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教育专家
培养一个全能的人,还是培养一个专家?
今天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首先感到的还是很不满意。前段时间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在文章中写,他接触到的当代大学生有七个特点,简单讲,就是迷茫、消沉、内卷、焦虑等等。大学如同高中,会考试,不会研究;高均值、低方差,学生之间比较雷同。很多在校大学生的一个困惑,就是到底是上学更重要,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更重要,其实这完全看你怎么来认识学习,怎么来规划自己的学习,或者说重要性的认知是来源于你自己的内心。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写过几篇类似的文章,说过类似的案例,他招收的几个中国博士生最后都离开他了。他说,有一个学生学习非常好,已经学到第三年了,他的课题研究都已经很有眉目了,他本来一直认为这个学生可能是他最优秀的一个接班人。结果某一天学生跟他说,“老师对不起,我要回国了”。我说你干嘛要回国了?他说他妈妈给他找了个基金代理人的工作。陈志武非常震惊,考上耶鲁的研究生,而且学习那么好,怎么突然自己就完全放弃了?他说你到底自己喜不喜欢经济学?他说我也可以学,也可以不学,意思就是说怎样都无所谓。这是让陈教授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后来他发现这种现象在美国并非个别,因为好几个美国教授打电话向他请教,说自己的中国学生已经开启研究了,已经领到课题经费了,但是突然变卦了,要走人等等。陈志武周围的一批美国教授,集中讨论过一个问题:今后到底招不招中国的研究生、博士生?因为你没法判断这些中国留学生,到底对这个学科有没有兴趣,能不能走到底。因为对导师来说,申请到了一笔专用经费,而且找人来做研究,这个过程一旦中断的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最后陈志武得出结论,主要原因是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太相信他们的妈妈了。也就是说长到那么大,他的所有判断,都是服从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可能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也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但是他母亲给他做的规划和决定,他就欣然接受了。他说这个是非常可悲的。
所以美国的大学教育,非常强调一个概念,叫做“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这个概念在中国,一直到90年代以后,才渐渐得到一些传播,但基本上只是挂个名,就是它的整个教学课程和学习生活,跟“博雅”基本无关,而是把学科分成非常多的密集的专业,每个人只学其中很小的一段。实际上,美国的博雅教育主要在本科阶段四年制的文理学院。
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你的教育目的,到底是培养一个全能的人,还是培养一个专家。尽管这些年,由于教育越来越赚钱,分工越来越细,美国大学的博雅教育不像三十年以前那么红火,但是传统还在。到底为什么读大学?大家非常清楚,因为学手艺的地方很多,如果你为了学一门手艺,不一定非要到大学,尤其是到名牌大学,这就是培养人和培养专家的区别。
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文件、越来越多的表达,通常用“学习”两个字来取代教育。从联合国教科文的口号——“学会生存”开始,“学习”和“教育”是很不相同的概念。教育基本上是别人要求你来做的事,而学习是你自己想去做的事。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区别,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走以后的道路。
对于学习而言,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刚才陈志武教授关心的是学生对这个学科到底有没有兴趣、喜不喜欢,这个是规划不出来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在这种学习之中,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价值观,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学习。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价值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碎片化,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价值观的教育就越重要。
美国著名教授、芝加哥大学的玛莎·努斯鲍姆,写了一本书叫做《功利教育批判》,被翻译成了二十多国的文字。她本人也两次被美国评为“百名影响社会的优秀知识分子”。她为什么要批判功利教育,或者说什么叫功利教育?“功利教育”就是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益,把教育视为国家经济增长、科技竞争以及个人谋利的一个工具,这种服务于经济增长的教育,使得我们的教育乃至人类文化陷于一种无声的危机。
她说现在各个国家,都希望培养高度实用的技能,追求短期效益、能够盈利的效益,而社会科学当中,这种最富有人文化的特征:想象力、创造力、严谨的批判性思维等等,正在节节败退。她说有些政府官员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们需要培养的是电焊工,而不是哲学家。这就是一个教育的悲剧。
努斯鲍姆教授特别归纳了功利教育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强调经济增长和群体利益,经济增长高于一切,同时忽略公平分配的价值,认为分配的意义没有那么大,模糊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因为教育为经济增长服务,它看重的主要是集体,而民主则是建立在对每个个人的尊重上的。
第二个是抵制历史教育,尤其是批判性的历史教育,教育与培养技术精湛、顺从听话,又习惯集体思考的学生,不去思考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民族主义观念造成的危害。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影响下,道德理想变得越来越麻木。
第三个,反对人文和艺术教育。反对的理由很直接,就是认为文学和艺术,似乎不能为个人和国家带来经济上的进步。但作者说,大量的实验证明,音乐和艺术能够培养社会共同体,能够培养卓越,能够培养一种广义的公民身份感。
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旧模式,它抹杀了人的目标,所以努斯鲍姆说,教育不仅仅培养公民素质,培养各类职业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出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人。她把有意义的个人,作为对人的培养的更为重要的目标。
