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日本镜鉴：乡村教育的生死考验

少子化日本镜鉴：乡村教育的生死考验

为保留日渐式微的乡村小规模学校，日本有诸多尝试，包括逆向推动“山村留学”“离岛留学”等措施，但种种更灵活的制度性支持，仍难以从容抵挡人口和财政的双重冲击。中国乡村教育又面临哪些选择？

当地时间2023年9月20日，日本埼玉县，一所被关闭的小学内空荡荡的教室。在过去二十年间，日本山村、离岛上的学校正快速萎缩、消失。

设想这样一种情况：当一处山村人口不断减少，一年只有两三名、甚至没有要上学的孩子时，学校还能开下去吗？

现任教于日本东北大学教育学部的学者刘靖，曾经在日本探访过一所特别的学校：学校位于日本东北部松岛湾内的一座偏远岛屿上，从一年级到九年级，一共有近50名学生，其中90%的孩子来自岛外。学校离最近的港口有近半小时船程；每天早上，岛外的孩子们要听着海浪声，和同伴们在船上完成晨间自习。

这所名为“浦户小中学校”的岛上学校，被看作日本偏远地区小规模学校振兴的范例。早在2007年，学校一度只剩24名学生，一个班级不过两、三人。在改革的决心下，学校靠着调动村社力量和自然资源，不仅组织起了有模有样的运动会、文化节，还开设了采蛤、剥蚝、稻作、环岛游各色体验式课程，吸引来岛外的城镇家庭“反向择校”，学生数也实现了翻番。

不过，这个颇为励志的故事，有其残酷的一面：学校所在的浦户群岛原本有两所中学、四所小学，因为人口不断减少，才合并成了如今仅存的一所九年制学校。而到明年，浦户小中学校将不再有本地生源——如果吸引不到岛外的孩子，最后一所学校，也极可能不复存在。

在过去二十年间，日本山村、离岛上的学校正快速萎缩、消失。据文部科学省数据，日本平均每年有450所学校关闭。从2002年到2020年，将近9000所学校永久关闭，剩下大约34000所小学、初中和高中。近两成市町村（相当于中国的市镇乡）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人数在十年间减少了30%以上，乡镇和村庄的小规模学校是“重灾区”。

对中国来说，这并不是遥远陌生的故事。秋季，我出差河南周口市鹿邑县，得知当地今年已经撤除了70多所乡村学校。教育局官员告诉我，为了应对人口减少，他们计划继续扩大撤校规模，“明年整合100人以下的学校，到2025年还要适当整合200人以下的学校。”

这两年间，不断有学者为调研时看到的“空心”学校而惋惜。为了改善乡村学校的硬件设施，中央与地方财政曾投入了大量资源。“你看外观，教学楼翻新过，每个教室都有全套的多媒体设备。”有学者描述在西部看到的一所乡村学校，“修得那么好，但就是没学生了，大部分空间都闲置着。”

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衰败，或许只是开始——中国大部分省份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将在2023—2024年达到峰值，之后逐步下滑。据首经贸张立龙团队预测，2021—2035年，中国学龄人口总规模将从3.28亿持续减少至约2.50亿。这期间，乡村小学在校生规模预计由2501万减少到829万，降幅近70%；而乡村初中在校生规模预计减少到130万，降幅达80%。

2022年春，我曾到访过河南濮阳一所村小：尽管只有不到20名学生，校长靠着主动联络各种公益组织，在小学里建起了阅读室，开起了阅读课，学校设施简陋，却温馨而有生机。而到今年秋，这所小而美的学校也没能逃过撤并潮。“疫情过后，政府资金困难，由三个教学班到两个，两个再到一个。”校长痛心地说，“乡村唯一的学校，都不能保留。”

少子化之后，乡村教育要怎么走？面对这个问题，国内教育学界的意见也在激烈分化：有大力支持乡村小规模学校、坚持反对撤校的；有批判村小浪费资源，呼吁让乡镇中心学校成为教育重心的；也有主张顺应教育城镇化潮流，索性“全部进城”的……

