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谢希德：与父亲的终生遗憾

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谢希德：与父亲的终生遗憾｜人物

文｜徐泓2022/04/08 20:00

谢玉铭本人就是个“书呆子”，对孩子们的期望也只是读书，所以对书读得格外好的女儿谢希德尤其喜爱。但终究父女俩四十年没再相见，二人的个性可见一斑

1935年谢玉铭全家合影。从左至右：长子谢希文、谢玉铭、夫人张舜英、幼子谢希哲、长女谢希德、次子谢希仁。

一

进东大地大门上坡第一家，正是燕东园桥西42号，一座两层小楼，带着一个大院子。上世纪30年代住在这里的，是燕京大学物理系主任谢玉铭教授一家。

谢玉铭，生于1893年，福建泉州人。4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寡母一手把他拉扯带大。那时基督教已传到闽南，外国传教士看到谢家生活贫困，就对谢玉铭的母亲说：“你过来帮我们传道，不识字也没关系。”当时，传教士向老百姓普及一种“罗马拼音”（当地人俗称为罗马字），再把《圣经》译成罗马字。即使是不识字的人，也能很快学会其中的内容。于是，谢母开始帮教会打工，吃饭的问题解决了，儿子上学的问题也解决了。

谢玉铭从小在教会办的学校接受教育，先后就读于养正小学（后改为培元小学）、培元中学。1913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受到外籍校长安礼逊（A·S·Mooye Anderson）的赏识，并举荐他到北平协和大学学习。在大学期间，他认真刻苦攻读主科物理、数学，兼修英语及其他科目。因学习成绩出类拔萃，表现出色，他曾经两次被校方选派为代表，参加北平大学生英语辩论大赛，为学校赢得名次。191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为了履行回报教会并为教会服务的承诺，他回到了家乡泉州培元中学，当了物理和数学课的老师。

1921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司徒雷登慧眼识珠，相中了远在千里之外教书的谢玉铭，聘请他到燕大担任物理实验课程的助教，后又资助他赴美深造。1924年，谢玉铭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随后转至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物理学，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m Michelson）的指导下，从事光干涉领域的研究，1926年获博士学位。

谢玉铭如期遵约回国后，执教于燕京大学物理系，1929年至1932年任物理系主任。就是在这段时间里，谢家搬进了燕东园。

1932年，应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邀请，谢玉铭再度赴美任客座教授，并参与了氢原子的光谱实验。1934年回国后，他继续主持燕大物理系，直至1937年。

谢玉铭先生是我父亲的老师。我父亲1932年春天从东吴大学转学至燕京大学，插班进入物理系四年级学习。秋天本科毕业后，父亲继续念研究生。据他回忆，当时物理系研究生的阵容特别强大，与他同时攻读的有袁家骝、毕德显、张文裕、王承书、冯秉铨、陈尚义等十余人，后几届还有褚圣麟、卢鹤绂、戴文赛等等。他们相继成为国际知名学者、国内有关学科的奠基人。

当年的北大、清华、燕京物理系三足鼎立。北大资格老，成立最早；燕京与清华同时成立，但燕大物理系在三校中率先招收研究生，谢玉铭当了七年系主任，一共招收了几十位研究生。他精心培养，主讲物理学、光学、气体动力论、近代物理学等课程；注重科研实验，主持新版物理实验。研究科学史的学者胡升华认为，“当时中国最好的两个物理系，一是清华，另一是燕京。”他对两校作了比较：由叶企孙和吴有训主持的清华物理系，是培养栋梁之材、眼往上看的轨迹：稳定的教育经费、强大的师资、高质量的生源、以国家未来各学科领导人岗位培养为导向的高端设计。而由谢玉铭和William Band主持的燕京物理系是心怀苍生、眼往下看的轨迹：稳定的教育经费，以宗教的热忱、服务大众的理想进行有效的播种。燕大物理系主张，“科学如果不渗透到一个国家的全体民众中，就不可能影响其国民生活。”

