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与燕东园29号楼

厉以宁与燕东园29号楼

文｜徐泓2022/07/12 20:00

那时的教授真是没有架子，不仅毛遂自荐，还自作主张地把最信赖的同行朋友推荐给晚辈。两位中国顶流经济学者如此“好为人师”，成就了厉以宁辉煌的学术人生

[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厉以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祖籍江苏仪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生前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本文原载于《财新周刊》2022年第25期，财新mini重发旧文，以此怀念厉以宁先生。——编者]

一

燕东园29号楼，楼上楼下，住着两户人家，赵廼抟、骆涵素夫妇住在楼上。这是当年很少见的一对一年四季都身着中式服装的老人。记忆里的赵廼抟长须冉冉，布衣长袍，连鞋子的式样也是软软的布面老头鞋。自从上世纪40年代末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教书，当时刚50岁的赵廼抟就是这样的打扮，气度不凡，雍容儒雅，显出典型的中国学人风范。他的妻子骆涵素，身材娇小，也是一袭旗袍，还喜欢系一条方丝巾。

赵廼抟属于中国经济学界第一批“海归”。1922年，他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毕业，旋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硕士学位，1929年获博士学位。他师从经济学家塞利格曼，博士论文研究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理查德·琼斯。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夫人骆涵素随夫留洋，1929年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营养学专业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后成为中国为数极少的第一代营养学家。1947年，她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先后担任家政系、保育系主任；教育系成立之后，她继续从教，主讲学前儿童营养学、学校卫生学等，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学校卫生教研组。

赵廼抟于1930年携妻儿回国，次年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回望他的一生，在北大经济系执教55年，其中18年担任系主任。他回国这一年，后来被他称为“关门弟子，走读学生”的厉以宁，在江苏南京出生。

1952年院系调整前，北大仍位于京师大学堂创办的地址，即沙滩后街原和嘉公主府（四公主府）。沙滩校区有一座法学院大楼，经济系、法律系、政治系三个系都在这里办公。楼内还有一个法学院图书阅览室，在这座素来以教师借阅为主的阅览室，21岁的厉以宁与54岁的赵廼抟相遇。当时，赵廼抟刚从广西参加土改回京，在这间阅览室见到了也是常客的厉以宁，并对这位勤奋的年轻人产生了好奇。赵廼抟问：你是几年级的？厉回答：一年级下学期。那天，他刚好读的是一本英文的西欧经济史，一边读一边把书中的资料摘录在笔记本上。赵廼抟看了很感兴趣，说：“周炳琳教授是研究西欧经济史的，以后我请他指点指点你。”他还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

那时的教授真是没有架子，不仅毛遂自荐，还自作主张地把自己信赖的同行朋友推荐给晚辈。两位中国顶流经济学者如此“好为人师”，成就了厉以宁辉煌的学术人生。他说：“两老对我的培养扶植，使我一生受益，终生难忘。”他们的关系，不是师生，胜似师生。

二

这个邀请在老北大迁到西郊燕园以后实现了。1952年，赵廼抟夫妇从老北大宿舍中老胡同搬进燕东园29号小楼。他的楼下便住着周炳琳、魏璧夫妇。

这也是一对不显山不露水、深居简出的老人。与赵廼抟一样，周炳琳也是经济学同门，也是海归，而且是校友，当赵廼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周炳琳已经获得了硕士学位。所不同的是，赵廼抟一生钻研学术，而周炳琳曾一度从政。

1919年，他曾与邓中夏、许德珩等进步学生创办《国民》杂志，发起成立了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成为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先声；他是那场著名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并带头冲进赵家楼，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健将”；他曾参与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和成立，协助李大钊编辑会刊《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英才辈出，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史；他还是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积极分子。

1920年7月，李大钊、邓中夏参加的少年中国学会第一次年会，主要内容是欢送周炳琳等会员出国留学。经蔡元培校长选拔，周炳琳得到穆藕初奖学金的资助，他将与段锡朋、罗家伦、康白情、王敬熙等五人赴美留学。当时，有人把这五人出国深造，与清末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相比拟。194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饭店宴请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民主人士，站在门厅与周炳琳握手时，甚至风趣地说：“你就是当年的‘五大臣’呀！”

