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生时的原始记录凭证和公安机关人回登记的依据，《出生医学证明》是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证号码的法定医疗证明。
多家医疗机构参与贩卖出生医学证明，违法行为因被举报浮出水面。11月17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正挂牌督办有关地方严肃核查处理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等相关问题，已向湖北襄阳、广东佛山、广西南宁等地派出督导组。
作为出生时的原始记录凭证和公安机关人口登记的依据，《出生医学证明》是证明婴儿出生状态、血亲关系，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出生状态、血亲关系，申报国籍、户籍，取得公民身份证号码的法定医疗证明。出生证明由国家卫健委统一印制，免费发放，但却在黑市以6至10万元不等的价格，真假掺半，流向全国各地。
围绕出生证明造假，不仅衍生出一条医院和中介内外勾结的黑色利益链，由此非法渠道流出的一纸证明更在儿童买卖和代孕的地下市场中扮演关键角色。产业链的上游是生育需求未在合法渠道满足的买方，下游是以卖方身份出售婴儿的父母或代孕者。链条的中间是层层盘剥的中介。孩子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在黑市中被兜售，最终借由出生证明，将身份“洗白”。
国家卫生健康委17日表示，对于损害儿童权益、伤害群众利益、扰乱正常医疗秩序，特别是伪造出生医学证明的行为，将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打击倒买倒卖出生医学证明等犯罪行为，对涉案医务人员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下一步，将指导医疗机构进一步健全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和流程，并在全国开展出生医学证明规范管理专项检查。
近年，国家层面收紧出生医学证明管理，但非法行为仍屡禁不止，背后既有利益驱动，也存在着大量未在合法渠道满足的现实需求。 “确实还是因为有市场在，很多无子女家庭想有个孩子，有市场自然就会促成和助长地下交易。”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袁彬说。
屡禁不止的黑市
出生证明贩卖市场存在已久。“(倒卖)出生证的问题其实以前也存在。”袁彬告诉记者，过去部分家庭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通过购买出生证明将超生子女的身份合法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放开，这部分市场严重萎缩或消失，但伪造、变卖出生证明在其他灰色甚至违法犯罪行业依然有利可图。
一部分用于“洗白”被拐卖儿童。举报者上官正义(网名)告诉记者，一类是传统的儿童拐卖犯罪中，为了将被拐儿童身份合法化，中介和买方父母使用虚假信息办理出生证明，比如电影《亲爱的》原型孙卓，幼时被陌生人拐骗后，即是通过违规办理的出生医学证明等材料落户。
袁彬指出，近年儿童拐卖犯罪已出现结构性变化，以拐骗等常见手段实施的拐卖儿童犯罪明显下降，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亲生亲卖”犯罪上升。2015年最高法新闻发言人曾在发布会上表示，大部分被拐儿童系被亲生父母出卖或遗弃，从2014年至2015年3月，全国各地法院公布的363份有关拐卖儿童罪的裁判文书中，被亲生父母拐卖的儿童占比约为40%。
区别于民间送养，此类拐卖行为借送养之名，实则买卖子女获利。买方假借营养费、感谢费名义，给予婴儿生母一定经济补偿。孩子出生后，经过多重中介层层加价，最终到买方手中。 “可能女孩只收到了2万元感谢费，中介一转手4万，再转手6万、8万、10万都有可能。”举报人介绍，办理出生证明往往包含在中介贩婴“一条龙”服务中，买方在中介提供的、非法渠道获得的空白出生证明上登记个人信息，再持出生证明办理户籍登记，被拐卖儿童由此获得合法身份。不仅如此，围绕出生证还有诸多附属产品，比如疫苗本、分娩和住院手续、发票等，中介都可以全套“保驾护航”。
另一部分出生证明造假的需求则来自代孕群体。提供代孕的女性需在整个代孕过程中绝对“隐身”,无法用真实个人信息在医院建立档案、住院和分娩，更不能用其身份为新生儿办理出生医学证明，需要冒用买方身份，在医疗机构配合下出具虚假的医学证明。
记者以买方身份咨询时，多名代孕中介称，办出生证明是代孕服务的内容之一，视采用的辅助生殖技术不同，代孕费用在40万至55万不等，办证另付1万元。在代孕者怀孕三个月时，冒用买方的个人信息在医院建档，届时出生证明的父母一栏就可以登记买方夫妻的信息。“出生证是专门的妇产医院办出来的。”中介向记者保证，出生证由正规医疗机构出具，“医院都是熟人，只要自己不说是代孕的，没有一个人是办不出户口的。”
不过举报者称，现实中部分买方夫妻为规避风险，并不希望向中介提供真实个人信息，而是选择在孩子生下后通过亲子鉴定的正规途径，在公安机关办理出生医学证明并落户。这部分孩子在医疗机构内的出生信息，往往被中介套用，二次售卖给另一名买证者。买证者先到医院进行产检建档，而后代孕者冒用买证者的个人信息在医院生产，买证者就可以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在医院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此为“套证”。
“出生医学证明在这里面就有了市场的空间。”举报人告诉记者，两种需求相互交织，由此催生盘根错节的出生证明地下交易市场，流通其中的既有中介伪造的虚假出生医学证明，也有“张冠李戴”的套证，更有医疗机构与中介里应外合倒卖出生证明，“这种行为社会危害最大”。
