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中高考,教育就不内卷了吗
陈志文(教育专家)
中高考焦虑与竞争的背后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可以取消中高考,但却无法取消竞争以及被前置的教育竞争
2023年6月27日,吉林,一中考点外一辆“实习”送考车贴上了“中考学子请多关照”。
教育内卷的根本原因是中高考?这个结论显然表面化了。
日前著名的人口学家、企业家梁建章博士联合恒大前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等撰写了一部《中国教育内卷报告(2023版)》。 在谈到教育内卷的原因时,报告认为,“中小学教育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是现行的高考和中考制度。” 在此基础上,报告提出了三条改革建议:第一,取消中考;第二,缩短学制(2年),20岁大学即可毕业;第三,大学教育通识化和普及化。
中、高考是教育内卷的原因吗?取消中高考等升学考试就能解决教育内卷,教育焦虑与负担吗?答案是否定的,把教育内卷,教育竞争归因于中、高考,显然把教育焦虑与负担表面化了,肤浅化了。
中高考的竞争与焦虑,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不是教育问题,我们可以取消中高考,但永远取消不了社会竞争。
用人单位为什么看出身?
我们不能否认中高考给学生与家长带来了直接的焦虑,但中高考的升学焦虑,竞争焦虑,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并非一个教育问题,招生考试制度的问题。说白了,是社会人才评价和社会竞争筛选导致的问题,无关教育。
在80年代高等教育精英教育时代,招生量非常少,一个专科生也是天之骄子,原因是当初我们用高等教育替代了人才选拔。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从上大学起就被国家买断,成为国家的“人才”:不仅不要交学费,住宿费,国家还需要给大学生生活费,而你的“工龄”也是从上大学开始计算的。当然,与之相关,你也没有太大选择权,毕业时一纸派遣证把你派到哪里就到哪里报到。
伴随改革开放,高等教育逐渐改变了发展模式,尤其是1999年大扩招彻底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高等教育迅猛扩张,我们仅用不到20年就跨越了大众化、进入普及化时代。在人口如此庞大的国家这么短的时间实现这种跨越是罕见的。2001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第一次超过100万,2023年高校毕业生达到1158万,如果加上回国留学生,大概率超过1200万,几乎占到新增劳动力的80%。2023年政府就业目标也仅有1200万。2024年,大学毕业生再次提高21万,达到了1179万,创下新的纪录。
在人人都是大学生的背景下,用人单位就开始看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即所谓出身歧视遍布各级政府与国有、私营企业。近日媒体报道的“困在第一学历的大学生”反映的就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尺子,就是看你的学历,是不是研究生。无论是看出身还是看学历,本质还是一个选拔上的稀缺性问题。
这种出身歧视与学历歧视虽然存在违法嫌疑,但生生不息,显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即人才筛选上的大概率事件。各级省委组织部门组织的省级选调生选拔也都严格限定在少数985高校。目前985高校本科招生量大约等于我们扩招前的招生总量,在稀缺程度上几乎一样,这也就能理解很多强势用人单位卡在985,而不是双一流的原因。
人人都是北大清华毕业,就没有竞争了吗?
于是,虽然几乎人人都可以上大学,考不上大学已经变成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本科线最低仅有280多分,专科线几乎可以忽略),大家还是要拼命竞争,以考取一个更好的大学,以博得未来更好的发展,避免“困在第一学历里”。
很显然,这也并非报告提到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足造成的,是供给过大,水涨船高,一种正常的市场调节。80年代专科生也是天之娇子,就有体面的工作,难道80年代的专科学校就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吗?显然不是,本质是稀缺。
我们可以倒退设想一下,先不说是否可能,未来我们就学习中小学搞集团校的办法,把所有大学都变成985高校的分校,甚至让所有大学都挂上北大清华的牌子,大家都是北大清华毕业生,用人单位就不搞出身歧视了吗?仍然会用更苛刻的尺子去筛选:你是燕园的北大毕业,还是XX的北大毕业?你是清华园的清华,还是XX的清华?或者,再来一次更严酷的考试,比如国考,进行二次筛选。
过去大学毕业生因为稀缺,毕业就是公务员,体制内单位,但是现在人人都是大学毕业生时,就来一次二次筛选,比如公务员考试。今年公务员国考岗位仅有3万多人,但报名人数超过300万,竞争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中、高考,研究生考试,为什么?疫情的影响,让多数人意识到体制内更为安稳,于是大家涌入体制内,求职者众多,于是我们就再考,再筛选。
我们是否也要取消公务员考试?这不也是教育焦虑吗?
