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鲁丽：有一半法兰西血统的副国级领导人

何鲁丽：有一半法兰西血统的副国级领导人｜人物

文｜徐泓2022/03/19 23:13

何鲁丽身上并没有什么被压抑的气质，她的言谈都是真性情的流露，并没有刻意的模仿，也没有造作。于是我很奇怪，是什么力量把一位有外国血统的国民党高干子女塑造得如此平民化呢？

照片摄于1988年初，在北京市第九届一次人大会上，经差额选举（北京市唯一的一次），何鲁丽当选北京市副市长。记者们向她祝贺。

[据新华社消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九届、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八届、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何鲁丽同志，因病于2022年3月19日0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现摘发徐泓于1996年写的《何鲁丽传奇》，以示纪念。——编者]

我当时任职的中国新闻社专事对外报道，在采访这次会议（编者注：系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准备中，我对何鲁丽的背景发生了兴趣：她是民主党派成员，她的父亲何思源曾任国民党北平市长。在进一步翻看她的材料时，我又发现，她的母亲是法国人，这更使我的好奇心陡增。于是，我做了事前采访：

乘7路公共汽车在民族宫那一站下车，向北走，七拐八绕，我找到了西城区人民政府。那时，何鲁丽正任这个区的副区长。

后来，何鲁丽告诉我，她被选举为副区长时，还不认识区政府的大门。也是乘这路公共汽车，下车后在胡同堆里迷了路，正在犹豫，区政协主席看到了她，说：“何大夫，咱们一块儿走。”

何鲁丽当过27年小儿科的大夫。她是在1984年北京区县基层政权改选时开始弃医从政的。那时提出干部知识化、专业化，配班子还要有党外人士和妇女。这次她再上一个台阶，被推举为副市长候选人，显然也与这几条有关。

走进她的办公室，一个大嗓门儿扑面而来：“哟，是记者同志吧，快请坐。”只见一位身材已略微发福的中年妇女麻利地从办公桌旁站起来。普普通通的衣着，满口京片子，再看她的面容，也不大像有外国血统，我竟一下子愣住了。她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我一边重新寻找采访的感觉，一边开始了提问。她倒挺爽快，说话开门见山：“我知道为什么选我，女同志，非党人士，知识分子，我是个坐标人物。其实，比我能干的人多得是，但既然组织上信任我，我一定努力干好。”

几天以后，她当选北京市副市长。我又一次采访了她。这次是在她家里，朝阳区建国门外永安西里。两居室普通的单元宿舍，窄窄的过道里堆满了杂物。她和丈夫住在里间，两个儿子住外屋。好在大儿子上大学住校平常不回家，否则外屋真有些转不开身了。看到她和丈夫的卧室，我心里一动：两张单人床，罩着蓝白条的床罩，这个生活细节倒满西方化的，不像一般中国式的人家，两口子一张大床，被子、枕头或者叠成块儿，或者摞成条儿，搁在床单上面。

她告诉我，从结婚起，她就住在这套单元，旁边的单元原来住着她的双亲。她屋里留着父母的一件遗物，那是一只老式的落地书柜，柜门的玻璃没有了，用白纸仔细地糊着。她说：“‘文化大革命’抄家时全给砸烂了。”

8岁以前，她是从照片上认识父亲的，她以为父亲是一位老师

历史有时会出现这样富有戏剧性的巧合：1946年秋天，何思源走马上任北平市长，42年以后，他的女儿当选这座城市的副市长。何鲁丽说：“父亲绝对不会想到我从政，到了晚年，他更觉得我当大夫挺合适。况且他多少有点儿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子成不了大事。”

何思源，山东荷泽人。本是一介书生。从1919年初，他即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留学生涯，先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攻读经济学、哲学。由于他的家境贫寒，在国外靠半工半读维持学业。有时在饭馆洗碟洗碗，有时在农场里干季节工。当他到德国求学时，这个国家正处于“一战”后的萧条期，何思源租住的房间冬天没有火炉，只能在临睡前请房东太太用长把熨斗把被子熨热以度严寒。但何思源读书勤奋刻苦，终于取得了优异的学业成绩。