二

谢玉铭育有四个子女。长女谢希德生于1921年，比三个弟弟分别年长8岁、10岁和14岁。次子谢希仁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父亲对这个念书好的长女很是喜欢。”谢玉铭的太太张舜英是谢希德的继母。她的生母郭瑜谨，在谢玉铭留学期间不幸患伤寒病逝。

长子谢希文在一篇文章中说：“父亲在燕京大学任教时认识了我母亲张舜英，两人于1928年结婚。结婚前，父亲把祖母和姐姐接到北平，住在东大地（今燕东园）42号。祖母与母亲极少在孩子面前谈及往事，因此，一直到我们长大懂事后，才知道与长姐并非一母同胞。”

刚搬进燕东园42号时，谢希德在城里的贝满女中读书，周末才回家住一晚，周日下午又进城返校。后来，为了免去来回奔波的辛苦，她转学到燕京大学附中。谢希德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业成绩从来稳居第一。谢希仁说，读书改变了父亲的命运，因此他一直跟我们强调：“要好好念书，不用功念书将来就没有出息，就找不到工作，也没有人会可怜你。在这样的教育下，姐姐从小就非常用功念书。”

在燕京大学附中，谢希德遇到了学习上的强劲对手，一个叫曹天钦的男生成绩与她平分秋色。曹天钦的父亲曹敬盘，在燕京大学化学系任教，住在距离燕东园不远的蒋家胡同10号院。谢玉铭教物理，曹敬盘教化学，两人在学术上多有往来。我找到了一篇文章，记录了他俩曾帮助文物专家容庚先生用先进仪器和方法测量分析青铜器。容庚先生家也住在燕东园，桥东24号。

在《容庚日记》一文中记有：

1929年1月18日，“交一斗一升鼎与谢玉铭博士，试验容量。”（164页）

1934年12月17日，“早往访曹敬盘，商试验铜器事。”（393页）

吸收了谢曹两位教授的测试和分析结果，容庚于12月27日，在研究报告中写下了“‘铜器之起原’和‘成分’二段”。（394页）

两家长辈是齐头并进的学术搭档，谢希德与曹天钦两个晚辈也成为要好的朋友。可惜，青梅竹马的美好日子没能持续太久。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谢玉铭举家南迁。

追索谢玉铭南下后的经历：1938年，应桥梁专家茅以升的邀请，任贵州唐山交通大学物理教授。1939年，应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聘请，任教物理系。当时，厦门大学已内迁福建长汀县，办学条件十分艰难。此后七年，他全力协助萨本栋校长把厦门大学办成享誉国内的一流大学。谢玉铭喜欢古典音乐，会弹钢琴。厦门大学的老人们回忆说：课余悠扬悦耳的钢琴曲是谢先生弹奏出来的旋律，学校大型歌舞晚会活动总少不了他的钢琴伴奏。

谢希仁说：1942年，父亲到厦门大学担任教务长。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国立大学的校长、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都必须加入国民党。父亲也加入了国民党，但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国民党员，不交党费，不参加组织活动。他对国民党完全没有好感。父亲不问政治，对我们四姐弟也是同样的要求：“政治方面都不要管，你们念一个博士回来，以后好好教书，就走这一条路。”

三

谢玉铭在南迁途中，曾短暂担任湖南大学物理系教授，因此谢希德在长沙读完高中。就在她要拿到湖南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不幸患上了骨关节结核，当时的医疗条件只支持她绑上石膏，让病菌坏死。17岁的她只好躺在病床上读书。她与疾病抗争了四年，通过四年的自学，考入了厦门大学物理系。

期间，谢玉铭在给同乡朋友蔡咏春的一封信中谈道：“小女希德进厦大理工学院数理系，成绩为全校冠，本年谅可获得嘉庚奖学金（校中最优之奖学金，除供膳宿外，每月尚给四十元之零花费用，每年约合四千元）。”由此可见，父亲对女儿欣赏有加。