换句话说,也绝不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丰富了,就不会再有教育内卷与教育负担的,本质还是社会竞争的筛选。
所有竞争背后,都是为了一份体面的工作,如果可以直接拿到体面的工作,职高也会被挤破头,而不是大学。
正是因为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因此,一旦可以直达目标,普高、大学都可以不读的。2023年7月江苏盐城中考就出现了罕见的一幕。一个中考中获得742分的高分考生在父母的引导下选择了分流到中职项目,而不是选择当地最好的普高盐城中学(录取分数723)。而这样的孩子还不是一个,是一批。原因就是当地为支持职业教育发展,这个中职项目背后连接着教师编制——如果没有意外顺利毕业,即可获得一个教师编制,于是大家趋之若鹜,放弃了读普高,考大学。这和我80年代初毕业时一样,初中毕业生中最优秀的学生很多都选择了中师、中职,中专,中技,而不是上高中,考大学,因为中师中职中专中技毕业就有一份铁饭碗,体制内工作。
同样,这些年在高考录取中,军警校、师范院校高热,都是这种选择的体现。北京某双非高校在提前录取中超过哈工大,根本原因就是这所高校与中央某部委千丝万缕的联系,就业去向良好。
当下中、高考带来的这一系列激烈竞争的背后,实际都是社会竞争的前置,社会筛选的前置,强加给教育的,是社会评价用教育评价替代的结果,并非教育本身导致的,更不是中高考制度导致的。如果把罪责归因于中高考,实在是太浅薄了。
而社会竞争的激烈,本质还是因为悬殊的差距。如果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退休待遇和公务员差距不大,我们还会这么拼命卷吗?教育的竞争还会这么激烈吗?很多人推崇的教育模范生芬兰就是这样。在芬兰,不仅物质生活水平高度发达,而且因为相关制度的设计上几乎是去竞争化的:上班的人,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在这种去竞争化的社会,教育必然去竞争化,功利化,成为我们很多教育专家的理想国。但本质不是芬兰教育的伟大,而是社会去竞争化的功劳,教育无非是适应了这种社会制度设计而已。
升学负担与焦虑,背后也是文化问题,绝不只是某种招生制度的问题。
教育焦虑,中高考竞争的激烈,还有很多原因,比如文化的问题。对子女的重视,核心是对其教育的重视,这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但也带来了普遍性的问题,儒家文化圈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韩国与我们有不同的中、高考制度,但为什么教育竞争与负担也如此严重?同样,中国人涌入美国后,为什么热衷的还是应试培训?我们到硅谷看看,遍布各学校门口的辅导班,就知道,这绝不简单是我们的招生考试制度问题,否则根本无法解释这么多的辅导班的存在。2022年,好未来董事会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转移,主战场转移海外,服务以华人为代表的亚裔人群。早在2019年,学而思就在硅谷建了第一个分校,主要科目就是小学时奥数!“万恶的奥数”在美国华人圈盛行,美国奥数代表团几乎就是“中国2队”。
这,能怪中国的中、高考制度吗?
为什么负担最重的是小学高年级,而不是高中?取消升学考试,教育负担与焦虑大概率是提高,而不是降低。
取消中高考,就能降低负担与焦虑吗?结果可能适得其反,这是报告的撰写者没有想到的。
教育负担最重的是哪个学龄阶段?恰恰不是中学生,而是小学生。双减前,中小学生的负担主要是校外辅导,这也是减负政策调整为“双减”的一个重要原因,校内校外一起减,校外是重点。在双减前的各种调查都表明,中小学负担最重的是小学高年级,而不是初中,更不是高中,我们完全可以从校外辅导机构的业务重点看到这个情况。
在校外辅导机构最火爆的时期,上市公司营收主要来自小学阶段,相关上市机构都在年报中都有披露。后来因为政策原因,不再公布,但我们从其开班数量也可以看出这一结构。
2016/2017学年,学而思所开班次最多的是小学阶段,其次是初中,最少的高中,其中在小学阶段开设班次最多,超过了7万余个,整个高中是最少的,大约为1万左右。
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
这里面存在一个很有趣的技术性因素:小升初没有考试,但初中有中考,高中有高考。
推行9年制义务教育后,我们首先取消的就是小升初升学考试,但遗憾的是,大家都想上更好的中学,于是大家把各中学半遮半掩的旁门当大路,想尽一切办法挤进小小的旁门,竞赛、特长、综合评价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为了这些小小的旁门,孩子们18般武艺都要学,都要准备,于是各种辅导班、坑班风起云涌。反观初中,高中,因为有中考,高考这一明确的升学大路,学校全面承担了主体责任,不必大家到校外去学习,导致校外辅导机构很难有机会在中、高考中攫取更多市场机会,于是这个学段的辅导班少之又少。
这其中,伴随近年中考的去区分度,推行复杂的录取制度,不再由考试完全决定,以初中生为对象的辅导班逐渐开始兴盛,其原因和小升初取消类似。你不看考试,你看其他的,我就开始针对性准备。各种直升,签约、综合评价,旁门左道越来越多,于是伴随这些旁门,就多了一些五花八门的辅导班。比如当下推行的综合评价,就带来了复杂的综合评价“应试化”。
同样,前些年因为高考有自主招生,于是面向高中生的辅导班主要就是“自主招生”,这些年的噱头则变成“强基计划”,而不是高考。
升学或者说招生评价的丰富化,必然同步带来新的应试训练与应试负担,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事实。
因此,当时就有人建议,既然无法杜绝择校,也无法摆脱这种竞争,还不如在确保就近受教育权利的背景下,恢复小升初考试,让择校公开化,统一化,以统一的考试这个大路,取代五花八门的尺子,以最大程度减负。
这个提议显然有现实的意义,但理论上不符合相关理念与政策,也就不可能实施。
当下,无论是北京还是偏远的农村,事实上我们已经基本普及了高中教育,只要愿意,大家都可以上高中(上职高国家还有直接的补贴),理论上完全可以取消中考,但为什么没有取消?高考也同样,无论是读普高,还是职高,最后都可以以极低的分数上大学,但为什么不取消高考?
其中一个原因比较简单:谁上著名中学,谁上普通高中?谁上普高,职高?谁上清华北大,谁上本科,谁上高职高专?
如果我们取消中、高考,用各种复杂的尺子去实现不可避免的“择校”,比如各高校的自测,会不会上演小升初取消带来的这一幕?
不信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有人说的好,减负,减不了竞争!取消中、高考,也取消不了这种竞争。如果取消各种升学考试,大家无非还会以更复杂的形式竞争,教育的负担实际大幅增加,而不是减少。
备注:本文只是想和相关专家探讨教育内卷的原因,不能赞同的是对于教育内卷原因的分析,对于梁建章等专家关注中国人口与教育问题,试图推动降低养育负担,尤其是教育负担的初衷表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