在哥伦比亚大学修完经济学，周炳琳又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等著名学府研修政治学与法学。经过欧风美雨，1925年周炳琳学成归国。他最终并未沿着年轻时的道路成为一名社会主义革命者，而是怀抱宪政民主的理想，走上另外一条书生救国之路。

经革命领路人李大钊介绍，周炳琳加入了国民党，尝试“由参加政府而寻求新中国底希望”，在国民党担任过中央党部干事，参加过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应邀为《中央日报》撰写过社论，出任过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长，并作为浙江省六名代表之一出席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因无法接受屡起党争，他放弃了从政之路，返回校园任教。从1932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其间历经西南联大，迁回北平，一直主持北大法学院的院务，直至1949年秋他主动请辞。此后，周炳琳与许多学者一样，历经政治风雨，但一直没离开北大，没离开课堂。

无法想象，没有周炳琳的弃政从教，厉以宁的学术道路会是怎样的。

1952年冬季的一天，他来到燕东园29号小楼，进门，上二楼，来到赵廼抟的书房。赵廼抟告诉他，“我已经向周先生提到你了，说有一个学生对西欧经济史很感兴趣，周先生说让他来找我吧。今天周先生在家，你去他家看看他，他会指教你的。”于是，厉以宁下到一楼，周炳琳和师母魏璧先生都在。周炳琳问厉以宁，对什么问题最感兴趣，厉回答：一直想研究西欧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问题。周炳琳很高兴，“现在的大学生对经济史感兴趣的人不多了。”

从此，厉以宁成为燕东园29号的常客。从1952年冬天到1955年夏天，经常出入这栋小楼，楼上赵家，楼下周家，熟门熟路。

三

两位先生家藏书颇丰，有些英文书是北大图书馆没有的。厉以宁常在他们家中借阅，向他们请教。他后来多次表示：这些书籍对我打下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基础是非常有用的。我常想，在大学阶段如果能比较扎实地打好基础，对今后的影响，时间过去越久，越能有较深的体会。

1955年，厉以宁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留校担任资料员，但编制在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分配的任务是作为周炳琳教授的助手，帮助他整理、收集外国经济史的资料。这样，就有了更多机会同周炳琳在一起了。

分配工作后，厉以宁第一次登门拜访，周炳琳十分高兴，给了他两个建议：第一，翻译一些苏联学者论述西欧经济史的资料；第二，把北大图书馆内所藏的两种最重要的经济史杂志《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和《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历年刊载的经济史论文一一编写内容摘要。周炳琳说：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学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研究，工业化会走弯路。“这不仅对大家有好处，对你自己也很有好处。”

厉以宁说：“这两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的研究和学习。”也开启了他进入西欧经济史这一学术领域的道路。

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厉以宁借到了苏联学者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读后感到这部书如果翻译成中文，一定有助于当时国内缺少外国经济史参考书的教师和学生。于是，他先把书的目录译出来，送给周炳琳看，周炳琳觉得可以翻译此书，于是将其列入了教研室的工作计划。

厉以宁每译完一章，就誊清交给周炳琳审阅。周炳琳仔细阅读，哪些译名需要斟酌，他都标上记号，和厉以宁商量。尤其是有关法兰克王国封建土地关系的术语译名，他都再三推敲。周炳琳的法语很好，但依然十分谦虚，总是说“供你参考”。对于法国波旁王朝的社会性经济变更，他提了不少看法，这些都是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厉以宁始终记得当时他的一句插话：“现在对法国大革命中群众行为的评价似乎过头了。”虽然只是简短的一句，却令人深思。只可惜，那时的厉以宁还太年轻，直到许多年之后，才对周炳琳的这句话有了深刻理解。

在波梁斯基的《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中，有整整一章是讲述拜占庭经济史的。周炳琳审阅后说：“这一章的内容很有意思，我要细细读。”把稿子还给厉以宁时，他说：“苏联学者对拜占庭的研究比较深入。你知道吗？俄罗斯一直以第三罗马自居，罗马是第一罗马，君士坦丁堡或拜占庭是第二罗马，俄罗斯自称是第三罗马。要了解俄罗斯，离不开对拜占庭的了解。”从那时起，厉以宁开始对拜占庭历史以及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一直有浓厚的兴趣。