由于医疗条件所限，骨关节结核使谢希德的一条腿落下了终身残疾。即便如此，曹天钦对她愈加珍惜，四年中的“两地书”记录下他们不断升温的真挚爱情。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恢复了公费留学考试。毕业于燕京大学化学系的曹天钦，获得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的机会。临行之前，他来厦门长汀看望谢希德，向她求婚，两人相约谢希德毕业后争取赴美留学，两人拿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会合，然后一同回国。

1946年夏天，谢希德从厦门大学毕业，又到上海沪江大学当了一年助教，赴美留学的愿望才得以实现。1947年夏天，她启程赴美国史密斯学院攻读物理学。

创建于1871年的史密斯学院是一所优秀的私立女子学院，坐落在美国麻省的一座小城北汉普顿。谢希德在这样一个美丽宁静的学习环境中度过了两年。她一边做助教，一边攻读研究生课程。仍像在厦门大学读书时一样勤奋，每天“三点一线”——宿舍、物理楼、餐厅。

1949年夏，谢希德的论文《关于碳氢化合物吸收光谱中氢键信息的分析》通过专家答辩，获得硕士学位。由于史密斯学院的物理系不培养博士生，1949年秋，她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幸运地在阿利斯和莫尔斯教授的指导下做理论研究。莫尔斯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运筹学领域的开拓者。在他的建议下，谢希德选择理论物理作为主攻方向，于1951年秋以《高度压缩下氢原子的波函数》顺利通过论文答辩，获得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又应著名物理学家斯莱特的邀请，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固体分子研究室任博士后研究员，从事半导体锗微波性的理论研究，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女博士后。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在英国留学的曹天钦拿到了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同时，还被该校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选为院士，这是该院历史上第一个中国人获此殊荣。按照原来的约定，曹天钦要到美国和谢希德举行婚礼，然后一起回国。然而，朝鲜半岛突然爆发了战争，美国政府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农、医的中国留学生，一律不许返回中国大陆。曹天钦想了个办法，请他的老师李约瑟出面，写信让谢希德到英国举行婚礼。凭着李约瑟的名气，美国终于放行。一对学术情侣在分别六年后终于重逢了，婚礼在剑桥大学南的萨克斯德（Thaxted）大教堂举行。婚后，归国心切的一对新人立即打点行装，准备启程。

四

谢玉铭本人就是个“书呆子”，对孩子们的期望也只是读书，所以对书读得格外好的女儿尤其喜爱。谢希德在美留学期间，他也给过资助。据谢希仁回忆：

1951年，姐姐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在信中要求姐姐戴着博士帽拍一张相片，放大后寄回去，他要挂在自己办公室里。可是，姐姐并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思去做。我后来问她：“你干嘛不照一张寄回来呢？”姐姐说：“你知道在美国放大一张照片得多少钱？非常贵！我当时没有什么钱。”

谢玉铭听说女儿女婿打算放弃在国外继续做研究，一起回国，非常生气，极力反对。脾气倔强的他甚至声称要和女儿断绝关系。谢希德不愿伤父亲的心，却又不想按父亲的意愿办。此时，谢玉铭已离开厦大，定居菲律宾，任马尼拉东方大学物理科学系主任。女儿希望能说服父亲，但也只能写信、寄照片。

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谢泳先生，对谢玉铭父女这段往事曾有点评：

谢玉铭1946年离开后再没有回过中国大陆，他内心对女儿谢希德的思念之情，外人已很难知晓。谢玉铭虽是理科教授，但对时代较一般文科教授似更敏感，人生阅历也更丰富，他曾力劝自己女儿认同他的选择，可惜谢希德没有听父亲的话，这成为谢希德一生的隐痛。他们后来在事实上是断绝父女关系了，但双方又不愿在情感上承认这个事实。

谢玉铭在东方大学任教18年，退休后，于1968年定居台湾。在这期间，父亲再没有给女儿回复只言片语，就连女儿寄去新婚照片，都没有一句回复。

谢希德、曹天钦新婚照片，被谢玉铭一直珍藏。

谢希德到晚年仍然为此伤感：“回国后一直到父亲1986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复印了许多。”然而，终究四十年没再相见。父女俩的个性可见一斑。