1927年，何思源回国，正逢中国民主革命兴起之时，他毅然投笔从戎，在广州参加北伐，担任过政治部副主任，后随军到了山东。从1929年起，何思源先后出任国民革命政府山东省教育厅长、民政厅长，1944年当了山东省政府主席。

在家乡的土地上，何思源实践了他教育救国的主张。他努力兴办地方教育，鼓励私人办学，尤其重视师范教育。他主政山东教育事业十余年，创办了八所大学。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何思源随山东省政府不断转移，与妻子分开了。何鲁丽3岁到8岁5年里没有见过父亲。母亲带着四个儿女住在天津英租界。珍珠港事件以后，又搬家到意大利租界，但没住多久，日本人就把她的母亲抓起来，押着一家五口人到山东惠民一带，妄图以扣押家属迫使何思源投降南京伪政权。此行何鲁丽没有见到父亲，日本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何家又回到了天津。何鲁丽说：“母亲认为天津租界住不下去了，她带着我们经过多方辗转，到了山东临朐，我这才见到了父亲。”

何鲁丽在8岁以前，是从母亲珍藏的几张照片上认识父亲的：瘦高的个子，面目清秀，戴着一幅金丝边眼镜。她常常猜想，父亲一定是一位老师吧。

市委书记把她介绍给聂帅：这是故人之女。聂帅立即回答：何思源的女儿吧

1946年，何思源在学生们反饥饿反内战的呼喊声中接任北平市市长。五四时期，他本是学生运动中的一员，现在他站到了学生的对立面。这种现实使他痛苦，也使他觉醒。1948年夏天，国民党免去了何思源的职务。据说美国有位叫魏德迈的将军曾对蒋介石说：“你怎么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用这么一种思想的人？”

在华北战局已经明朗，共产党兵临城下之际，何思源面对几种选择：他可以在南京方面继续谋个官职，国民党任命他为徐州剿总委员；他可以去台湾，东单机场给他留着航机座位；他也可以随法国籍的夫人携子女出国，法国领事馆为他们办好了手续。但是他哪儿都没去，他留下来，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他告诉家人：“我在一生走过的路上有不少错误，现在人民盼望解放，盼望和平，我不能再错下去了。”

何思源为这个选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包括失去了一个他所钟爱的小女儿。何鲁丽说：“妹妹鲁美替父亲送了命。”1949年1月17日夜里，国民党特务在何家居住的锡拉胡同四十九号安了两枚定时炸弹。第一枚在何鲁丽和妹妹住的厢房炸响，妹妹当场身亡，何鲁丽被埋在炸塌的瓦砾里。何思源夫妇急忙起身奔向厢房，身后的卧室轰地又炸塌了。何鲁丽说：“母亲动作慢点儿，伤势较重，包括头部和手，父亲被炸伤了一只胳膊。”

国民党特务的这两枚炸弹没有吓退何思源，反而坚定了他追求真理与正义的信念。两天以后，他作为北平人民的11个代表之一，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为保护这座五朝古都立下了功劳。

14岁的何鲁丽和父母一起经历了这场生死的考验。因此四十多年以后，当她就任北京市副市长时，她比一般人更多地体验到一种沉重的历史感，这座城市与她的家庭息息相关。她多次讲过：“我对北京有感情，我好像和它一起长大。当我的工作与生活溶进北京跳动的脉搏里，我就感到无限的欣慰。”

1989年1月，市领导去看望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聂荣臻元帅。何鲁丽也去了。市委书记李锡铭向聂帅介绍：“这是故人之女。”聂帅立即回答：“何思源的女儿吧。”

何鲁丽说：父亲参加谈判时，与聂帅、叶帅，还有莫文骅将军都有过交往。

谈起洋妈妈，她热泪盈眶，连连说：那是天下少有的好妈妈

何鲁丽的中西文化底蕴在当了副市长以后，有了更大展示的舞台。几次会见外宾以后，外办的翻译们就说：“何市长英语好，她的法语水平比我们专业法语翻译都高。”

