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15日，贵州黔西，丰坪小学仅有30名小学生，午休时间，老师们带领学生做游戏。
能容纳上千名学生的米色教学楼远看还有八九成新，楼前却已是荒草丛生。过去十年里，兴山区常住人口从4万人减少到2万人，学校也一同沉寂下来。看守校门的一对老夫妇在闲置土地上养起鸡、鸭、鹅、狗，空荡的校园时不时响起几声犬吠。
这是刘伟时隔多年重回母校黑龙江鹤岗市兴山二小时看到的景象。刘伟上小学时，一个班足有50多人，学生们乌泱泱地挤在教室里，大多数是煤矿工人子女；如今，煤矿停产，居民离开，原有的四所小学也悉数关闭。
“教学楼供暖设备到现在都是好的，门窗也没有损坏，就这么荒置了八年。”刘伟回忆起闲置的母校，由于人口大量流出，故地宛如“无人区”,仅零星平房还有老人居住。
低人口基数、低出生率、高流出率，东北呈现了最典型的少子化教育图景：2013—2022年十年间，黑龙江已消失了近六成、合计1900余所小学；吉林已消失了超五成、合计2600余所小学；辽宁也已关闭了近2200所小学，缩减规模接近折半。
当大多数省份小学学龄人口从今年或明年才开始下滑时，黑龙江、吉林两省早已“过峰”并持续下降。
“我们到东北的一个县级市调研，问2022年新增人口是多少，他们的回答是1200多人。这批孩子等到上小学时还会流走三四百人，相当于未来一个县一年级的学龄人口只有八九百人。”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教授刘善槐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次研讨会上回忆，“这八九百人，我们要是不考虑学生分布，意味着一个学校就够了。”
这不是最极端的案例。“七普”统计中，黑龙江鹤岗整个市的出生人口还不到3200人，而刘伟母校所在的鹤岗兴山区出生人口更是只有66人——这一年里，整个区小学学龄人口只有约650人，相当于所有学生集合起来，还凑不满一所18个班的完全小学。
未来会怎样?据田志磊团队研究，对比2023年和2027年，黑龙江、吉林两省小学在校生减幅预计在18%—20%之间，辽宁小学在校生预计下降约11%,但减少规模仍然超过20万人。初中阶段，黑龙江、吉林在校生规模预计分别减少约12%、15%,辽宁则有约1%增长。
2021年11月25日，辽宁锦州，一处小学的课堂，班内仅有15个学生。
“一个县学生凑一所学校”的现象或许会继续蔓延——到2027年，黑龙江估计有约10%区县的小学生、约20%区县的初中生不到千人，个别区县可能只有三四百名小学生。
人们已能在黑龙江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看到越来越多废弃中小学拍卖、出租、拆除相关的交易项目：过去五年里，甘南县一所乡中心学校的475亩土地租赁权打包拍卖，青冈县一所村小校舍及操场以20年20万元的价格出租，海伦市一所建筑面积2600多平方米的乡镇中学连续降价、拍卖价不到150万元...
