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与韩咏华夫妇往事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与韩咏华夫妇往事

韩咏华与梅贻琦订婚的消息被同学陶履辛听到后，急忙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她回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韩咏华开始了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43年的共同生活

月涵变“悦韩”

1919年6月17日，我的母亲韩德常还不满4岁。那天，她伤心地一边哭一边说：“那个人为什么把五姑带走了？”

这一天正是她的五姑韩咏华结婚的日子。婚礼在北京东城基督教男青年会举行。新郎梅贻琦，字月涵，整30岁；新娘韩咏华，字郁文，26岁。这段在当时创下晚婚记录的姻缘，是如何成就的？

二人早年初识于严氏家塾。1904年，梅贻琦15岁，在亲友的资助下，以世交子弟的关系进入严范孙的家塾。韩家与严家有通家之好，韩家的两姐妹四姑韩昇华与五姑韩咏华也都在女塾里读书。

当时11岁的韩咏华，在女生班里年纪最小，每次都被遣去关门。“从女生这边，隔着窗子，也可以看到男生的活动，这样我就知道了月涵和金邦正等人。”于是，这个穿着长棉袍、毛坎肩、长发盘在帽子里的小姑娘，常在掩门之际，注意男生院里那个身材清瘦的梅贻琦。

半年后，严氏家塾的男生班迁入南开区的新校址，定名南开学堂。1908年7月1日，梅贻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保送到位于直隶首府的直隶高等学堂。梅贻琦在这里接受正规的欧美现代教育，如鱼得水。1909年夏天，清朝政府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和肆业馆，负责考选和甄别留美学生，历史上有名的庚款留学就此拉开序幕。

招考的消息传出，在高等学堂还没读完一年的梅贻琦毅然进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630多名考生，云集北京城内史家胡同游美学务处，报名应考。当时的录取条件极为苛刻，只有47人榜上有名，梅贻琦名列第六。多年后，跟梅贻琦一同考入留学名单的徐君陶回忆发榜时的情景说：“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儿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后来在船上看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

1909年10月，梅贻琦一行47名录取新生全部集中到上海，搭乘“中国号”邮轮启程赴美，海上航行一个月后抵达。大家先入补习学校，第二年按照个人志愿选择大学。众人大多选择几所中国人熟知的大学，只有梅贻琦单独投到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学院，攻读电机专业。

在放洋的四年中，梅贻琦经常把节省下来的膏火，5块10块地寄回家，补贴家用。1914年春天，梅贻琦毕业后，放弃了本可继续入研究院的进修机会，遵父母之命，回国就业，担起大家庭以及诸弟的教育费用。小弟梅贻宝说：“五哥（按照家族大排行，梅贻琦被弟妹们称为“五哥”）那样的人品，那样的资历，当时保媒说亲的，不计其数。他好几年概不为所动，显然是为顾虑全家大局而自我牺牲的了。眼看五哥行年已近三十，幸而渐渐听说常往韩家坐坐。”

韩家，即是我母亲的祖上天成号韩家，主营海运业，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到母亲的曾祖父、祖父这两辈，改换门庭，进了京城当官，从经商转为仕途。不过，家眷还留在天津，直到1910年左右才迁至北京。母亲的祖父共有两子五女，韩咏华排行第五，故母亲称她为“五姑”。梅贻琦1914年回国的时候，韩咏华和许多人一起赶去大沽口码头迎接：“我记得他是和出国考察参观的严范孙老先生同船归来的。”

刚回国的那年，梅贻琦并没有马上到清华任教。从当年10月至转年9月，他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为教会服务了一年。韩咏华回忆说：“业余时间，我也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做些工作，每遇到请人演讲等事，都是找月涵联系，这才正式与他相识。”

两人的关系还隔着层窗户纸。严范孙老先生看出端倪，亲自出面，先和韩咏华的父亲韩渤鹏谈，又和她的哥哥韩振华（即我的外祖父）谈。韩咏华在《我与梅贻琦》一文中说：“由我表哥和同学出面，请我们吃了一顿饭。梅先生参加了。事后，梅先生给我写了一封信，由同学转交给我。我把信交给父亲看，父亲说：不理他。所以，我就没写回信。不久，梅先生又给我的同学写信责怪说：写了信没得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我又把这封责问信给父亲看。父亲却出乎意料地说：好，好，文章写得不错。父亲竟因此同意了。此后，我们便开始通信。”