在转折时期的摇摆、冲突、混乱中，先一步承受少子化冲击的日本，或许能提供一种镜鉴。

生源骤降之时

回到一开始日本的岛上学校：本地生源寥寥无几之后，这所偏远的小规模校为何能吸引到学区外的学生？

一个重要前提，是日本的“小规模特认校”制度。从上世纪末以来，针对部分位于偏远地区、人数不足100人的小型学校，日本部分地区开始试行更灵活的学区制度，允许“跨区招生”。换言之，被指定为特认校之后，学校将可以突破区域限制，顺利接收学区外的学生，免于因本地生源不足、规模过小而关停。

当然，要跻身特认校，得有自身特色。“比起城市的大规模学校，边远地区学校三个最特别的条件，一是能小规模教学，二是有丰富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三是和地方文化、社区的紧密联结。”北海道教育大学教授玉井康之此前在教科文组织农教中心一场研讨会上提及。能否充分发挥这三项优势，是一所学校存续的关键。

对就读于浦户小中学校的孩子们来说，大大小小的活动几乎贯穿每个季节：春天有小学、中学联合举办的运动会；秋天有文化节，全校性的创意戏剧是重头戏；冬天有用臼和杵捣饭团的传统活动；学校临近大海，学生们还可以在长滩上采蛤，学习剥蚝、烤海苔。

令人印象深刻是由岛上居民组成的“学校支援队”。“学生少怎么办？比如运动会这种大型集体活动，就是学生、当地居民一起来参与的。”刘靖说。不仅如此，蛤蜊捕捞活动时，居民们会帮忙提前在海滩上撒一些蛤蜊，供孩子们尽兴采拾。学校也会邀请一些居民担当校本课程“浦户科”的讲师，用海藻、塑料、轮胎当教材，和孩子们讲述海洋环保的意义。

我困惑的是，即使一所小型学校办得有声有色，它的吸引力真的大到让家长愿意每天清晨6点、甚至5点起床，送孩子远距离通勤吗？

刘靖告诉我，日本乡村小规模学校复苏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城市里越来越严重的“不登校”——即青少年拒绝上学的问题。据《读卖新闻》报道，2020—2021学年，日本“不登校”、即拒绝上学的学生已达19.61万人，且过去8年都呈上升趋势。

“因为霸凌、抑郁等问题而拒绝上学的孩子在增加。慢慢地，日本边远地区的小规模学校，这几年越来越多地接收那些很难在城市大班制学校里学习生活的孩子。家长希望孩子能在人数更少，压力更小的地方正常学习。”刘靖说。

一位因孩子厌学而转校的母亲的自述让人触动。“儿子直到小学二年级都在大型学校就读。一个班级近40人，一个年纪超过200人。并不是大型学校就不好，只是对于那些极为独立，或者我儿子这样讨厌失败的孩子来说，这种学校不适合。”她在网站上写道，“新学校每个年级大约只有10名学生，全校只有约60名学生。正因为如此，所有孩子都像家人一样亲密无间。他曾经不擅长站在人前，但现在却能够代表同学发言。曾经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的他，现在却自愿参加大鼓表演。每次看到他在新学校成长的样子，我都会非常高兴，甚至感动到落泪。”

事实上，成为“特认校”并非有了保命牌。根据日本学者久保富三夫的调研，即使引入特认校制度，仍有超过六成的学校在五年内生源下降。要吸引学生，走出去、被看见变得格外重要。国内的乡校校长们或许很难想象一所公立学校会如此“主动出击”：每到招生季，浦户小中学校会在城市公关杂志上刊登学校招生广告，在幼儿园、托儿所举办发布会，努力宣传学校。许多小规模特认校也有持续运营的网站，介绍本校特色课程、特色活动，将招生电话放在最显眼的位置。

当然，对于有意体验乡村教育的家庭，选择并非只有转学。刘靖介绍，日本还在推动“山村留学”“离岛留学”，即鼓励都市学生到有丰富自然环境的农、山、渔村的学校里，体验当地的传统文化、食物、生活方式。

