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志龙博士
钱志龙，1976年生于上海下岗工人家庭，从小成绩优异，高中毕业被保送北大。先后取得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学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传播学硕士学位，夏威夷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南加州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历任中美多所大学教授、中小学校长、校董。
他金光闪闪的履历，完全贴合了中国父母脑海中“理想孩子”的模板——努力学习，一路过关斩将，将名校文凭尽收囊中，之后换得肉眼可见、令人艳羡的地位、声望，实现阶层跃迁……
然而，他学成归国之后，并没有去做励志演讲，反而常常打破父母们头脑中关于这种成功路径的幻想。
他先后出版《校长日记：我在美国当校长》《图解中西方教育的异路与同归》《国际教育的门里门外》《鲑去来——我的美国留学往事》等多部专著探讨教育；
并于2017年1月起，访学全球，精选十个国家十所学校做成了一档教育节目课《一个校长的出走》。
他强调，与其说他是应试教育体系的受益者，不如说是幸存者。
如果父母们不明就里，却企图让孩子挤过高考独木桥，复制他的成功，那么大概率等于送孩子当体系的炮灰。
钱志龙提供了一段背景资料：
中国14亿人口，只有2800多所高等院校，每年约有1000万人参加高考，但只有少一半能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也就是说，多一半的孩子，在参与这场内卷时就注定会白白辛苦十几年，付出快乐、健康，最后一无所获，成为升学率的分母。
冰冷的事实却仍挡不住家长把孩子往“零和游戏”里送。
我能理解家长们“鸡娃”的“充分理由”和强烈愿望。
看到成功人士试图击碎小人物的梦想，我总有些不甘、不忍。
于是，当有机会见到钱志龙时，我决定先替普罗大众反问：
为什么他能从体系中幸存？
毕竟，当一个人不能从现行体系中逃逸的时候，幸存就是最有诱惑力的选项。
一个孩子如何才能不被体系玩坏
学堂：
尽管应试教育体系有诸多弊病，但至今仍被大多数中国父母认为是改变孩子命运的唯一途径。
这些父母最关心的教育话题停留在“如何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如何使孩子自觉把更多时间投入到写作业、刷题当中”。
有钱送孩子上国际学校、出国留学的，在中国14亿人口中属于凤毛麟角。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2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31370元，平均到每月是2614元。
另有中金公司的一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计13.28亿，占总人口的94.8%。
如果您对身处金字塔庞大基座的这13.28亿人说“为什么不尝试更好的教育”，是不是有点像说“何不食肉糜”呢？
钱志龙：
的确，当我带着全世界范围内美好的教育理念回国与人分享时，听到最多的反馈是“这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没办法”。
我问老师，为什么要给学生留那么多作业，老师说：
“我没办法，如果我们班平均分低了，校长会批评我。”
我问校长，为什么要把教师工资和学生成绩挂钩，校长说：
“我没办法，如果升学率下跌，教育局长该找我谈话了，家长也不答应。”
我问家长，孩子的压力已经那么大了，为什么还送他去各种补习班，家长说：
“我没办法，要是他考不出好成绩，进不了好大学，将来肯定就找不到好工作，拿不到高收入，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娃……一辈子就完了。”
听起来每个人都是被动的受害者，无辜，无助，无奈。
可是，每个人也都明知体系有问题，却在主动地妥协并适应它，没有做出反抗。
学堂：
当每个环节上的成年人都声称自己很无辜，无法对结果负责，孩子成了恶果的最终承受者。
钱志龙：
很多校长、老师和家长把孩子当成了童工，为他们挣得荣誉和面子的工具。
学堂：
那么问题来了，在孩子们大概率会成为应试教育体系牺牲品的情况下，您是如何幸存的？
我想家长们都想知道，哪些因素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虽然身处体系之中，但不被体系玩坏。
钱志龙：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我的幸存，主要可归结为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天赋。
我刚好是比较适应纸笔考试这样一种评价方式的孩子。