大幅度的“学生荒”,常常带来一些意料之外的难题。
比如，乡县大量空壳学校怎么处置?处置收益能否用于发展教育?“完全弃之不管，可能有安全隐患；但如果按正常学校维护，一个学校要雇两个保安两班倒，一年五六万块钱，这个成本都接近一所小规模学校的公用经费成本了。”刘善槐在前述研讨会上提及，“如果是转让，很多村小土地是集体用地，村民有集资，乡镇也有投入，转让后如何保证收益用于发展教育?随着这种学校越来越多，空壳校产处置成为我们很重要的问题。”
目前，黑龙江、吉林部分区县已有将闲置学校改建为老年大学、养老院等颇为积极的尝试，但难以规模化推广。若以80%的学校空置率计算，三省每年或将产生上亿元的废校维护成本。
比如，教师队伍越来越老怎么办?据记者综合公开统计和研究者的教育人口规模预测值估算，黑龙江、吉林2022年小学阶段生师比分别为11.7:1、10.9:1,初
中阶段生师比约为9.5:1、9.0:1;若教师规模保持不变，两地三年后生师比将更加充裕，初中生师比或低于8:1。但教师多、学生少，会让新教师更难流入。据东北师范大学课题组调查，东北有部分县已经超过10年未招聘新教师，有部分县每年仅招聘极为少量的教师。早在2010年，黑龙江40岁以上小学专任教师占比已超过一半，而深圳2019年时有70%的中小学教师年龄在40岁以下。
前景并非没有积极变量：2023年，黑龙江“尔滨”一炮而红，大学生留省、来省就业人数创五年内新高；吉林、辽宁更是扭转了持续十余年的人口净流出，罕见地出现人口回流，传递人口“回春”希望。当前，东北三省生均教育经费水平仍处全国中上游，有相对更坚实的“家底”支持少子化下的教育改革和创新。
但另一重“意外”也已浮现：中、高考移民日渐增多。
今年初，黑龙江大庆市网络问政平台上接连出现20余条咨询，称有大量外省份初中生在初四转入大庆，质疑“中考移民”扰乱教育公平。此前因“白菜房价”而“出圈”的鹤岗，也吸引不少河南、山东考生家庭来此买房落户；抖音、小红书等平台上，
标有“异地升学规划”“在东北参加高考”等关键词的账号活跃，相关收费在8—10万元，俨然成为升学移民产业链热地。
在各地教育资源、升学资源不均，“户籍决定高考地”的情况下，新的教育公平问题，还在不断冲击这片土地。
中部：大基数塌陷
面临教育人口塌陷严峻挑战的，并不止东北。和人口少、生育率低的东北相比，有着全国约四分之一人口的中部六省将面临迥然不同的挑战：教育人口出现“大基数塌陷”。
也就是说，学生减少的速度也许类似，但量级不可同日而语。田志磊团队研究显示，对比2023年和2027年，中部六省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超15%,幅度与东北三省不相上下。记者据此估算，同样的降幅，在东北是减少50多万学生，在中部则意味着400万级的学生规模缩减，等于空出了5000余所18个班的小学。
从数据上看，北部的“河北以南+河南”,南部的“湖南+江西”,构成了中部两大集中塌陷区。
因全国高考人数最多、有升学“地狱难度”之称的河南，可能要面临全国最大规模的义务教育学生缩减。据田志磊团队研究，2023—2027年，河南全省小学学龄人口预计下降200余万人，在校生预计下降约190万人，双双缩水超两成。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20%以上的区县超过一半，预计减少30%以上的区县超过八分之一。
今年初，河南方城县一所寄宿制学校发生火灾，让大众看到中部县城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鲜有人知的是，方城县很可能是河南未来学生下降最快的几个区县之———对比2023年和2027年预测值，这个有着80万常住人口的县，小学学龄人口预计下降三分之一，初中学龄人口预计下降超六分之一。
方城县所在南阳市的未来同样令人唏嘘：作为河南南部知名的农业大市、人口大市与教育大市，南阳拥有全河南近十分之一的教育人口。但经历十余年的常住人口负增长后，这座“中州粮仓”已退出千万级人口大城的行列。到2027年，南阳不仅小学学龄人口预计减少超30%,初中学龄人口减幅也超过15%,大幅高于河南省平均水平。官方信息显示，过去一年里，南阳有近700所小学因人数不到20人被撤并。
紧邻河南，河北在地理上常被划到东部，人口和经济发展特点则更近似中部。2023—2027年，河北小学在校生预计下降超120万人，缩减规模位列全国第二。身处京津冀经济圈，河北六成以上的地市是人口净流出状态。
总体是净流出，河北内部分化却较河南更大。据田志磊团队研究，河北毗邻渤海、以“京津产业转移承载地”闻名的曹妃甸区还预计有小学在校生约8%、初中在校生约42%的强势增长；但另一方面，其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30%以上的区县超过五分之一，比例比河南更高。学龄人口测算则显示，河北张家口市教育人口塌陷问题突出，其赤城县、尚义县、康保县、怀安县等多个区县初中学龄人口甚至较小学下降更快，生源明显流出。