早在第一次采访时，何鲁丽就告诉过我，她从小是在母亲用法语讲的童话故事和大仲马的《三剑客》里度过漫漫冬夜的。而且她至今保留着每晚临睡前看一段法国原版小说的习惯。她最喜欢巴尔扎克的《幽谷兰》。

谈起她的洋妈妈，何鲁丽百感交集，一言难尽。

她的母亲生于法国南部产鹅肝酱的波尔多市。1924年，她在巴黎大学读人文专业时，与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留学生相爱，1928年，她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远涉重洋，来到上海，与何思源结婚。从那天起，直到1978年初她病逝北京，这位法兰西女性，在异国他乡整整生活了50年，没有一丝悔意，没有一句怨言，为她的丈夫、她的儿女默默地奉献了一生。

在这半个世纪里，她学说中国话，千方百计地适应中国的生活。更难为她的是，她要和她的丈夫一起承受有些她根本不可能理解的政治冲击和麻烦。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兵荒马乱，她懂得那是战争带来的灾难，那么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她只能以一个基督徒的爱心去宽容和忍受。何鲁丽说：“妈妈在那种情况下很难做人，她承受的压力相当大。”

在这半个世纪里，她有几次机会可以回到自己的祖国。她也说过：“我想回去看看家乡教堂的钟楼。”但为了这个家庭，她都放弃了。不擅辞令的何鲁丽谈起母亲，热泪盈眶，只是连连地说：“我妈妈可是天下少有的好妈妈。”

她告诉我，母亲的法文名字是宜文妮·詹姆斯，中文译名一为何项宜文，一为项宜文。“她的两种印章都有。母亲去世后，哥哥分给我母亲的遗物中，有一个装印章的小铜盒，让我留作纪念，那个印章上就是项宜文。”

“母亲不惜一切让我们受到最好的教育。她宁可自己生活清苦一些，也要把我们送到最好的学校，并请家庭教师，为我们补习法文和英文。”何鲁丽还记得，当年她为这无休止的学习抱怨妈妈，跳着脚抗议：“什么时候是我玩儿的时间啊？”但现在她却万分感谢母亲当年的严格要求。

她形成了与出身教养不大协调的风格，但这种风格容易被老百姓接受

当我对何鲁丽的家庭背景有了更充分的了解，我曾期待着她当市长以后会有一种变化。高级干部的岗位，上层的活动，或许能把她压抑已久的受两种文化熏陶的名门闺秀风度激发出来。

但是，七年过去了。江山依旧。何鲁丽的做派没有什么改变，市政府大院的人们私下亲昵地叫她何大妈。她还是那么风风火火，泼泼辣辣，大嗓门，说话挺冲，爱讲老百姓的大白话。除了参加外事活动，她的衣着还是像我第一次见她时那么朴素，款式多少有点儿过时。夏天里她爱穿上下一般直的宽大的短袖衬衫，足下长年累月一双平底鞋。她说：“这是当大夫时养成的习惯。”还有一个当大夫时养成的习惯，何鲁丽五分钟就能打个盹儿，工作一来，睁开眼睛就干。她的秘书小赵说，一般人的精力都熬不过她。

我慢慢发现，何鲁丽身上并没有什么被压抑的气质，她的言谈都是真性情的流露，并没有刻意的模仿，也没有造作。于是我很奇怪，是什么力量把一位有外国血统的国民党高干子女塑造得如此平民化呢？