我不擅长体育，也不会任何乐器。很多孩子都比我聪明、比我有才华，只是他们不适应纸笔考试。而在评价标准单一的情况下，他们不得不用自己的短板去磕别人的长板。
考试成绩不好，真的就代表一个孩子懒或者笨吗？
有没有可能是学校根本就没有给他公平展示他能力和努力的机会？
让所有动物比赛爬树，连动物都不会答应的。
第二个因素是父母。
我的父母是下岗工人，能够给到我的规划、引导、支持都有限，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
我因祸得福，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自由和很多自主的机会。
他们允许我做各种各样的决定，并为决定的后果负责，我自然就觉得，学习是我自己的事，是我该思考、我该做的。
我爸爸是老三届，认为知识无用。
小时候，邻居的孩子在上海第一家五星级酒店做门童，能赚到小费，我爸爸很羡慕，认为我应该效仿，早点打工养活自己。
这让我知道了父母的局限性。我不会去苛责他们鼠目寸光，但我更加确信，我得为我的人生做主。
父母的“不管”增加了我成功的几率，而现在的父母，可以说管得太多。
跳出来想一下，父母用二三十年前的经验去指导孩子，规划他们的未来，不是很荒谬吗？
孩子一定是离未来更近的人，面对未来，他们比我们更有发言权。
如果真的爱孩子，父母就要放弃顽固的指挥和掌控的欲望，这样孩子超越上一代的机会还大一点。
第三个因素是老师。
我有幸在中学时代遇到几位很好的老师，他们教的知识我全忘了，但他们把我当成“人”来对待，在意我喜欢什么、希望成为什么，鼓励我做自己。
这几位真正意义上的老师，对待学生不是充满暴力、训斥的军事化管理，而是用温柔的方式，呵护了我的自尊，激发了我的内驱力，修复了我，救赎了我。
我还有机会被我的英语老师信任，成为他的助教。
我去办公室帮他改卷子，在他生病时替他上课，这使我有机会发现最高效的学习方式是教学相长，成为了一个很会学习的孩子。
学堂：
如果说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罔顾孩子的天赋个性，以成绩为唯一衡量标准层层压榨孩子，几乎成为必然；那么一个孩子要想幸存下来，就更依赖他的“运气”，依赖他所遇到的老师，他所投生的父母——这一个个具体的人，是否觉醒。
可惜我们的家长大都也是被应试教育体系培养起来的，头脑被单一的评价标准占据了，而且被驯化得畏惧权威，害怕特立独行，遇到来自学校老师的施压，家长自己先瑟瑟发抖，根本缺乏保护孩子的内在力量。
钱志龙：
是的。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不公正的评判之后，回家往往还要被二次伤害，父母只会雪上加霜，伤口上撒盐。
体制的灾难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
应试教育除了摧残学生，把老师也都格式化好几遍了，老师这个群体若不主动学习，也是工具人，流水线上一个可怜的部件。
小学老师不管孩子到了中学会遇到什么，大学老师不了解孩子的幼儿园教育是怎么做的；化学老师不管语文，历史老师不管数学，但每个学科的老师都争抢孩子的时间。
当体制、学校、教师群体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我们只能期待家长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到底希望为你的孩子保留什么，希望你的孩子长成什么样。
从最基本的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规律出发，你就会知道，保护孩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好奇心、想象力、探索欲……远比计较分数高低重要。
当孩子在学校受挫的时候，家长要给孩子看全景图，让孩子知道老师的视野也是有局限的，孩子并不像老师说的一无是处。
当孩子在某一方面产生兴趣，表现出比别人强——哪怕这是学校不看重的方面，家长要知道鼓励孩子，帮助孩子在他擅长的领域获得自信。这个自信是可以复制的，甚至可以支撑他去做他没那么自信的事。
家长的作用是帮助孩子了解他的个性和特质，找到他的短板和长板，把长板变长，而不是把短板全部拉齐。
哪怕你的孩子特别爱跟老师顶嘴，这不是坏事，而很有可能是他的优势——他看不惯现状，才会去创造新的东西。
哪怕你的孩子“懒”，也不是坏事——他实在不想干，才可能发明新方法让事情变得容易。
我们的家长要学会转念，欣赏自己的孩子。
正常的教育应该是，让擅长考试的孩子去考试；让擅长跟人聊天的孩子去聊天；让擅长动手的孩子去动手……
老天爷给了很多兵器，每个人都要看看对自己来说哪样最趁手，用它去面对你的人生。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举全国之力、全家之力，共搏一场高考。
家长也不去看全景图，只看眼前的蝇营狗苟，别人说要报班，就马上去给孩子报班，别人说要补课，就马上抓孩子去补课。
我们的孩子实在可怜，很希望爸爸妈妈懂他，但是爸爸妈妈被急功近利的价值观淹没了，看不见真相。