有别于少子化步程更快的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学龄人口“拐点”来得更晚，“学生荒”短期内还不会大规模蔓延至初中阶段。田志磊团队研究显示，未来三年，中部约一半区县初中在校生还有所增长，其中河南、河北初中在校生约在2025年达到峰点，安徽、湖北预计持续上升。
另一方面，在“大基数”的惯性下，许多中部区县仍是着眼于先应对“城挤、乡弱”的“燃眉之急”。在过去数年里，政策调整已赶不上快速变化的农村学龄人口形势。
以中部另一集中塌陷区“湖南+江西”为例。两省近年都在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上注入了大量经费，如江西2021年启动第二期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预计“十四五”期间投入超200亿元；2022年，江西发布《乡村建设行动推进方案》,更是提出“到2025年建设农村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9000所”。湖南株洲也曾在2020年时，提出坚持“不撤并一所乡村学校”的原则。
但从“七普”数据来看，江西、湖南未来三年几乎所有区县小学学龄人口均呈下降态势。据田志磊团队研究，2023—2027年，江西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60余万人，下降近两成；湖南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80余万人，降超六分之一。相比河南和河北，江西、湖南两地呈生源流出的区县比例更高，意味着有更频繁的跨县、跨市流动现象。
“江西绝大多数乡镇中心小学已经修得非常好了，设备配置非常完善，问题是生源质量和教育质量都提不上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周新成告诉记者，“调研的一个中心小学让我非常心痛，它新建了一栋楼，配备了实验室和各种现代化设备，但还是吸引不到好的生源。乡镇学校每天要接送，学生要坐校车或家长陪读，很多家庭宁可一步到位直接到县城读书。”
记者关注到，人口变局当前，政策“急转弯”已经发生。2023年后，江西、湖南的基础教育相关政策文本表述明显变化，从“加强小规模学校建设”转向强调“优化学校网点布局”“稳妥撤并”。截至2022年，江西、湖南小学教学点分别有7553个、6198个，是中部教学点比例最高的两个省份。
除上述两大片区外，湖北、山西、安徽三地小学2023—2027年在校生降幅预计在7%—11%之间，下行曲线相对较缓。但省内分化不容忽视：如安徽教育人口下降最快的亳州、阜阳、蚌埠均集中于皖北，其在校生"塌陷"程度已经与河南南部地市相当。“山河四省”中位于东部地区的山东，小学、初中在校生分别预计降0.7%、增11.5%,教育人口在短期内相对坚挺，但中长期也有相似的“大基数塌陷”风险：山东曾在2016年创下177万人的出生人口高峰，一度成为全国“最敢生二孩”的省份；但到2023年，山东出生人口已快速下滑至61万人，仅为高峰期的约三分之一。
为何人口基数最大的中部，学生减少也最多?多名学者强调，除大量务工人员外流外，另一值得关注的因素，是已经存在的中部“教育塌陷”现象——由于政策供给长期不足，中部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不仅和东部有较大差距，还落后于有较多政策倾斜的西部地区。
华东师范大学尚伟伟等研究者基于2004—2018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和时序数据的研究提出，在中部与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相当的前提下，2018年西部地区的生均中央转移支付(11.14万元)是中部地区(4.64万元)的近2倍。河南、江西、湖南的人均GDP与西部平均水平相当，但这三省的生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分别比西部平均水平低8.13万元、7.18万元、6.46万元。
北京大学季楚煊、黄珍、魏易针对“十三五”期间全国义务教育财政保障的研究同样显示，河南、湖北、湖南等中部省份大部分区县生均财政性补助排到了全国最后的20%的位置。2019年，河南小学生均经费仅8644元，相较全国低22%,是北京生均经费(41743元)的四分之一不到。
“我们办学基本完全靠(公用)经费，各级会花掉一点，到手60%。”河南濮阳一名村小校长此前告诉记者，“资金是最大问题，课桌十几年都没有更新了。”记者在河南周口、濮阳等地走访中看到，乡村学校日常运转主要依靠公用经费拨款，教育信息化设备没钱维修、老旧课桌课椅难以更换等问题普遍存在，个别地区亦有教师绩效不及时发放、小规模学校经费截留、民校生均拨款长期拖欠等问题。
