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趋势已成，学生数量剧减，考验教育布局
图片说明：重庆，一所仅有10余名学生的乡村小学。在中西部甘肃、湖南、江西等地，50人以下甚至10人以下的“麻雀校”在乡村加速增长。(视频说明：2017年9月2日，四排房子，一个硕大的操场，一个老师，五个孩子，这是安徽庐江县泥河镇曙光小学的现状。
高考报名人数连创新高，今年首度突破1300万人大关，但在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荒”正悄然蔓延。
学龄人口的转折来得迅速而猛烈：2023年，许多城市还身处二胎潮带来的小学“最难入学年”,学位预警、超大班额、片区分流现象在各地频现；但从今年起，全国预计有一半以上区县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下降——继幼儿园关停潮后，少子化的冲击已开始向小学、初中蔓延。
“没学生”问题会有多严重?已有研究给出预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张立龙等研究者基于“七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析提出，学龄人口规模将在2021—2022年达到峰值约3.28亿人，随后一直下降，在2035年降低至约2.50亿人，减少7800多万人。华东师范大学虞梓钰、胡耀宗预测，即使到2035年以前义务教育体系不再纳入新教师，仅依靠已有教师自然退休，仍有95万小学专任教师、33万初中专任教师过剩。
学生减少，未必能让学生相应享受更丰裕、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乡村首当其冲。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投入大量经费支持乡村小规模学校、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但随着人口形势快速转折，学校建起来，学生却没有了。“有的人口减少快的农村近些年新建的学校，现在有的已经出现了闲置。”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涛告诉记者。
综合多项官方数据和研究，在中西部甘肃、湖南、江西等地，50人以下甚至10人以下的“麻雀校”在乡村加速增长。人们担忧，在那些质量不佳的极小规模学校中成长的孩子，认知能力和社会情感能力都难以完备发展；一些农村家庭“举全家之力”送子女进城，却也不得不面临更高的教育负担。
城区也难独善其身。在短期内，随着少子化下产业和教育加速集聚，不少新区新城仍有学位压力；而从中长期看，“闭校潮”也将向城市蔓延——今年初，哈尔滨市松北区已有部分学校拟停止招生。
对许许多多普通家庭而言，“家门口上好学校”的就近入学诉求或许越来越难满足；对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地方财政而言，则意味着一系列并不经济的账本。
今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着眼人口变化趋势加强前瞻性布局”,强调应对未来持续扩大的少子化冲击；多地亦在教育、民生规划文件中强调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优化城乡学校学位布局，新一轮大规模撤校、并校、建校已在进行中。
变局当前，科学规划尤为重要。面对日益迫近的教育人口危机，已有可查询的宏观数字，却仍缺乏更具体、更中层的透视——比如，到底哪些省份、哪些城市甚至区县会受到更大冲击?每时每刻，中国不断有人从乡村流向城镇，从中西部流向东部，如此庞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会如何影响区域生源变化?那些学生大幅减少的地方，究竟要如何布局?
随着义务教育学龄人口“过峰”,多地密集颁布规划文件，未来三年成为布局调整重要时机。“七普”即2020年分省份分区县分年龄详细数据可作为重要参考，用以预测未来数年学龄人口变化。在今年初“第九届中国教育财政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团队分享其成果时介绍，基于上述思路，加上对各地学生“流动率”的测算，团队进一步研究预测了各地义务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很大程度上可反映出生率和人口流动双重作用下的区域性教育人口变化。
记者综合学界研究数据，以及河南、广东等多地走访和采访情况，期望用数据和故事，整合出颗粒度更细的中国教育人口变化图，有如下发现：
其一，全国义务教育学龄人口和在校生增减的区域分化极大，其中“中部塌陷”尤其值得重视——人口基数最大的中部，恰恰是学生缩减的“重灾区”。以往，人们将西部视为中国教育最薄弱的地区，大量教育、财政资源重点向西部倾斜；而当前，正经历人口和财政双重塌陷的“中部危机”同样亟待关注。
其二，相比生育率，人口流动对各地教育人口分布的影响更大。依靠大量跨省份流入的随迁子女，东部首都圈、长三角、珠三角部分地市仍然能在较低生育率下实现在校生“逆势“增长。但随着越来越多人选择省份内流动而非跨省份流动，上述传统流入区吸引力在减弱，其义务教育学龄人口结构正经历中长期变化。
其三，在新人口形势下，地方基层教育发展思路已经变化。以往是“重在农村”,
重点扶持乡村学校基础建设；如今是“城镇集中”,在镇、城一级大力新改建寄宿制学校。在未来，县乡教育的“基本盘”很可能不再是星星点点的村小，而是更加追求规模效应的寄宿制学校和城区学校。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家庭“进城读书”的强烈愿望、乡村教师“进城教学”的流动期待，以及县域政府“教育地产”的发展冲动等多重因素结合，已然按下教育城镇化加速键。未来，部分中西部省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城镇化率可能超过90%,明显高于其常住人口城镇化比例。
最后，新一轮撤点并校中，“科学规划”的呼声强烈，但地方简单决策的现象仍存。已有多名学者呼吁，地方大拆大建带来的后续成本巨大，必须在教育布局中更综合、动态地衡量区域发展和人口集散的影响，避免过度基建或“制造寄宿需求”。同时，如何重新规划教师队伍的分流与进出，如何有效保障寄宿制学校的运行和发展，将密切影响县乡孩子们的未来。
在中国，学校大量关停之“危”,能否成为教育发展和变革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