韩咏华还说，她与梅贻琦订婚的消息被同学陶履辛听到后，急忙跑来对她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她回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就这样，韩咏华开始了和沉默寡言的梅贻琦43年的共同生活。

婚礼上最有意思的是，清华年轻的同事们，把送的几幅喜联上款“月涵”都改成了“悦韩”，大家纷纷称妙。不苟言笑的梅贻琦也点头会意，笑纳了。

从香炉营到清华园

婚后，梅贻琦和韩咏华租住在北京香炉营头条的一个小后院。次年，他们的长女出生。韩咏华这段日子过得甜蜜又匆忙。梅贻琦在清华教物理、数学，平时住在清华园工字厅单身宿舍，只有周末才能回自己家。

梅贻琦通常把月薪分成三份：一份给在天津的父母，一份给读大学的三个弟弟，一份留给自己的小家。韩咏华说：“我作为他的妻子，一生没有财权。他给多少钱，我就过多少钱的日子，从不计较，也绝不干预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梅贻琦的三弟贻琳、四弟贻璠、五弟贻宝相继以优秀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小妹贻玲考入南开大学，梅贻琦一直供他们到大学毕业。韩咏华感动于他们手足情深：“梅氏五兄弟之间十分和睦友爱，感情极为深厚。月涵在弟兄中的威信很高，他从不发脾气训人，但弟弟们对他都心悦诚服。”

1921年，梅贻琦获得清华公费去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深造的机会。一年后，他获得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在欧洲做短期游历后回国。这年秋天，他跨进香炉营小院的院门时，韩咏华怀中抱着二女儿，1岁有余的她第一次见到父亲。

1922年9月，梅贻琦举家迁入清华园南院五号。这片始建于1921年的教授住宅群，由十所西式丹顶洋房和十所中式四合院组成，1934年后改称“旧南院”。1946年，由朱自清先生提议，将“旧南院”按谐音改称为字面文雅的“照澜院”。韩咏华怀念那段日子：“月涵下班后，得以回家和儿女们共同生活了。从这时起，我才逐渐了解到他的性格是很温和的。”

当时，南院一号赵元任家和南院五号梅家，彼此为邻。中午先生们回家吃午饭，赵太太杨步伟总站在家门口等元任，有时也把路过的梅贻琦邀进屋里共进午餐。“叫人请咏华，她多半总因小孩之故不能来，饭后有时也加入我们谈天。”韩咏华描述了那几年的状况：“婚后，我在家当家庭妇女。八年半中生了六个孩子。我的任务就是把孩子带大。”当年的一些师生回忆：“每天下午四点钟，都会看到梅师母推着一辆儿童车，车里躺着个小娃娃，到工字厅给梅先生送茶点。” 

正是这一年，梅贻琦被推举为清华教务长。韩咏华说：“1926年春天，他时年37岁，在教授中是比较年轻的。那时清华的教授中获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却选中了他？我以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信任。月涵开始主持教务会议，即已显示了他的民主作风。在会上，他作为主席很少讲话，总是倾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然后形成决议。从此，月涵开始了他操劳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办公室埋头于工作中。”

一生最重要的演说

1928年11月，梅贻琦第三次赴美，只身一人前往华盛顿，接替赵国才副校长做清华留美学生监督。据当时不满4岁的独子梅祖彦事后回忆：“父亲走后，母亲带着我们迁居城里。”这里提到的城里的住所应是旗守卫10号院。1926年，梅贻琦的父亲梅臣携全家从天津迁居北京，落户在这个大四合院里，大约在今日人民大会堂的位置。