2022年，河南周口市鹿邑县一所无人的村小，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将孩子送往城镇读书。
“教育塌陷”之下，中部城乡家庭普遍呈现出更强烈的“教育流动”意愿。“村里的跑乡镇去，乡镇的跑县里去，县里的到市里，还有到新疆、西藏去的。”河南鹿邑一乡校校长任露(化名)告诉记者。据田志磊团队研究，2027年，河南、湖南、江西、山西、湖北、安徽六省的初中在校生预计比学龄人口分别少约70万人、41万人、35万人、32万人、30万人、27万人，生源流出现象较西部更为突出。
学龄人口减少，能否以结余资源自然改善中部“教育塌陷”?情况或许不容盲目乐观。记者综合走访、采访发现，新一轮布局时期，中部仍在承受“学生变少，但大班额压力还在；撤校加速，但建设资金更加紧张”的经费、人口双重阵痛。
以前述河南方城县为例：尽管小学在校生在“十三五”后逐年减少，方城县仍提出，“十四五”期间计划新建学校11所，包括7所九年一贯制学校、3所小学和1所初中。究其原因，更加集中的学生，让城区和部分乡镇的大班额问题久治难愈，2022年时，还有家长反映县城内一所公办小学“每班学生上百人，几个学生用一张桌子”。
撤校“省下来”的钱，可能远不能补足并校、建校“花出去”的钱。河南扶沟县2023年撤并了上百所50人以下的教学点，整合了近580万元教育资金；而在同一年，为解决布局优化下学生进城就学的需求，县政府在城区投资了6.21亿元建设4所义务教育学校，并规划未来继续投资6.8亿元建设中小学4所，以应对城区上万个学位差额。
江西丰城市一份报告则提及，全市2023年秋已撤并学校225所，撤并后各中心小学急需新建或扩建食堂、学生宿舍、教师周转宿舍，按30个乡镇新扩建500万元计算，全市共需资金1.5亿元，“资金缺口非常大，地方财政难以负担”。
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也让中部面临更复杂的布局考验。专注于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服务的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报告显示，2020年，小学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中，中部地区占比51%,规模为437万人，较西部地区占比高出近18个百分点；初中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在校生中，中部地区占比同样超过一半，规模为221万人。另据联合国报告口径，若考虑城镇留守儿童群体，河南2020年留守儿童规模超过600万人，是全国留守儿童最多的省份。
曾经，不少中部区县依靠私立学校来应对农村学生不断增长的进城就学和寄宿需要，但在近年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5%控比要求下，学位建设压力进一步向政府主体转移。
记者获悉，河南已经计划新开工乡镇寄宿制小学150所以上，大部分学校位于县城或县城副中心地带，预计主要以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各个县域能否满足动辄数万寄宿学生吃、睡、学、身心健康等多重发展需求，仍待检验。
西部：再一次抉择
东北和中部呈现了“学生荒”下两幅迥异的图景，而西部亦有棘手议题。
据田志磊团队研究，2023—2027年，西部各省份中，广西小学学龄人口在校生降幅较大，其小学在校生预计从503万人下降至430万人，下降约14%;初中在校生则预计仍有近6%的增长。
除此之外，甘肃、青海、宁夏、西藏、陕西、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等大部分西部省份的小学在校生降幅预计在10%及以内；初中在校生预计下降和上升的省份三七开，其中西北部的陕、青、甘、宁均有上升，西南部的川、渝小幅下降。
大部分西部省份较中部、东北部教育人口塌陷幅度更小，但自然、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大幅提高了教育布局的难度和成本。
数据显示，西部12个省区土地面积为660.83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就占86%以上；西部近800个区县中，有超过六成区县属于山区县；此外，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592个贫困县中，有249个分布在西部山区。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特聘教授赵丹及团队曾撰文提及，课题组在甘肃省临夏州调研时看到，一名学生的家和学校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但因为中间隔着一座山，平时上下学走盘山路需要40分钟甚至1个小时”。