各地的“山村留学”长短不一：有为期一周的“短期挑战”，也有长达一年的“交换学习”。一些项目设计颇为有趣：2018年，日本高崎投资4亿日元，把仓渊町一所废弃小学改建成了留学生宿舍，又聘用了英语为母语的生活老师，以“英语村”为卖点，安排留学生们白天就近上学，放课后在全英文环境里生活，周末露营、爬山、玩水。2023年一年，英语村已有20名小学留学生、26名中学留学生，给本地住民不到4000人、老龄化率超过40%的仓渊町带去了少见的活力。

“仓渊英语村”利用废校改建的宿舍，学生们和外国教师共同在这里生活。学生就读的小学或中学距离英语村2—4公里，可以步行或骑行前往。

刘靖说，为了支持山村留学，日本政府部门会向地方自治体提供补助金，用以补贴留学生的生活费、旅费、保险费等。一些地区还会出台措施鼓励“家族留学”，即父母和子女一起搬到目标地。以日本山梨北部实施“家族留学”的丹波山村为例，对于留学家庭，丹波山村不仅承诺教材、餐费、修学旅行等教育费用全免，还全额补助儿童0—18岁的医疗费用，提供每月1.5万—2万日元的住房补贴。2019年后，山村留学生已占该地区学校学生人数的半数以上。

悲剧性的选择？

然而，小规模特认校、山村留学、离岛留学……种种更灵活的制度性支持，也难以让日本乡村教育从容抵挡人口和财政的双重冲击。寻找日本乡校复兴案例的同时，我看到了许多令人遗憾的谢幕：今年3月，因为学校合并和市政经济恶化，日本京都南丹市美山町停止了持续近25年的山村留学项目；更早几年时，获得“特认”资格的高冈市西广谷小学，也因为地方政府对教育成本升高、本地生源断档的担忧，在400多人联名反对撤校的声音中强硬关停。

数据上看，日本从1999年的“平成大合并”到疫情前，每年平均有220多所小学，50多所初中消失，使它在20年内小学数量减少了约18%，初中数量减少了10%，期间学校萎缩的速度从未放缓、甚至略有加速。

在日本，“撤点并校”，通常被称为“学校统废合”——它有三种含义：学校统合，即整并附近几所学校，到新地点建立新的学校；学校组合，即让规模较大、位置更好的学校，去合并人数较少，位置更偏的学校；学校废除，即学校废校，或者被其他学校合并。

当我们对撤校的想象还停留在“村小”一级时，日本已经呈现了更深层、更广泛的撤并震荡：由于学生不断减少，日本不仅有小学与小学、中学与中学的“横向”合并，也出现了小学和中学的“纵向”合并，甚至重复合并——中国台湾学者林雍智便在研究中提及，日本青森的东通村，已从最盛时期的37所学校撤并到只剩小学、初中各一所学校，后续还有再合并成一所九年制学校的规划。

近十余年间，一个影响、进而推动日本“学校统废合”浪潮的重要节点，当属在公共舆论领域造成巨大声浪的“地方消失论”：2014年，时任总务部长的增田宽也率队在全国调研后发布《可能消失的日本城市》报告，提出“40年后，全日本1799个城市，可能有896个会消失”，另有523个城市的人口预估少于1万人，属于“濒临消失”，拉响日本社会乃至国家的存亡的警报。

“地方消失论”发表不久，安倍内阁就成立了“城镇、人、工作创生本部”，着手推动日本版的乡村振兴——即“地方创生”计划，旨在应对生育率下降、人口过度集中、地方经济困境等多重问题。次年1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制定了《关于公立小学和中学适当规模、适当配置等的指引》，提出小学和初中应当保持“每校12—18个班级”的适当规模，并鼓励各地在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学校重组。尽管这份政策肯定了小规模学校对地区活性化的意义，但“适当规模”的规定，仍被广泛解读为支持撤并的信号。

人们可能会困惑：明明是“地方创生”，为什么还要继续关闭乡村学校？

这其实关联着：当衰落普遍蔓延，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入到哪里，怎么投入？按照增田宽也“选择与集中”的理念，必须将公共投入和政策集中于地方主要都市，形成能减缓地方人口外流东京的区域“水库”。边缘化的山林地区，保留“最低程度的医疗、照护资源，提供高龄者生活、全程照护所需”即可。如此主张，几乎隐示着放任一部分村落自生自灭。