韩咏华带着孩子回婆家梅宅暂居，也因他们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哺乳中。一年以后，在寒气凛冽的11月，韩咏华带着两女一子——9岁的祖彬、8岁的祖彤和5岁的祖彦，与张彭春先生结伴赴美。她解释说：“为了节省开支，月涵不让把儿女都带去，我只好把两个小的孩子留在国内。”1岁的祖芬留在奶奶家，5岁的祖杉送到南柳巷25号姥姥家。

到了华盛顿，韩咏华看到自己的丈夫还有更廉洁奉公的举动：他简化了监督处的办事机构，精简了人员，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见到太太来了，他马上将原来负责做饭和打扫卫生的助理员改为半日工作，只管搞卫生，一日三餐由太太下厨，不给酬金。秘书何培源兼管买菜，也不另给报酬。

留美学生监督的任务，是负责管理分散在全美国的清华留学生，掌管他们的经费，管理他们的学业和操行。韩咏华说：“月涵不赞成学生到社会上去参加娱乐活动，不赞成学生去舞场跳舞，因而尽量把监督处办得好些，使学生们乐于来此。把它办成留学生之家，在华盛顿的学生可以随时来这里活动、休息，在外州的学生放寒暑假时也回这里来休假。”

有些非清华的留学生也常来。当时在美留学的叶公超，不是清华的学生，因陪一位清华同学到过留美监督处。他回忆说：“梅先生留我们吃饭，那次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对美国的日常生活非常熟悉，而且英文说得极好。留学生对于驻美的政府官吏，通常都有两种印象：一是只知道向国内打报告，而不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形；二就是英文说得极坏。梅先生却不然。”

在美三年里，国内的清华园并不平静，大规模学潮已呈不可遏止之势。此时，梅贻琦接到了来自国内老朋友原中法大学校长、时任教育部长李书华的电报。韩咏华在一旁看得明白：几次电报，都是请月涵回国主持清华大学工作。

果然，1931年10月14日，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了1716号训令：正式免除吴南轩虚位已久的国立清华大学校长之职，由梅贻琦接任。李书华旋即电促梅贻琦从速回国。韩咏华说：“这一消息传来后，许多美国朋友都不以为然，也舍不得他离开。美国人认为做校长就是做官。他们说：梅先生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这里。”但梅贻琦没有怠慢，迅速向继任的赵元任办好交接手续。同年11月底，他登船启程，应召回国。

正如三年前只身一人先来美国履职，三年后梅贻琦仍然只身一人先回国赴任。韩咏华考虑到孩子们的学校尚未放假，一直到1932年春天，才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北平。

此时，距离梅贻琦发表那篇著名的就职演说，已经过去五个月了。1931年12月3日，清华园大礼堂，42岁的梅贻琦，身材高挺峭拔，一袭棉布长袍，外罩深色夹袄，头戴细毡礼帽。他摘下礼帽，面容肃穆而坚毅，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演说，其中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传诵至今。

这次写作时，我数遍通读这篇就职演说全文，更为下面这一席话所感动：“本人能够回到清华，当然是极高兴极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责任之重大，诚恐不能胜任，所以一再请辞，无奈政府方面不能邀准，而且本人与清华已有十余年的关系，又享受到清华留学的利益，则为清华服务，乃是应尽的义务，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得相当的发展，可能无罪于清华足矣。”

清华实至名归

清华园工字厅的西南，穿过一片林地，有三栋建于1917年至1919年间的西式砖木结构平房，分别被称为甲所、乙所、丙所。这是当年清华园最显赫的第一住宅区，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的官邸。

1932年春，梅贻琦夫妇携全家搬进清华园头号官邸甲所。居住在乙所的是国学院院长冯友兰一家。丙所当时住的是外文系主任陈福田。

韩咏华笔下，曾描述过1932年至1937年间在清华园甲所居住时的梅贻琦：

那时的清华并不设副校长，所以月涵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他的生活几乎就只有做工作，办公事，连吃饭时也想着学校的问题。

他在家里也很少说话，关于公事更是一字没有。有人来家谈公事时，我和孩子们都不参与，所以我对他的教育工作、社会活动以及清华的内情了解很少，别人问到我什么，都无可奉告，有时反而是从别的教授夫人处听来只言片语。

