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董必奇。
文｜蓝玲
为什么父母花费大量时间、金钱和精力培养孩子，用心为孩子规划，孩子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国际儿童学习与发展研究的领袖人物艾莉森·高普尼克认为，是“教养”这个概念有很大问题，它是一种糟糕的现代发明。
这里的“教养”（Parenting），指的是父母教育培养孩子的方式，而非文化和品德的修养。它是1958年才在美国出现，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才开始流行的。过去，人们通常在大家庭中长大，许多人在成为父母之前，就已经通过观察家人或亲戚如何照顾孩子，或者直接帮忙照顾孩子，学到育儿经验。然而到了现代，小家庭代替大家庭，这种学习方式中断了。
现在的父母会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学习和工作上，推迟生育年龄，自然而然地就把学习和工作中的那套模式用到育儿上：为孩子设定明确目标，按照所谓的科学方法与标准精细培养，相信孩子能沿着规划的路径，成为他们理想中的样子。这么做错在哪里？在于既不了解亲子关系，也不了解孩子。
从进化角度来看，人类相比其他物种，有更大容量的大脑和更漫长的童年，所以父母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照料他们。更大容量的大脑，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生长发育。
在漫长的童年里，孩子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解决发展中探索与运用的困境，为未来做准备。人的发展是这样的，先寻找各种可能性，再从中挑选出可行的策略。
在童年这个受保护的时期，孩子们会展现出强大而快速的学习能力，会涌现出许许多多新奇的想法，会表现出多种多样的性格与行为。这个时期，他们的大脑可塑性是很强的，会根据经历迅速生成更多的神经连接或改变神经连接。在成长过程中，常用的神经连接会变得更加灵活高效，而不常用的就会被“修剪”掉。到了成年，大脑可塑性降低，它仍旧可以改变，但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年轻的大脑爱探索，成熟的大脑在运用。
亲子关系很重要，人类许多独有的能力，都是在亲子关系中发展出来的。高普尼克认为，亲子关系让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等同于教养。父母的责任是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成长环境，让他们可以自由地探索，将各种新奇想法付诸行动，而不是按照自己认为好的方式去塑造孩子。
大人们很烦孩子的一点，是因为他们是混乱的、无序的、无法预测的。然而，混乱恰恰就是童年的主旋律。孩子们在混乱中探索，发现各种可能性，生发出创造力，拥有更多的可变性，他们在长大之后，才可以适应多变的环境。
从文化角度来看，儿童认知环境有两种形式，一个是认知习惯，另一个是成人的主动教授。在人类历史上的很长时间里，学徒训练是主流的教育方式，孩子们会通过帮助大人工作来学习。大一点之后，会通过成为师傅的学徒来学习专业技能，在模仿、练习、反馈的过程中，他们的技能越来越纯熟。
如今，学校教育成为主流的教育方式，它是近现代与工业革命一起出现的，旨在教会学生掌握认知技能和社会生活技能。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高效与公平，然而，也暴露出缺点。它是强目标导向的，就像我们常听到的，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当你思考什么是国家需要、思考怎么样才算是有用的时候，就会知道，它不会鼓励孩子们去自由探索，也很难像学徒训练那样，让他们掌握真正的技能。
这样的教育有一套标准规范，要求有序可掌控，在标准之外，可能就会被界定为是“问题”，要去“解决”。这自然就很难容纳孩子们千奇百怪的脾气秉性、兴趣爱好、优点缺点等等。
例如，学校教育要求孩子们集中注意力，就像聚光灯一样只照亮某个地方，但对年幼的孩子来说，他们的注意力更像是大灯笼，能照亮周围的一切。这两种注意力对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是有用的，但在规范之外，就会被判定为是“问题”。有些孩子有学习障碍、阅读障碍，他们就会被诊断为“不正常”，被区别对待，即使他们有其他让人惊艳的才能。强目标导向、标准化的设计是限制无序、限制多样性的。标准越严苛，“问题”就越多，“有问题的人”就越多。
有必要说明，我们并非要彻底否定教养或学校教育，而是指出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以避免在错误的方向上越努力，结果越悲剧。
高普尼克提出两种育儿身份：园丁和木匠。木匠的工作是将手中的材料，按照最初的计划塑造成最终产品，一扇门、一把椅子或者其他的物件，这项工作易于评估，可以控制混乱和变异。园丁的工作是照顾花园，为植物创造一个适宜成长的空间，注意，这里指的不是“温室培养”。这项工作是混乱、充满意外的。然而，优秀的园丁会将花园建造成一个好的生态系统，充满生机。花园里不同种类的植物，各具形态各有优劣自由成长，它们会随着季节天气变化荣枯交替，但是，在这个动态系统中成长的植物，会比温室培育的花朵更能适应复杂的环境。
好的父母应该是像园丁一样，不一定能将孩子打造为成功的成年人，但是，这些孩子会更强壮，更有韧性，更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环境与无法预测的未来。园丁式的父母不会去塑造孩子的命运，而是帮助孩子塑造自己的命运。现在，我们再回头看文章开头的问题，答案自动浮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