1952年10月1日，谢希德、曹天钦夫妇从英国启程回国，此后他俩一直生活和工作在上海。谢希德在复旦大学，曹天钦在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1956年，两人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两人同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曹天钦毕生从事蛋白质和植物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1987年在以色列参加国际生物物理会议时，曹天钦不幸摔了一跤，加之原有的颈椎病加重，被同事用担架抬上飞机回国救治。此后八年，谢希德不知疲倦尽心照顾因脑损伤瘫痪在床的丈夫，直到1995年病逝。

谢希德毕生从事半导体物理和表面物理学研究。1958年，她编写的《半导体物理学》出版。这部在当时全世界都可称权威的芯片专著，成了中国芯“破冰”的教科书，她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半导体之母”。上世纪60年代，谢希德同方俊鑫合作，编写了《固体物理学》。1990年，她当选美国文理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3年，谢希德出任复旦大学校长，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她在复旦开设了当时在国际上刚刚诞生的表面物理学，还建立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为了给国家留下更多人才储备，她频繁地为学生留学写推荐信，据说她在当校长期间，每年要送走100多位学生。2000年，谢希德病逝，享年79岁。

据燕东园老住户、燕京生物系主任胡经甫之女、北大数学系教授胡蕗犀回忆，上世纪90年代，古稀之年的谢希德与幼时的玩伴徐元约等人曾到燕东园旧地重游。可惜那时她家的小楼和院子已经被改建成北大附小的一部分，找不回昔日的模样了。也是在90年代，谢希德生病住院，见到前来探病的幼时玩伴赵景伦，两人交谈甚欢。赵景伦也曾跟哈佛老同学、复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倪世雄一道去看望住院的希德，“那天正好停电，勉强爬上十层楼，她的病房门口摆满了江泽民等送的花篮。希德精神不错，我们谈的都是东大地的旧事。”

五

在搜寻谢玉铭、谢希德有关史料时，我被杨振宁先生1987年3月20日在《物理》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惊住了。标题叫《一个真的故事》，讲的是一位享誉世界、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物理学家。

1986年3月，我在纽约买到一本新书，名叫Second Creation（第二次创生），是两位研究物理学史的作家写的。特别使我发生兴趣的，是书中对这方面早年实验发展的讨论。原来在三十年代就有好几个实验组已经在研究氢原子光谱，与后来Lamb（编者注：威利斯·尤金·兰姆，195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在1946—1947年的工作是同一方向。其中一组是加州理工学院的W.V.Houston和Y.M.Hsieh。他们做了当时极准确的实验，并写成长文投到“物理评论”。《第二次创生》对此文极为推崇，说文中做了一个“从现在看来是惊人的提议”。他们的实验结果与当时理论结果不符合，但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不幸的是，与他们先后同时有几个别的实验组得出了和他们不同的结果，由此产生了混乱的辩论，理论工作者没有正确处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

杨振宁进一步发现，上世纪50年代，美国物理学家兰姆通过微波共振法的途径，获得与W.V.Houston和Y.M.Hsieh在30年代的研究成果相同的“发现”，并因此获得了195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几年后，日本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自创了第三种对电子电动力学的研究，通过实验处理，也获得了与W.V.Houston和Y.M.Hsieh以及“兰姆移位”相似的科研成果，因此获得了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个Y.M.Hsieh是谁呢？杨振宁想到，也许就是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教授。

很凑巧，几天后，谢希德自美国西岸打电话来讨论学术交流的事情。杨振宁趁机问她，谢玉铭教授是否曾于上世纪3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并曾与Houston合作？她说：“是的。你为什么要问？”杨振宁兴奋地告诉了她书中的故事，再问她：“你知道不知道你父亲那时的工作很好，比Lamb有名的工作早了十多年，而且Lamb的结果证明你父亲的实验是正确的？”谢希德回答：“我从来不知道，当时他只告诉我在从事很重要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