如此复杂性，曾带来深刻的“前车之鉴”:在21世纪初那轮以“优化农村教育资源效益”为导向的全国性撤点并校中，西部偏远山区因自然条件差、社会经济落后、人口居住分散，撤并数量和力度一度较其他地区更甚，“代价”亦更大。2011年，甘肃庆阳市正宁县发生特大校车事故，部分贵州、甘肃、四川山区学生翻山越岭、挂绳索渡河上学的影像广泛流传，激起全国对“一刀切”的反思，推动中央在2012年出台政策严格规范学校撤并程序和行为。
此后，甘肃、广西等西部省份在撤并问题上尤为谨慎。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学者安永军2022年调研甘肃会宁县时就看到：“村里可能只有一个学生，或者说没有学生，学校也不会撤并，只是不再派驻老师，等到有了新的学生，再派老师下去。”
但在今天的少子化局面下，不撤、不变，可能带来同样负面的后果——相较中部，10人以下甚至5人以下的“麻雀校”早已更早、更广泛地布局在西部，并为教育质量均衡带去不小挑战。
同样以甘肃和广西为例：2013—2020年，甘肃教学点从3451个快速增长至5155个，增速全国最快；而广西在小学学龄人口比河南少400余万人、小学学校总数还不到河南一半的情况下，和河南共同成为2020年全国“唯二”有上万个教学点的省份。因小规模学校较多，教师实际需求大于编制标准，编制不够用问题普遍存在。
甘肃一学校老师描述的场景，曾让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雷望红感到刺痛：“他说以前二三十个学生的时候，提一个问题叽叽喳喳的，很多学生举手，老师就会讲得非常有激情；现在上课面对五个学生，问什么问题孩子都是一脸茫然，老师根本就不会想着去创新，没有办法从这里得到成就感。”
“一些小微学校教师周课时量高达40节以上，一名教师要承担三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教师既要当校长，又要当教员，还要当安全保育员和炊事员，任务繁重，很少有人能长时间坚持下去。”时任甘肃庆阳市政协委员田宝兰称。据她在2019年公开的数据，庆阳市100人以下小学和教学点908所、50人以下644所、20人以下396所、10人以下247所、5人以下139所；平均每6个学生，就有1个在小规模学校学习。
记者观察到，目前西部甘肃、广西、云南等地尚未公开省级层面的教育布局调整规划文件，部分地市已有初步行动。2023年，前述甘肃省庆阳市已撤并了118所20人以下小规模学校。
面对更复杂的地形和人口构成、更广泛和脆弱的弱势群体，怎么平衡好新一轮撤并的公平、效率和质量?少子化当前，学者们观察再次走到撤点并校十字路口的
西部，仍怀揣避免“重蹈覆辙”的危机感。
东部：短期压力和长期变量
和人口大量流出的中西部相反，东部以北上广深杭为代表的流入区未来三年仍有“扩学位”需求：“大城”引力下，源源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强力托举起了流入地的教育人口曲线。
综观全国，北京可能是惟一尚未翻越“最难入学年”的省份。北京市人大代表、国家督学刘林提及，北京市小学在校生规模2023年首次突破110万人，2025年将达到峰值117.5万人左右，目前还有约2万个学位缺口。初中2023年在校生规模37万人，预计2030年达到峰值，增幅超50%,目前还有约19万个学位缺口。
生育率较北京更低、户籍人口长期自然负增长的上海，在校生规模同样相对坚挺。田志磊团队研究显示，2023—2027年，上海小学在校生预计有6%的小幅下跌，初中在校生规模则预计涨近28%,增幅位列全国第二。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比起最繁华、教育资源最顶尖的市中心区，北京、上海近郊区反而有更大的扩学位压力——随着越来越多青年人向生活成本相对更低的近郊区迁徙、安居，两地中心城区在慢慢变“老”,近郊区教育的质和量需求却水涨船高。
数据显示，北京最核心的东城、西城，上海老城区静安、长宁、黄浦、徐汇等，小学阶段在校生降幅可能超六分之一，入学难从“幼升小”向“小升初”转移；相对地，北京的昌平、大兴、顺义，上海的青浦、嘉定等，不仅小学在校生预计还有5%—20%的上涨空间，初中在校生涨幅更是触达40%—60%区间，扩学位压力巨大。
为应对学位紧张、遏制天价学区房，北京市中心的西城区曾在2020年厉行“多校划片”政策，不乏学生被调剂到几公里外上学；而今年，北京在义务教育入学工作上一改过去三年“以多校划片为主”的表述，转而提出各区积极稳妥推进“以登记入学为主”,释放宽松信号。与之对比，与河北廊坊相接壤的北京大兴区宣布从2024年起实施“六年一学位，入学要求向城区的海淀、东城等看齐。