也正是在这般张力之下，日本社会在学校撤并上的争议、对峙几乎从未停息——支持者主张，学校不仅应该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条件，还应该适配生活圈、产业圈的集聚，更好发挥枢纽性的作用，学校重组足以提升地方教育和经济效益；反对者则坚持，失去一所学校，将对一个村落、一片区域带去难以估量的损失。

“我的家乡鸠山町的鸠山高中今年会被合并，让鸠山町成为一所没有高中的町。这之前，鸠山高中的学生积极和当地居民互动，参加了育儿支援工作、夏日祭和社区清洁活动。因为鸠山高中存在，附近城镇和鸠山町也有巴士往来，是居民的重要交通工具。如果高中消失，学生和社区之间不再有交流，巴士服务也可能中断。”2022年11月，议员坂本佑之介的国会陈述折射了反对派最常见的担忧，“如果地方创生真的重要，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乡村学校的意义？”

同样是捍卫“地方创生”，两方意见完全相左，自然隐含了对未来发展图景的不同设想，和区域发展权的博弈。有趣的是，在国内采访学校撤并时，我也感受了到相似的张力：有校长、专家坚持，没有了乡村学校，还谈什么乡村振兴？也有官员、学者反驳，乡村振兴本质要靠县域整体振兴，不进行必要的撤校，放任底层乡校衰败，不也有违乡村振兴吗？

事实上，不论中国还是日本，对撤校都有相对谨慎的规定。在中国，撤校需要从县一级层层上报，直到获得省级教育部门的批准。日本文部科学省则要求，学校废弃合并不能仅仅靠地方教育拍门“拍板”，还需以公开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征求居民和社区意见，并确保决策过程信息透明。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由于各方难以形成合意，日本的学校撤并可能拉锯近十年之久——比如，2014年，日本爱知县（省）的爱西市教委就启动了对当地八开地区学校重组的研讨；2017年，爱西市制定方案，决定将八开中学合并到约8公里外的立田中学；2018年，因为八开地区3000名居民联名反对，方案被迫终止；2022年，八开中学已经只有104人，超过一半的设施半世纪来未曾置换更新，爱西市被迫重启学校重组计划；一直到2023年，囿于居民对通勤、学区规划的多重担忧，新方案仍然没能真正通过。

而据学者堤真纪2020年发表的论文，截至2019年，日本没有达到标准规模（每校12—18个班级）的公立学校已在小学中占比超过4成，初中中占比超过5成。

这样漫长的争端、对峙、博弈，也会出现在中国吗？

镜鉴

回看中国，21世纪初，以优化农村教育资源效益、摒弃村村办学为目标，中国曾有一场急风骤雨式的撤点并校：2000年到2010年里，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学校。争议声下，国务院于2012年9月颁布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让学校撤并踩下刹车。

而如今，新一轮撤点并校已然有了全然不同的背景：2022年，中国全年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人口自然增长率由正转负。我了解到，在东北吉林某县，今年高三的学生共2000人，出生人口却仅200余人，学龄儿童的断崖式下跌就在眼前。撤校已经不再是一道“撤还是不撤”的简单二选一，而是“怎么撤，撤多少”的棘手大题。

参考日本各地此起彼伏的学校撤并纠纷，我们可以从两方对峙的矛盾点里，看到未来将要遭遇的许多教育难题：

比如，到底要怎么界定一个学校的“适当规模”？日本文部科学省“每校12—18个班”的标准学校规模建议，至今仍被小规模校的支持者批判缺乏科学和教学依据，若我们以后设定要撤并50人、100人、甚至200人学校，又该拿出怎样的实证依据服众？

比如，日本学校撤并中越来越普遍的“小学+初中”纵向合并，究竟对学生是好是坏？日本学界已有研究谈论“小中一贯制”存在的各种衔接挑战，担忧一贯制不但难以弥平中小学特性差异，还间接加速了学校撤并。如今，中国乡镇的九年制学校正在这一轮撤并中不断增加，大范围推广新学校模式前，我们是否需要更多实证研究衡量其利弊？