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表达——有意义的个人。因为我们过去只是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区分开,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我们要培养的首先是未来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而不是工程师和医生。那么努斯鲍姆帮我们做了另外一重区分,有意义的个人,也就是丈夫和母亲,必须是有自己的内心价值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名字叫《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它是针对全社会性的、全球性的教育国家化、功利化而提出来的。它认为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它说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众多国际发展讨论体现出的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获取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
迎接未来教育的不确定性挑战
第三个我想讲的概念是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因为现在都在谈——面向未来的教育,未来的教育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经过了这次疫情的冲击,我们每个人都深刻地感到了这一点。
针对不确定性,莫兰分析了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科学范式的问题。从牛顿时代以来,那种以分析为主的还原论、因果关系、决定论等传统的科学方法和思维范式,导致整体性的复杂的问题,像红肠一样被一段一段切开,成为超级专家的盘中餐。即科学研究的范式就是还原式的,重视因果关系、决定论,对复杂关系的认识就被虚化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还原论的研究,局限于可测定、可量化、可形式化的东西,然而现实的生命、现实的生活,绝大多数是不能够被数学化或形式化的。莫兰说这个先例就是经济学,最具经济精确性、形式化和抽样化的经济学领域,专家们不仅难以在经济预测上意见一致,其预测又经常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完全无力预测和防范的情况。
基于上述特点,莫兰认为,目前我们整个社会科学的范式和研究都是低下的,即文明的范式是落后的。今天我们处于黑夜和浓雾之中,没有人能够预言明天。结论是,“知识既未使我们变得更加优秀,也未使我们变得更加幸福”。
我们面临的是随机性和偶然性、非线性、自发性、混沌等新特征,需要学会“在散布着确定性的岛屿与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 。没有历史的“规律”,没有被允诺的进步,我们手中并没有历史进步的遥控器。但莫兰说哲学家的方案,并不是寻找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因为一个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寻找新的土地,而是获得新的目光。
新的目光就是要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莫兰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他的目标,就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构造得宜的头脑。构造得宜的头脑是针对充满知识的头脑而言,过去很多时候的教育只是为了填充人的知识,而不是构造得宜的头脑。
构造得宜的头脑会具有哪些特征呢?首先就是明智的思维以及质疑的精神,就是刚才讲的批判性思维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形成恰切的认识,就是连接知识的能力。能够把各种局部的、片段的、零散的事件建立起它们自己的联系,就叫做把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这种将知识整体化的能力,是迎战不确定性最主要的能力,是对教育的“绝对要求”。这是法国哲学家莫兰的提法,迎接不确定性,最主要的能力是将知识整体化的能力。
要形成这种整体化的知识,需要教育过程的生态化,也就是把现在像切红肠一样的知识教育,构建成一种生态化的教育,将事件、信息、知识放置在其特定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自然环境的联系之中,对局部问题进行整体的思考,对整体问题也进行局部的思考。
基于这种追求,莫兰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保护人文文化,包括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等。人文文化是一种总体文化,承载蕴含的是一种人类精神,应用于各种特殊场合的一般智能,所以应该完全恢复文学的全能。而历史学要起一个关键的作用。刚才讲的把这种零散的、片面的、局部的概念、事实连接起来。靠什么来连接?就是靠这种总体化的知识。它的桥梁和粘合剂就是人文文化,所以要善于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世界。
那么具体的教育的生态化,有两个特点可以考虑:一个是“在地化”,也就是与你当下的生活联系;第二个是“在人化”,这是造的一个词,也就是人本位的,与人的命运相联系。
那么如何迎战不确定性,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教育的主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创新教育的关注比较多的是农村教育和小学教育,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小微学校,有的只有几十个学生,像广元的范家小学、贵州的田字格学校等。田字格学校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口号:“努力做一个精致的利他主义者”。
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的创始人张轶超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各种知识、观念、价值思想冲突碰撞的情况,我们首先要问: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我为何要学习?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构建了一套三个类别六种能力的评估体系。这种教育的核心概念都是指,就像康德所说的,当你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伦理实践者时,你便是在为世界创造领导者。因此让每个孩子,都自觉地成为自身和人类的领导者,是我们教育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