其结果就是孩子被家长和老师联手给毁掉。
违背了教育的规律
上了北大也没用
学堂：
中国家长鞭策孩子时，很喜欢给孩子设定考清华北大的目标。
您是上过北大的，孩子们是不是熬一熬，挤进北大就好了呢？
钱志龙：
进了北大之后，我是有所失望的。
我发现那并不是我被许诺的“流着奶和蜜的地方”。虽然它已经是中国大学里面最自由的一所，但仍然有很多的不自由，有很多跟时代脱节的旧传统、旧制度。
比如，很多必修课我为什么不感兴趣，本质上是因为我并不认同它们的价值，它们不能让人真正实现自主自驱的探索式学习。
很多孩子进了北大之后跟父母说“我按照你们的期待，上了北大了哈”。
但从进北大的那天起，他就停止了努力，停止了对新知的好奇，停止了规律的作息，报复性地睡觉、打游戏、谈恋爱……做所有在中学时大人不让做的事。
前面十几年，我们的教育耗尽了他们对学习的热情。
孩子们一路都是被动学习，为了一些短浅的目标，为了那一场成王败寇的考试。
当目标消失，他们整个人也瞬间垮掉。这也是“空心症”的病根。
因为不愿受到宿舍里打游戏氛围的影响，我大三时就靠自己做家教挣的钱，搬出万众渴望的北大校园，自己租房子住了。
学堂：
您为什么进了大学之后也没放弃自我成长呢？
钱志龙：
这又要感谢老天爷的眷顾。
我高二时因病休学过一年，当时觉得世界都塌了，别人那么努力地为未来拼搏的时候，我却在床上躺着。
但后来回想，恰恰是那场病，让我得到了一个合理合法的“间隔年”，可以什么都不做，花时间去思考人生，思考我是谁，到底想要什么。
不然我可能就跟我的同学们一样，像骡子、马似的一圈一圈拉磨，不知道为了谁，不知道图个啥。
高中时代的思考，和进入大学后经历的种种失望，使我进一步意识到，我不光不能指望父母，也不能依赖北大的金字招牌。
我重新梳理自己的生涯规划，大学毕业前夕，主动放弃国家部委的面试机会，而毅然选择出国深造。
学堂：
听起来您一直在强调：
找到孩子擅长和热爱的事情，并支持他去发展他的擅长和热爱，是教育的核心。应该让教育来适应孩子，而不是让孩子去适应教育。
钱志龙：
没错。
这点上德国就做得非常好，引导孩子从小自问“我到底想干什么”，小学毕业就开始分流。如果一个孩子想做厨师，那他就不需要去考英语、学高数了。
这里很重要的是，孩子不是因为考不上大学而被迫去读个职校，而是遵从他的天赋，主动奔赴那个自己喜欢的领域。
学堂：
如果一个孩子发现自己不适合走升学考试的路，而喜欢当厨师，那在德国没问题，学个厨师，出来后做个蓝领，收入和社会地位跟白领没什么差别。
但在中国，当前蓝领的平均工资还是比白领低的，在社会上受尊重程度也低。
大概没几个家长真心愿意自己培养的孩子将来去端盘子、当保姆、扫大街——人们在心里是给职业分了三六九等、高低贵贱的。
钱志龙：
如果我们被这种陈旧的价值观困住，就会非常被动。
很多人的策略都是让孩子先去拼一拼高考，输了再上职校——哪怕应试教育摧毁了孩子所有珍贵的东西——自信心，好奇心，创造力——全部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其实很多新兴的职业，既有趣还不少赚钱。但家长们连知都不知道，反面教材还是举端盘子、扫大街的例子。
家长们不愿坦然接受事实：
如果一个孩子不适合走考试升学的路，却非把他按在那儿死磕，天天把他骂得猪狗不如，等他整个人都被骂得软掉了，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了，再跟他说“你去学个手艺吧”，那才真是把孩子坑了。
40多年前，高考可以让你从农村回到城市；
20多年前，高考确实有机会让寒门出贵子；
但今天，时代早已大变，貌似公平的高考其实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公平。
真正的公平，不是给所有人一样的东西，而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他需要的东西。
学堂：
不管怎么样，都先拼进高中、拼进高考考场，等被淘汰下来以后，再像垃圾一样被搓进职业学校，被推进社会，孩子会觉得自己是个无能、无用的失败者，永远低人一等，矮人一头。
钱志龙：
对啊。
根据自己的天赋特长主动选择，和经过淘汰赛后被动选择，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学堂：
一种是我的人生我做主，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自由取用周遭的资源。
一种是我要一直响应外界的要求，追赶外界的节奏，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之后，勉强求讨一口饭吃。
这种心理上的弱势，会彻底影响孩子怎么评价他自己，怎么评价他的人生。
钱志龙：
是的。
你愿意你的孩子占据主动还是被动呢？
这其实就是考验家长远见和定力的时候。
学堂：
喜欢说“我没办法”的家长，其实并不是真的什么都做不了。
钱志龙：
是的，家长如此，老师也如此。
希望体制内的老师们也别觉得自己毫无选择。
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留一点时间空间给孩子。