他对生活要求很简单，从不为穿衣吃饭耗用精力，也不为这些事指责家人。

月涵很喜欢听京剧，但任校长后看戏的机会也少了，只在进城开会留宿时才偶尔看看。年轻时还喜欢打打网球，后来就没有任何体育运动了。

韩咏华发现了丈夫的一个爱好：喜欢园艺。甲所宅旁有一小片土地，梅贻琦把它开辟为小花园，每天清晨起来，自己去收拾花草，既是爱好，也是锻炼身体。“他特别喜欢一种叶子倒垂下来的叫做‘倒草’的绿色植物，有一次他出去开会两个星期，回来后发现倒草枯死，真的动了气。”

受大学氛围的熏陶，韩咏华也跃跃欲试想进课堂学习。从1933年至1935年，她在清华旁听了陈福田的英语、钱稻孙的日语和金岳霖的逻辑学。“月涵对我像对孩子们一样，十分民主，愿意工作就让你工作，愿意念书就让你念书。他问我，你若愿意去你就去旁听，但要听到底，不能半途而废。”

我的外婆高珍都还记得韩咏华的好学：“在梅贻琦做清华校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文班，五姑太太以校长夫人的身份，参加学生的日文班，学习还挺认真。所以她在清华挺有名的，和学生也不错，也没有太太架子，人缘很好的。”

这六年，对韩咏华来说，小家团圆，与娘家团圆，与婆家团圆，岁月静好，日子过得舒心。梅贻琦在清华做了什么事情呢？

校友许世瑛在《敬悼月涵校长》中说：“校长真是一位学工程的，他讷于言而敏于行，只知苦干、实干、不空言，不求虚名。记得民国二十年冬天校长就职那一天，校长对同学只简单勉励几句而已，不曾开出一张不一定能兑现的支票。但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年里，由原有的文、理、法三院扩增到文、理、法、工、农五院，图书馆、体育馆原来都只一所，现在扩建的比原来的大一倍还要拐弯呢。建造了一栋女生宿舍、三栋男生宿舍，都是钢骨水泥的大洋楼。其他如化学馆、生物馆、气象台、工学大楼、电机、机械等系的实习工厂，以及教职员宿舍，也都在六年内，由他老人家一手建筑完成了。”

如清华元老之一、长期任职于清华领导核心的陈岱孙教授多次所言：“是在梅贻琦先生任校长期间，清华才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身于名牌之列的大学。”

南下与北归

韩咏华如此描述清华南迁之前的情况：“1937年‘七七’事变时，月涵不在北平，他恰好在七月六日离平去江西参加庐山会议。日本兵开进清华园，在校园里养马，学府变成了兵营。九日清晨，陈福田先生把我和儿女们送进城里，住在哥哥家。月涵的母亲把旗守卫十号住宅大门上的‘梅’字牌牌也摘了。我们都不敢公开来往，只用暗号互相通信问候。”

1937年8月底，梅贻琦受命由南京抵达长沙，筹建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组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临大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上课。开课刚过一个月，南京沦陷，武汉吃紧，战火逼近长沙。临大又奉命迁到云南，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在云南昆明、蒙自两地正式上课。素来低调行事的梅贻琦，面对联大的清华师生讲出了平生最高调的一番话：“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担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敢向清华的同人校友说一句‘幸告无罪’。”

1938年夏，与西南联大问世几乎同一时间，韩咏华带着孩子们，和清华几家教授结伴，历时两个多月，走海道，经天津、上海到香港，再乘船到越南海防，又经嘉林乘车过河，再由开远到达昆明。分离一年多后，他们全家终于在昆明团聚。

梅家来昆明后，起先住东寺街花椒巷6号，后常驻西仓坡5号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还一度为避空袭迁居西郊龙院村惠家大院。多年以后，韩咏华对这段生活的艰苦仍记忆犹新：