或许首先得益于简朴的家风。农家出身的何思源，反复教育自己的子女，中国的国情不可能要求奢侈的生活。何鲁丽童年和少年时代随父母辗转于鲁南，过过一段苦日子。她记得，那时候吃的东西不干净，她患肠炎，久治不愈，全身长满了疥子。母亲到处寻医找药，为给孩子增加营养，亲自养了一头奶羊，每天挤奶。何家到北京定居后，何思源坚持把儿女们送到平民子弟居多的男四中和女一中读书，而没有让他们进贵族味儿浓的教会学校。他是知识分子，他不愿让自己的孩子和国民党官吏的子弟接触太多。何鲁丽说：“父亲为我们铺了这条路，使我们以后过渡容易一些。”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和环境的力量。何鲁丽长在红旗下，从14岁起她就接受了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经历了多次思想改造运动。在极“左”思潮甚有市场的年代，她背着家庭出身不好和有外国血统的包袱，在那有形与无形的压力下，她比其他人更加自觉地改造自己。这个改造，从本质上说，就是淡化自我意识，服从社会，服从现实。

从上中学的时候起，何鲁丽的能吃苦与肯干，就是被同学们所公认的。“拔麦子，干脏活儿、累活儿，都是我去，当然是我抢着去的。”她说。

走出校门以后，何鲁丽长期工作在基层医院：西城区儿童医院、北京市第二医院，当的又是小儿科大夫，整天与老百姓打交道，为他们的孩子听诊把脉。“文化大革命”中，她屡次被下放，反复地下乡，反复地劳动，反复地参加军事拉练，下野战医院也总有她的份儿。她还两次长时间地到门头沟山区作农村医疗队的巡回医生。这番锻炼洗脱了她本来就不多的娇气。

以后她当了副区长，主管的那摊工作还是没有离开小胡同、四合院。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对她来说，不过意味着她这名公仆的责任更重了，主人更多了。于是她形成了一种从基层摸爬滚打出来的风格，尽管这种风格与她的出身、教养不大协调，但它容易被平民百姓所接受、所认同。

与她共过事的西城区区长曾说过：“老何富于同情心，对老百姓的疾苦有很强的感受力。”

何鲁丽的平易近人、深入基层确实有口皆碑。她主管与兼管的工作面对社会各阶层，北京的许多犄角旮旯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市政府有一条规定，为加强教育，每个市长联系一所小学。何鲁丽选择的是离城300公里之外的怀柔县喇叭沟门满族乡小学，这个地方鲜为人知，已经到了与河北交界的深山沟。经过几年的努力，她终于促成了这个小学的翻建，昔日简陋的校舍焕然一新，成为一所正规的寄宿学校。

何鲁丽把下基层看作是一个重要的工作方法，也是一个联系群众、接触实际与基层的机会。她说：“我虽然没有多大的远见和智慧，但基层可以补充我的不足。那里能人很多，他们左出一个主意，右出一个主意，就可能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她分管的局都知道何市长下基层的规矩：“不要局长陪，有个带路的就行了。”如果现场办公赶上在那儿吃饭，她也有一定之规：“就吃贴饼子熬小鱼，或者包饺子，千万别七个碟儿、八个碗儿的弄那么多菜。”

村里、乡里、街道的干部们偷偷议论：“咱何市长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生活上她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她的专车很少用于私事，节假日她到永安里看望哥哥，都是步行一站乘地铁，出站后再步行两站到哥哥家。她唯一的嗜好是喝咖啡，这是母亲的遗传。如今工作疲劳了，或者中午回来晚了，睡不了午觉，她就喝杯咖啡提提神儿。她说：“我的胃不好，不应该多喝咖啡，但这个嗜好戒不了，因为，我还要靠着它顶着劲儿呢。”

丈夫去世后，她把他的房间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五年，照片前鲜花一年四季不断

1989年春天，在全民植树日里，北京的几位市长在市政府大院，每人栽了一棵白玉兰，别人的树很快都抽枝长叶了，只有何鲁丽的那株，久久不见动静。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那一年她的丈夫容国煌正在美国讲学。他与何鲁丽大学同窗，两人一起考上北京大学预科，五年后，一起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毕业。1958年结为连理。容大夫一直从事外科。

