？大厦何时将倾？衰老可能抗拒吗？可以延缓吗？垂而不死的生活值得过吗？

为什么许多人都信奉“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是赖活有多么值得向往，而是赖活很任意，怎样都行，无需刻意去安排。相反，好死真不容易做到，也就是说，好死的窗口很小。什么是好死？各人有各人的诉求，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更没有社会共识。“安乐死”就是好死吗？“尊严死”是好死吗？死在家里是好死，还是死在ICU里是好死？都有不足，都有遗憾，因此，有人讲“怎么死都是遗憾！”其次，好死，谁来见证与协助？是医生护士，技术比武，还是亲人绕膝，亲情融融？因此，好死之难，难于上青天。

生命垂危之际，心脏复苏（CPR）技术很成熟，立马就上，有效与否全在于个体造化。此时，要选择“姑息”（DNR，即不积极抢救）却十分不容易。医生永不言弃的职业行为惯性需要克服，家属在别离瞬间的眷恋之情需要克制，转危为安、死而复生的奇迹想象需要摒弃，认命的念头要足够强大，才能毅然决然地顺应生命的归宿。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没有沉浸在事务性的是非进退中，而是从更高境界、更大视野去呼吁建立老年服务体系，通过体制的协同力，克服各种生死观、医疗观的迷失，打通临终关怀与居丧期关怀的断裂，培养更多老年医学专家。他们不仅是技术精湛的高手，还是精通老年心理、协调老年社会资源、建设适老社区的活动家和管理者。他们还能不断地自我调适，克服共情耗竭、职业倦怠，永远保持一颗敬畏悲悯的爱心和一份不竭的服务老龄社区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