位于珠三角的广州、深圳，呈现了“高出生率+高流入率”下的教育人口样态——由于相对更低的生活成本和更低的入学门槛，广州、深圳不仅吸引了大量省内或省外的中产家庭，更有相当大比例的务工人口子女。尽管广州不到北京面积的二分之一，深圳不到北京面积的八分之一，两地却有和北京相仿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规模，以及更高比例的非户籍学龄人口。
2023—2027年，广州小学、初中在校生规模双双预计增长12万人上下。无论是吸引了大量“广州新中产”的南沙、黄埔，还是传统的务工人员聚集地白云、番禺，小学在校生涨幅预计均超10%;而到初中阶段，各区增势更猛，引进了大量“名校分校”的黄埔、南沙分别预计涨超50%、40%。
深圳小学在校生规模预计在2025年到达峰顶，但仍维持高位。相较2023年，深圳2027年小学在校生预计涨约2万人，初中在校生预计涨约11万人，增幅近30%。21世纪教育研究院南方中心主任臧敦建此前提及，深圳前几年已开始着手基础教育学位“提前六年预测、提前三年落实”,但有些区仍然持续面临学位“越建越渴”的挑战——即使每年超额完成扩学位任务，但学位还是不够。
“深圳人口还在持续流入，还有大量年轻人，深圳学校班额50人以上的仍然普遍存在。”臧敦建告诉财新，他一直在大力呼吁深圳继续扩大学位供给，“参考日本东京，深圳及周边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超级人口聚集区。”
变量在于，五年乃至十年后，东部还能保持相对稳健的曲线吗?
产业布局调整和就业趋势转变等因素影响显著。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针对“七普”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是有着3.76亿流动人口的“流动大国”,但流动的趋势正在变化——十年间，中国跨省份流动、省份内流动的人口分别为1.25亿人、2.51亿人，分别增长了97%和112%,同时义务教育学龄儿童“跨省流动参与率略微上升，而省内流动参与率大幅上升”。
田志磊提出，受人口流动距离变短这一趋势影响，东部沿海省份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以浙江为例：浙江义务教育在校生常年有一半左右的外省户籍学生，2016年省外学生占比更是达到64.3%的峰值。但这一数字随后便向下滑落，2022年仅有不到三成。同一年，浙江出生人口中的外省份户籍人口从此前20%多的水平下降至
12.4%;据此推测，浙江义务教育在校生外省份户籍占比还将持续下滑。
而省内流动占比更高的江苏，已更早开始应对人口减少的冲击。对比2023年和2027年，江苏在校生预计降幅达16%,5年“缩水”约86万人，是江浙沪“包邮区”中教育人口下滑最快的省份。在初中阶段，江苏虽有约4%的初中在校生预期增幅，但仍低于上海、浙江的增幅。
记者对比广东、江苏、浙江三大流入地数据看到，和广东、浙江相比，江苏的省内流动人口要多出跨省流入人口不少，且主要是由苏北地区向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流动；与之呼应，尽管江苏在义务教育阶段有超过190万流动儿童，但其中近三分之二属于省内流动。受此影响，“七普”中，省外流入的学生占江苏义务教育学龄人口的8.6%,明显低于浙江同期的17.6%、广东的11.3%。
省内跨市流动比例更高，还意味着流出地市的压力更大。到2027年，江苏北部徐州、宿迁、盐城、淮安四地小学在校生预计缩水超20%,“塌陷”幅度已和部分中部地市相当；同时，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小学在校生预计有约2%—11%不等的减幅，较浙江杭州、金华、嘉兴、宁波等更早步入下行曲线。
在“流动距离变短”的硬币另一面，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中心城市，可能成为新的加速聚集区。
一个典型案例是安徽的合肥市：在实施强省会战略的“合肥模式”带动下，合肥常住人口在过去十年增长了超过180万人，加速向“千万人口大城”进军。据田志磊团队估算，到2027年，合肥小学在校生预计增7.6%,增幅超过浙江杭州、广东深圳；其中，合肥肥西县——作为大量外市人口定居合肥的购房第一站——未来小学、初中在校生预计上涨均超20%,在全国所有区县中涨幅遥遥领先。
“学生荒”大趋势之下，区域分化和变动如此复杂，各地应当如何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