这在以往判例中屡见不鲜。据中国裁判文书网，2017年，蒙城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员工王伟利用工作便利，私自用单位办证电脑及打印系统，共套打出生证35份，以每份6000至1万元的价格卖给中介路四文，路四文再以110万元的价格卖给下层中介，其再加价卖给需要办理出生证人员。最终王伟获利39.6万元，路四文获利67.4万元。
更有医疗行为监管部门牵涉其中。据媒体报道，2016年，湖南隆回县卫计局科员刘鑫盗用该县德铭医院上缴县卫计局封存已作废的老公章，开具了《出生医学证明》。刘鑫因涉嫌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刑事拘留。
严打代孕收效不达预期
出生医学证明管理日趋严格，近年有关部门推动出生证明登记信息全国联网，以便跨省核验；今年4月，国家卫健委启用新版出生证明，将数字编码升级为条形码。7月，为严厉打击伪造和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等行为，国家卫健委、最高法、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等14部门联合发布《开展严厉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下称《专项行动方案》),决定自今年6月至12月，集中开展打击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等违法犯罪行为专项行动。目前尚处于专项行动期间。
多年重拳出击，违法行为缘何仍屡禁不止?袁彬认为，最直接原因是寄生在产业链上的各方有利可图，违法成本与违法回报的悬殊过大，违法者宁可铤而走险，也因自身违法行为具有一定隐蔽性而心存侥幸。但从根本上，要看到违法行为背后有其现实需求。
“催生代孕产业的多重市场需求客观存在。”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2021年发表的一篇调研文章《代孕的司法困境及解决》提到，调研样本中，委托代孕原因包
括：委托人或其配偶存在生理障碍无法自行孕育子女的案件占比60%;委托人未婚但希望养育子女的案件占比26.67%;委托人不愿承受生育之累的案件占比6.67%;委托人意图借助技术手段实现胎儿性别选择的案件占比6.67%。此外，近年来同性婚姻、独身主义、失独家庭等现实状况下生育意愿相应增多，也成为代孕产业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代孕本身最大的问题是，它把女性的生育权当成一种商品来出售，有悖于伦理道德。”袁彬认为。
虽然社会层面激辩代孕合法化议题，但国家卫健委数次重申坚决打击代孕。国家卫健委在上述《专项行动方案》中强调，代孕等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行为严重损害女性健康权益，践踏女性尊严，造成物化女性的负面效应。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伴生买卖和出具虚假出生医学证明等违法乱象，引发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拐卖妇女儿童等严重侵犯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安全稳定。
“在这种完全禁止的模式下，我国对代孕行为的打击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此前表示，国内部分地区的
“代孕黑市”活动猖獗，咨询量、订单量大增，代孕费、供卵费价格高昂。而由于缺少相关法律的规制，地下化的商业代孕引起的法律纠纷不能得到很好解决。
新型拐卖和收养难
而在“亲买亲卖”形式的儿童拐卖行为中，同样可以看到大量未被满足的生育和养育意愿。
学者邢红枚在《出卖亲生子女犯罪研究》一文中提到，在众多出卖亲生子女的案例中，出卖者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纯粹以生育为牟利工具，生一个卖一个，有的孩子未出生就已经找到了买主。二是多子女家庭，孩子的数目已经满足家庭需求，再生的孩子是家庭负担，成为出卖对象。三是未婚生育，男方不负责任，女方无力抚养或为保护隐私出卖。四是收入不稳定，觉得孩子是负担，出卖可以牟利。五是欠赌债、高利贷等，卖子还债。
“卖方既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相对被动情况下顺势实施的行为。”袁彬举例说，比如年轻女孩未婚先孕，没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意愿，“再遇到一个合适的机会，能够收一点钱或是挣一点钱，可能她也就这么做了。”
不乏观点认为，国内现行收养制度较为严苛，部分家庭在合法收养渠道遇阻，才将目光转向非法渠道。 “在一些送养的案件中，收养人是没有办法按照正常的收养制度来办理收养手续的。”袁彬介绍，中国收养制度设置的收养门槛较高，例如收养人要求必须无子女，被收养人必须是丧失父母的孤儿或者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等，程序性的规定也比较严格，因此在实践中，按照收养制度规定去完成一个合法的收养手续是很困难的，“这样自然会滋生相关问题，类似倒卖出生证的违法行为，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规避严格的收养制度，把孩子变成自己的孩子上户口，就可以绕开收养制度了。”
“很多人不想通过这种非法的渠道去买，但凡他有合法的渠道，谁愿意承担那么高的法律风险?”上官正义认为，一方面应坚决打击拐卖儿童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应从根源治理防范，结合社会实际需求，调整优化收养制度，让更多家庭有合法渠道领养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