这本书全书40万字，厉以宁一个人花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完成译稿，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稿费归学校，给了厉以宁约20%作为劳务费。此后，他结婚、安家，把外祖母、母亲和弟弟厉以平从武汉接到北京来住，全靠的是这笔劳务费。

四

厉以宁大学毕业前夕曾写下一首诗：

陪赵廼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

繁花浅草，

蜂蝶随人香径小。

云淡风清，

春色依然岭上明。

山高几许，

手插柳条逢喜雨。

幼树新姿，

共盼迎来飞絮时。

诗后，厉以宁小注：“1955年初夏，已临我大学毕业前夕。周末，我陪赵廼抟老师、骆涵素师母游香山。自带面包、茶叶蛋、香肠、饮料，在草坪上席地而坐，尽欢而返。同游者还有马雍、张盛健、赵辉杰、傅正元同学。”

自1955年秋天起，因为已成为周炳琳的助教，厉以宁到29号小楼的造访，从先楼上变为先楼下了。那一次，从楼下周家出来，厉以宁来到楼上赵家。得知厉以宁因受政治运动的某些问题牵连，虽然留校，但没有当上教员，只当了资料员，赵廼抟对他说：“你没有当教员，当了资料员，心里要想开些，不要计较名分，只要有真才实学，名分算个什么？”还说：“周炳琳为人正直，他很器重你，你继续努力，做学问吧！”

早年间，赵廼抟也是研究欧美经济思想史的。1949年以前，他在北大、西南联大的讲台上，一直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课程，曾将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交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49年以后，他“努力跟上新时代的步伐”，在北大停了“经济学概论”，新开了“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讲授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开始，他辞去了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的职务，专任教授。

在厉以宁大学二年级追随周炳琳开始注重外国经济史的时候，赵廼抟于1952年开始了他的学术转型，从欧美经济学史领域转入中国经济思想史，着手编辑一部中国经济史文献方面的专著。

这是一个浩大的研究计划。赵廼抟所要辑集整理的史料包括历代经济和经世思想两大类，仅经世思想这部分，他打算将分散在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中各种大量著作内的所有经济思想资料，统统整理出来。

进行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必须博览古籍，最广泛地搜集史料。在浩瀚的文献海洋中，他发掘湮没，钩沉抉奇，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读过好几遍。为了寻找一本书或查阅史料，他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借书，国子监、隆福寺旧书摊的摊主们都和他成了老熟人。讲一个寻书10年的故事：赵廼抟原只知道《大学衍义》，后来，他从《明史》上看到明代邱浚著有《大学衍义补》一书，为原书补充了财政、经济方面的内容，这正是他辑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料所需要的。为了找到这本书，他跑遍了旧书店，整整留心了10年，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在新出版的《明经世文编》中找到这本书。

赵廼抟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看到，谈到货币问题时曾举例引用了中国清代王茂荫关于货币的论述，这也是《资本论》全书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于是，赵廼抟广泛查阅清代史料，终于寻觅到《王茂荫奏稿》，充实了文献的内容。查阅资料时，我有一个有趣的发现：王茂荫的曾外孙就是住在燕东园26号的洪谦先生，我很好奇，赵廼抟先生当时是否知道呢？

许多古籍书都是几十卷到百余卷，多为缩印本，阅读起来很耗眼力。赵廼抟不得已用放大镜一行一行读，并把全部史料抄在大小不同的卡片上，大的有16开本那样大，小的只有普通书页的一半，一捆一捆理得整整齐齐。卡片上一律是蝇头小楷，一笔不苟；行列整齐，标点分明，几乎找不到一处涂改之地。卡片共约8000多张，600多万字。

1962年，赵廼抟先生患甲状腺肿瘤住院，未等病愈即出院。1963年，他又因肝炎再次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就要求夫人送书送卡片，史料第一部分的许多卡片是在病床上整理抄写出来的。1966年，他的家被抄，很多资料惨遭洗劫，书籍被撕毁，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写的讲义全部被抄走。第二天，老两口默默地把散乱、撕毁的书籍一一整理好，又偷偷开始辑集史料的工作。