哪怕一周35个小时你都带着孩子刷题，能不能留出5个小时，只关注孩子的内心，倾听他们的想法，做些与分数无关的思考，做些项目式学习。
至少保护住孩子的一点点好奇心和探索欲，那就等于给孩子留了一线生机，他将来遇到合适的空气土壤，还能开花结果。
如果你把孩子的时间全部填满，把孩子的精力全部榨干，那就完全剥夺了他改命的机会。
没有任何“境况”
能凌驾于“规律”之上
学堂：
把应试教育贯彻到极致的“衡水模式”，宣扬“提高一分干掉一操场的人”，把学生都训练成考试机器，制造了大面积的心理畸形患者。
可仍有源源不绝的家长削尖脑袋把孩子往里送，特别是出身农村、较为贫困的家长，一门心思盼望孩子通过苦学出人头地。
钱志龙：
这部分家长的观念我无从改变，在他们的视野范围内，这就是最好的，我也无意评判。
只能说，这么做的代价是巨大的。
就算孩子经历非人的折磨后走出了农村，他获得幸福了吗？我们不敢去追问。
没有一个“衡水模式”的学校敢说，我是为了孩子的终身幸福在教他。
教育是长跑，不是短跑。
学堂：
是不是存在一个悖论：
越是底层的家长，越难有机会接触到创新教育的理念，他们的既往经验和限制性信念，也使得他们更难去认同创新教育的理念。
他们其实更容易接触到“衡水模式”，更容易认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于是他们的孩子便更难改变命运、实现阶层跃迁。
钱志龙：
是的，我也曾为此很痛苦，好像大部分人就是叫不醒的。
但我现在想通了，社会再怎么进化，终究要分流，终究要有人垫底。遇到眼界低窄的家长，孩子就注定要多遭点罪。这令人悲伤，但就是客观规律。
如果你听到我这些想法了，你开始松动，开始质疑你之前的价值观，那么就佛渡有缘人。
学堂：
现代科技的发展，互联网的普及，对心智启蒙会产生多大程度上的帮助？
比如不论人们现在身处哪个阶层，只要能上网，就都有机会看到我们这篇文章了。
钱志龙：
有了互联网，也还是得看人。
理论上已经没有人能阻止你获得知识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命运，这是一个新的机会点。
但同样拿着一部手机，你可以刷一天抖音，也可以去上一天免费或付费的自我启蒙课程。
有了互联网，如果你还是活在旧的认知、旧的规则里，自怨自艾，你跟别人的差距只会拉得更大。
除非你好好利用时代赐予的工具和便捷，去做自我认知的启蒙和提升，才有机会“逆天改命”。
学堂：
应试教育最恶劣的影响恐怕是让一代代的人习惯了听话照做，不敢相信自己，不敢独立思考，不敢脱离大部队，为自己的人生做主。
钱志龙：对。
自我启蒙的意义就在于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确立自身的主体价值，确认方向。
现在谁都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我要去哪里”，就全力以赴，拼个你死我活。
殊不知，方向错了，越努力，偏航越远。
学堂：
中产阶级家长做得怎么样呢？
对于有钱送孩子去国际学校、出国留学的家庭，您有没有什么忠告？
钱志龙：
中产阶级更焦虑，因为他们还有一些所谓可支配的财富，可以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或者送出国，但又生怕钱花得不值。
我也坦率地告诉你，还真不一定值！
很多国际学校现在也沦为了应试学校，只不过把高考换成了洋高考。
再说留学：
我见过在国内格格不入，到国外如鱼得水的孩子；也见过在中国考试考得很辛苦，到国外变成英语考试，过得更辛苦的孩子——
他们的自信心再次遭到打击，又身处异乡，更容易陷入焦虑、自卑、愧疚、绝望等负面情绪，而得不到及时的关注和疏解，后果不堪设想。
低龄留学我特别不赞成，把那么小的孩子送到别人家里寄养，或送进寄宿学校，对亲情和孩子的心理会造成严重的伤害。
大部分中国学生到国外都面临很多挑战，包括我本人，在美国留学的第一年差点崩溃了。
美国的研究生课程不考试，但处处考验你的能力，例如：快速阅读的能力，课堂表达的能力，学术写作的能力。
这些能力恰恰是应试教育不教的，中国学生欠缺的。
所以不论你身处哪个阶层，还得回来做家长的核心任务——真正去了解你的孩子，按照教育的基本规律办事。
不要因为别人都送孩子出国了，你就送孩子出国；也不要因为你家有足够的钱了，就送孩子出国。
如果出国真的是最适合你孩子的路，那么再送不迟。
学堂：
其实这又回到了主体性的问题。
而主体性恰恰是国人最缺的东西，我们很习惯于别人干啥我干啥，别人有啥我也得有啥，不经独立思考。
即便客观上全世界的教育资源都可以拿来为你所用，你也要选择什么适合自己，最终考验的还是你的主体意识和对教育规律的认知。
钱志龙：
明白这一点的注定是少数人。
并不是说这少数人注定在最富裕的阶层产生，而是你在任何阶层，明白了这件事都好——
不要以任何理由去做违背教育规律的事，不要凭任何借口去伤害孩子。
从古至今，没有任何“境况”能凌驾于“规律”之上。
家长的认知天花板升高了之后，孩子的发展空间才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