更重要的是，既然撤校本身是不可逆转的选择，该怎么建立理性的、动态的生源预测和布局规划，减少一而再、再而三合并给地方居民带去的冲击？日本、中国台湾都已出现合并了学校再遭废除，学生因为撤校连续转学的现象，我们要如何扭转县教育部门在学校撤并上过于冒然、又或过于被动的惯性，提高其科学决策能力？

一些挑战也还没有被我们充分预见，充分重视起来。刘靖特别强调了教师环境的变化：“我们的教师教育和现行的社会问题是存在脱节的，一些大家将要面临的问题，可能还没完全融入到师范教育里去，比如在小规模学校里，怎么开展复试教学？接下来不光是农村，部分城市地区也可能出现复式教学的需求。”

另一方面，争执、对峙、拉锯也未必就是“一地鸡毛”。对日本而言，学校撤并之“危”，同样带来了让各方重思、重塑社区和学校关系的机遇。一个值得重视的经验是，在日本，不论是保留下来的小规模乡校，还是重组后合并而成的新校，都开始探索学校与地区双向协作的模式，向“社区学校”发展。

刘靖以日本丰田市为例，向我描绘了学校与社区深度关联的可能。丰田市七成区域都是林地，山村地区的居民约两万人，有冬季狩猎的传统。每年冬，丰田猎人协会会和知名咖喱餐饮店Coco壹番屋合作，加工处理捕猎来的野猪肉、鹿肉，而当地足助高中的学生，则会参与到野味咖喱的包装设计和产品贩售宣传里。不仅如此，丰田市推出了“狩猎体验”项目，希望吸引都市家庭到此游览，足助高中则在2019年设立了观光业主题的校本课程，借此提高招生上的吸引力。“等于把城市、农村的问题，还有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刘靖说。

日本前文部科学副大臣铃木宽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过社区力量对山村学校的发展意义。许多山村学校因为经费限制无法配置足够的警卫或保安，“我们可以向社区分发传单，告诉居民们孩子会在早上8：15到8：30左右经过，请求他们在那个时间走到室外，给花草浇水或遛狗，许多居民愿意协助，创造了儿童通勤期间整个社区成员都会出现的环境。”

这也正是刘靖担忧的地方：对比日本，中国农村的学校往往更“悬浮”，更难和乡村产生有效的链接，也更难创造学校和社区的良性互动。他在和村小教师接触时，常感受到一种割裂。“村小年轻教师会觉得村里的老人们不懂教育，只知道孩子的冷暖，我其实特别希望老师们能把他们看作同事、合作者，把他们的能力和长处利用起来。”他说，“比如，日本丰田农村有一个传统舞蹈，这个舞蹈只有老人才会，学校就会创造一些校本课程，让老人们去教小孩子跳舞，把这个舞蹈保留下来。”

乡村振兴中一些措施，如易地搬迁等，也可能部分冲击一些村落的原有的关系生态，间接影响人与地、学校与社区的联结。

另一值得借鉴的经验，还有日本对乡村“关系人口”的重视。所谓关系人口，指既非本地定居者、也非来过即走的游客，而是可能多次造访乡村、或有短期滞留，和当地有深浅不一的关系的人群：他们可能是短期的志愿者，到访调研的学者，前来公益捐赠的明星粉丝……对人口和资源匮乏的村庄来说，这些流动的群体，同样可以成为“创生”的重要参与者。刘靖告诉我，他曾带着学生到丰田农村做调研，后来也成了村子里的关系人口——“你每年给当地组织交3万日元，就可以收到他们邮寄过来的60公斤新米，也能参与到当地的活动里，比如农田的播种，收割。就算我现在搬到了600公里以外的地方，还是通过米和他们保持着联系。”

“怎么能吸引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这种社会力量，把它门变成一种合力。让更多的关系人口参与到教育里面去，可能是我觉得解决中国接下来农村教育问题的一个方向。”刘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