5月底的一天，何鲁丽突然接到一个越洋电话，说容大夫发高烧，一周不退，要回国治疗。赵秘书清楚地记得，何市长接这个电话的时候声调都变了。

容国煌回北京的第二天，经专家会诊，他患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五个月以后，这位正当壮年的肿瘤外科主任，死于他所努力攻克的癌症。去世前他来不及留下一句话。因为他对生抱着很大的希望。

熟悉何鲁丽伉俪的人们说，这两口子的性格不一样，何鲁丽外向，容国煌内向，但两人相亲相爱，生活得非常和谐默契。还是他们都当大夫的时候，彼此之间打电话，托办个什么事，末了都要向对方道声谢谢。旁边听到的人奇怪地问：“两口子还客气什么？”何鲁丽说：“这是我们家的习惯。我忙，他也忙，不可能朝朝暮暮在一起。但我们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我问：“是不是古人所说的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啊。”

她很赞同：“对呀，其实相敬如宾，是夫妻之间感情融洽的一个高层次。”

1982年，容国煌在美国中央肿瘤研究所做了两年半访问学者。当他回国的时候，对妻子真有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之感。何鲁丽脱下了医生的白大褂，副区长正干得有声有色。何鲁丽当市长以后，有人问：“容大夫会不会有妻子比他强的不平衡感？”

何鲁丽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比他强，他比我冷静，想问题比我想得深，处理事情也比我成熟。况且他有他的专业，我觉得他从来没有什么不平衡感。”容大夫生前是人民医院外科的一把好刀，甲状腺手术做得尤其漂亮。

我一直为没来得及采访容国煌感到遗憾，他毕竟是最了解何鲁丽的人。有一次，我随何鲁丽到海淀图书城现场办公，来到正在大兴土木的海淀镇西大街，她若有所思：“我上北大预科时，每星期都要穿过这里，我记得很清楚，镇口那儿有个修自行车的小摊，我常在那儿打气。”那时和她一起骑自行车形影相随的就是容国煌。他们经常一起蹬车远足，一起爬山、春游。

丈夫去世以后，何鲁丽把他的房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五年，屋里的一应家具，包括大小摆设、物品都完全如他生前一样。只是主人不在了，变成一张照片，早出晚归的何鲁丽，一进屋就看到容国煌在镜框里向她微笑。照片前鲜花与水果一年四季从不间断。

作为一个非共产党的副市长，她没有陪衬感，在分管的工作中，有职有权

1996年是何思源诞辰100周年。有关方面举行的纪念活动，主要是出版一批书籍，其中有天津出版社出版的何思源评传《宦海沉浮一书生》，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何思源文集选》，还有一本纪念文集，何鲁丽和哥哥们都写了回忆文章，与何思源相熟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何思源的机要秘书丁岚生，以及当年接任何思源山东省教育厅长的刘道元老先生的文章也都收入其中，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的题词：学问贯中西，爱国心诚，呈材寿远；设施多伟绩，舆情颂溢，文海声腾。

我以为用宦海沉浮一书生概括何思源的一生是很准确的。他本质上不是官吏，而是一位学者、知识分子。解放后，他退回书斋，重新开始笔耕生涯。先后供职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他以渊博的学养，扎实的多种外文功底，翻译、编辑了不少书籍。他曾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政协组织的多次考察活动，写下了许多文章。1956年，他参加陈毅元帅率领的中央赴藏慰问团，归来以后，将此行写成一本《西藏见闻》。“文化大革命”中，何思源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保护。当红卫兵抄他家时，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通知阻止了这种暴行。但这已是第三次抄家，家里的东西已被砸得七零八落。幸运的是，何思源夫妇在有生之年，终于等到历史翻过了这不堪回首的一页，并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何鲁丽说，对父亲最好的纪念，是继承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为人民出力。

作为一个非共产党的副市长，何鲁丽并没有陪衬感，她说：“在北京市政府这个集体里工作，身心都很愉快。在我分管的口里，我是有职有权的。”从许多场合，我也能感受到她与大家之间和谐的关系。正如性格幽默的张百发副市长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跟何鲁丽可是肝胆相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