我们和潘光旦先生两家一起在办事处包饭，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有时吃菠菜豆腐汤，大家就很高兴了。教授们的月薪，在1938、1939年还能够维持三个星期的生活，到后来就只够半个月用的了。不足之处，只好由夫人们去想办法，有的绣围巾，有的做帽子，也有的做一些食品，拿出去卖。我年岁比别人大些，视力也不很好，只能帮助做做围巾穗子。以后庶务赵世昌先生介绍我做糕点去卖。赵是上海人，教我们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由潘光旦太太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再准备一些其他原料，我和地质系教授袁复礼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我挎着篮子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卖。冠生园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来回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的皮鞋，有一次把脚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肿起来。

月涵不同意我们在办事处操作，只好到袁复礼太太家去做。袁家有六个孩子，比我们的孩子小，有时候糕卖不掉时，就给他们的孩子吃。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口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这段日子是够苦的。但是我们选了“定胜糕”作为我们生产品的名字，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

以上即是流传最广的佳话“梅校长夫人挎篮卖定胜糕”的来龙去脉。韩咏华把卖糕得的钱，给祖彬、祖彤每人60元，两人已经上西南联大了；祖衫、祖彦在读中学，每人25元，最小的祖芬也给5元，让他们添置学习用品。“后来月涵很觉不安，因为教授夫人们孩子多，家务忙，顾了做零工，就顾不上管家，这样不是长久之计。以后有工学院为驻华美军承担设计，建造房子，得了钱分给教职员工补贴生活，大家的日子就过得好一点了。”

如此清苦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抗战末期。1945年4月底，在成都燕京大学做校长的梅贻宝应邀赴美。乘坐美国空军运输机由重庆、成都飞到昆明，正好趁便去看望五哥五嫂。“好不容易找到那‘校长公馆’，诸侄们看到老叔很是亲热。但家里飞来不速之客，难免有些紧张。尤其是晚饭已过，给他安排吃一顿饭，亦颇费周章。大概是从同院住的陈福田家里讨来的面包牛油，连同借来过夜的行军床。”

这张床就搭设在书架前、书桌旁，被子也是临时借来的。晚上，梅贻琦一面看学校公文，一面和弟弟叙谈家常。梅贻宝说：“当晚只见祖彦侄闷闷不乐，迥异寻常。我问起五哥才说，前两天跑警报，彦侄把一副眼镜连盒给跑丢了，家里无钱给他再配一副，而他没有眼镜就不能念书，故而父子都觉十分窘困。”

梅贻宝感慨不已：“在成都重庆就听说西南联大梅校长太太制卖定胜糕，我们以为是笑谈，或是为劳军、庆祝胜利等等特典。哪知耳闻不如眼见，五哥维持西南联大，固多困难，而他维持七口之家，亦不容易，竟未料到他们一贫至洗。”

就在联大教师生活水平降到冰点的1942年至1943年间，据《联大校史》统计，校中同人不但更动较少，且教职员工有增无减。另一份资料显示，西南联大教师队伍常年稳定在350人左右，其中副教授179名，有150多名为留学欧美的海归学者。全盛时期的西南联大共开出1600多门课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有云，“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防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所战时由三大高校联合组建的学校，大师云集、英才辈出，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的奇迹。

1945年11月27日，梅贻琦重回北平。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十二点，在颐和园南之新机场降落，重到北平快慰可知。”

到达翌日，梅贻琦即去清华园查看，校内仍驻有大批日本伤兵，校园凌乱不堪。且接收之事有人从中作梗，节外生枝，进展迟缓。梅贻琦每天马不停蹄，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风。

此后，梅贻琦奔波于昆明、重庆、南京、上海、北平之间，忙于筹划清华北归事宜。1946年5月4日，“五四运动”27周年纪念日，联大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西南联大就地解散，三校师生及眷属四五千人，搭乘各类交通工具，水陆空并进，陆续迁回北平、天津。9月11日，梅贻琦踏上北归之路。

还是那个老规矩：公事第一，家事第二。梅贻琦只身一人先回来，韩咏华留下收拾善后。经历了八年大西南艰苦的岁月，韩咏华终于在1946年10月8日晚回到北京，我的外祖父大开家宴，备下两桌饭菜，为妹妹妹夫隆重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