赵廼抟先生（左）和周炳琳先生（右）在燕东园29号楼前合影。

这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专辑名为《披沙录》，共五卷，取“披阅万卷，沙里淘金”之意。他说：我愿做淘沙者、拓荒者，为后人铺路架桥。1986年，赵廼抟先生脑病发作，于12月17日晨病逝，享年89岁。

《披沙录（一）》《披沙录（二）》相继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光明日报》发表对这部旷世巨著的评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科学著作很少，要在这方面有所成就，只能从系统地收集有关的资料开始；否则，研究工作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作为这一项事业的拓荒者赵廼抟教授，用他的心血铸造了一块基石。”

五

2010年，厉以宁撰文《回忆周炳琳老师》，这时他已经是著名经济学家了。他连续担任过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他提出的股份制改革理论、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以及对“双重转型”进行的理论探讨，都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产生了重要的深远的影响。但在这篇回忆老师的文章中，我读到完全不同的文风，一段段质朴、平实、深情的文字，怀旧中饱含着感恩与敬意。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经济系师生合影，前排是经济系当时的名师，自左至右依次是：张友仁、熊正文、陈振汉、陈岱孙、赵廼抟、周炳琳、严仁赓。

1959年到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那时厉以宁已有一个孩子，妻子远在辽宁鞍山，两地分居，租了海淀苏公家庙四号院三间简陋的平房居住。三间小房子加起来不过二十多平方米，上有外祖母、母亲，此外还有弟弟厉以平在北京101中学读书，生活相当艰难。幸亏他还利用晚间从事翻译，赚些稿费，贴补生活。“令我感动的是，周老师、赵老师两老都从北大步行到我简陋的家中来探望我。他们看到我家如此清苦而仍埋头读书和翻译，不断对我勉励和安慰。此情此景，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从这时起，师生三人在一起访谈的题材已不限于经济史了，而是对现实的经济状况畅谈自己的看法，探讨经济困难的原因和后果。两位老师认为他人品可靠，在谈话中没什么顾忌，直抒自己的观点。

1962年，周炳琳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厉以宁闻讯赶到医院，周炳琳还能下床走动，师生二人在病房走廊的靠椅上交谈了很久。厉以宁在文中回忆道，周老师清瘦多了。厉以宁说：“现在政策已经宽松些了，市面上的供应也比前两年丰富一些了，看来情况正在好转。”周炳琳点点头，只说了一句：“但愿如此。”

接着，他把话题转到工作上。得知厉以宁还在研究外国经济史，还在和马雍同学着手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周炳琳笑了，他说：“这可是一部世界名著啊，罗斯托夫采夫另一部世界名著是《希腊化世界社会经济史》，译完这本再译那一本吧，你们都才30岁出头，大有可为啊。”

1963年周炳琳先生病逝，享年71岁。厉以宁在追悼会上痛哭失声，师母魏璧先生握住他的手，一边流泪一边叮嘱：“周炳琳把研究工作的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要多多努力啊！”

1977年，厉以宁结束22年资料室青灯黄卷式的生活，正式登上讲台，很快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从《资本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讲到统计学、会计学，前后讲过的课多达二十余种。他的课，经济学系学生要听，其他专业的学生也常常来“蹭”，500人的大教室，连过道、走廊上也挤满了人，旁听的学生需提前领号，凭号入场。厉以宁的讲课生涯一直持续到2016年，那年他86岁。

已经成名的厉以宁始终没有忘记恩师。1993年，周炳琳逝世30周年，他写下七绝一首，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和崇敬。

旧事模糊淡淡痕，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夜半邀谈深闭门。

可以告慰周炳琳的是，厉以宁不负众望与栽培，成为中国经济理论的领军人之一。他潜心钻研，撰写了大量外国经济史研究专著——《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2003）、《罗马-拜占庭经济史》（2006）、《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2010）、《西方经济史的探讨》（2010）、《希腊古代经济史》（上下卷，2013）等。“尊敬的周老师，弟子从未忘记过您的嘱咐，尽我所能，在外国经济史研究中作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