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异地办学叫停 中西部高校缘何东扩？

高校异地办学叫停 中西部高校缘何东扩？｜教育观察

部属高校、中西部高校的集体“东扩”引来新一轮的严控

资料图：西安，西北工业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作为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西北工业大学本部在陕西西安建校办学已超过65年，位列双一流、985工程、211工程，为工信部直属高校。

过去数年，不少“双一流”高校尝试通过异地办学扩大影响，也得到优质高教资源不足地区的积极响应。但这一趋势正被扭转。

2022年11月，原本落户苏州太仓的西北工业大学太仓校区，悄然更名为了“太仓智汇港”。原本该校区拟容纳在校学生10000人、教职工2500人，但一期工程竣工一年余，不仅未能拿到教育部批复和本科段招生独立代码，数百亩已完成建设的校园也终难能利用。

某西工大学生表示，校园内目前空置率很高，他所在的软件学院，原本计划完整迁入江苏太仓，如今只有少部分项目和教师入驻。由于已暂停招生意图，只有本部的部分高年级学生，可以因导师或项目入驻而申请以实习名义前往。“确实很漂亮，设备和设施也都十分完备。”提到匆匆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太仓校区，他言语间也难掩遗憾。

作为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西北工业大学本部在陕西西安建校办学已超过65年，位列双一流、985工程、211工程，为工信部直属高校。而西安市的另一所名校西安交通大学，也于去年3月公告旗下苏州研究生院，更名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基地。

不止是陕西与江苏。过去的一年的公开信息里，西南交通大学清理了青岛、唐山、深圳三地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撤销异地研究院4个，已被纳入《甘肃省“十四五”规划纲要》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兰州学院也面临搁浅，甘肃省教育厅在网络问政中回复，省教育厅分管负责同志和相关业务部门曾专题赴教育部当面沟通，收到“不支持也不鼓励”的明确反馈；后续回复中，当地已向合作创建甘肃科技大学等设想进行努力。

一般而言，新设高校的设置需满足一定办学年限，从低到高逐渐升格。近年来，高层次研究型大学的设置则主要遵循科研导向，先设立研究院，再升级研究生院，最终包纳本科，除公办院校异地设置外，民办院校如西湖大学，也是这一路径。

教育部在2021年7月发布的《关于“十四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要求特别严控部委所属高校、中西部高校在东部地区跨省开展异地办学，原则上不审批设立跨省异地校区；省内异地校区，也需严控数量、严把条件；现存高校异地校区，平稳有序、逐步清理规范。尽管教育部历来在政策文本中不支持高校异地设置，但如此措辞严厉并涉及倒查清理的，并不常见。

这一改变在学界的主要推动者，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卢彩晨向财新表示，高水平大学作为国家战略中的科研创新主力军，通过异地办学“集体东扩”，加入争抢生源的行列，是办学使命的错位。根据他的研究，截至2020年4月底，共53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参与了异地办学，占“双一流”建设高校总数的39%；其中，39所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占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总数的93%，设有研究院、研究生院、分校区等共166个。

流向上，流向东部的新设机构占总数的87%，集中流向发展速度快、富裕但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地区。具体到城市，深圳（38所）、苏州（20所）、青岛（17所）、珠海（7所），四地合计可以占到近半比例；东北和西部则成为了“净流出地”。

从学校角度，研究型大学在人才与项目上的争夺日趋激烈，而寻找增长点首先需要物理空间的扩容。例如中山大学深圳校区，规划占地就达4700余亩，在2020年首批师生入住时，已在全球完成了500余位学者的招募，这对学校整体科研产出，无疑增量巨大。迁入地也为此保证了扶持力度，除了市政配套设施，项目还包括两所附属医院，附属中学、小学、幼儿园，以及人才保障性住房。

西安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陆根书表示，西部地区大部分省级财政，在投入能力和意愿上，都很难跟上域内双一流高校的发展需求，大型项目如新建校区、研究机构、实验基地，动辄数十亿元的土地、基建投入，往往需要学校从自身的经费中腾挪。

如他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长久囿于市区内的空间紧张，2015年起签约启动创新港校区，希望在西咸新区找到新的发展空间。从公开资料来看，这一部省校三方共建的国家级项目，投资逾两百亿元，陕西省层面的支持主要为土地划拨及地铁规划等市政努力，中央层面主要为多个部委参与共建的数个国家级研究院，项目推进数年间，交大自身的建设资金压力一直较大。

而前述的西工大太仓校区、中山大学深圳校区等，都是典型的“交钥匙”工程，校方的重心可以直指招生、办学，无疑吸引力巨大。从地方政府角度，除开弥补高教缺口与集聚产业发展，高水平大学品牌可以整体带动的经济与房地产活力，也不容小觑。

尽管地方与高校看似“双赢”，但隐患也十分明显。准备不足者易产生师资队伍不稳定、办学资源稀释等问题， 运行成熟者如哈工大深圳校区，则又出现了最低投档分数线高出本部数十分的“倒挂”情况；另一方面，部属高校的运行经费主要来自中央财政，异地办学超出了原有的设置规划，在最基础的投入责任上又一直未能得到明晰。

教育部在2019年回应人大相关建议时表示，在体制机制上找到合理解决方法前，原则上不鼓励高校异地合作办学。从结果来看，异地办学的热潮，最终并未导向体制机制的重新梳理。

中国高水平大学主要布局在区域中心城市，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未有较大改变，而后又得到985、211等工程的加持强化，深圳等后起强市而今的急迫，河南等人口大省高考“地狱难度”的尴尬，都与此不无关联。

陆根书表示，中西部的部属高校仍面临人才“东南飞”的窘境，尽管经费都主要来自中央财政，但经济实力雄厚的地区往往能够在学科建设、科研项目上对标中央经费配比，拉开差距。现有的政策倾斜如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等，相较于东部地区的支持，还存在量级上的区别，学校可以受政策规制，但人才并不会因此放弃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