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延安中学学生坠亡背后是个案，还是系统性问题?
7月4日下午，严夏在上课时听到一声尖叫。她当时察觉到有些不对劲，但没有特别在意。临近下课，有工作人员到教室告诉他们，“下课把门拉住，把窗帘拉住”。同学之间开始隐约猜想。他们继续上课、自习，直到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出门活动。
在学生们对答案期间，老师出门了解情况。“当时我们都情绪比较紧张，有点害怕，不太记得清老师回来说了什么。”但严夏听明白了意思：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下午，同年级的一位高一学生跳楼身亡。
这一消息随后迅速传播。据网帖反映，该学生因未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遭到徐姓、康姓老师等批评，中午时分，学生留下遗书，尝试从五楼教学楼跳楼，幸得同学及时救助；但在被拉下并带到办公室不久后，该学生再次冲出，从五楼跳下，不幸身亡。
其中，老师与学生的沟通过程尤其引发关注。7月7日晚，延安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回应了这起事件。根据通报，延安中学学生坠楼发生在2024年7月4日14时25分。通报称，学生在7月4日上午集体活动期间表示不愿参加，年级副组长徐某、德育处副主任康某某在办公室对该生进行批评教育时方法欠妥、言语不当，导致悲剧发生。7月6日，延安中学决定撤销徐某、康某某现任职务，停止一切工作。
引发热议的是，不少人认为通报中称老师批评教育时“方法欠妥、言语不当”的表述语焉不详，没有回应公众对于其是否存在人格侮辱、人身攻击的疑问。而在受访延安中学学生向记者的描述中，“高压”“压抑”是高频词。
官方资料显示，延安中学创建于1938年8月，2013年创建为陕西省省级示范高中，2020年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合办初中部，现为市直完全中学。学校分北关、枣园两个校区，总计占地329亩，建筑面积21.9万平方米，共有121个教学班(初中36个、高中85个),编制教职工543名。
办学历史悠久的延安中学，长期被延安当地人视为地区教育的“顶梁柱”。2014年高考中，延安中学一名学生以684分获得当年陕西省文科状元，更令这所来自三线城市的学校“一鸣惊人”。
但学校也曾发生相似的悲剧。据公开报道，2016年8月30日，延安中学高一新生屈某某因晚自习在班级玩手机被班主任发现，处以停课11天，次日一早，该生被赶到学校的家长“带回家中教育”,下午于家中喝药自杀身亡。同年12月11日，高一学生张某某从自己宿舍5楼窗户高空坠落身亡，此前一天，班主任曾批评了张某某晚自习时没坐到自己座位上，并要求和张同样不能跑操、不能上体育课、不能上晚自习的四名学生写请假条并让家长签字。
学生在“高压”环境下作出极端选择，是个案，还是系统性问题?截至发稿前，记者多次尝试拨打校方及涉事老师之一康某某电话，均未获回应。
记者访谈了十余名延安中学毕业生或在校生，尝试还原他们的学习生活。
2024年7月6日晚，陕西延安中学，同学们在事故学生坠亡处摆放的饮料、花束等。果粒橙是该学生过去最爱喝的饮料。
风波中的师生
严夏是去年入读延安中学的高一学生，和此次事故学生为同届。她告诉记者，事发之后，学校对高一高二看到事件现场的部分学生开展了心理辅导，她所在班级并没有接触。除通报外，他们暂时也没有获得其他解释，“因为这件事还在处理当中”。
此次涉事老师之一的年级副组长、“徐姓老师”徐芳，曾是严夏高一上学期的班主任，也是她这一学期的生物老师。得知徐芳与事件相关，“我们当时都不敢相信。”
在严夏眼中，徐芳“温暖、负责”,“说不出重话”。如果学生犯错较重，比如没有写完作业还撒谎，徐芳会严肃认真地指出，“但是一般情况下，她的训责有时就止步在一个眼神”。相反，被徐芳鼓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有时在上课，她会直接大声地说，谁的状态特别好，我们要向他学习”。
地说，谁的状态特别好，我们要向他学习”。
严夏说，目前全年级28个班，徐芳为其中六个班级组成“小组”的副组长。她是三个班的代课老师，和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事故学生所在班级属于该“小组”,但并不是徐芳任教的班级。
不过她提到，通报中的“集体活动”为年级小组出的节目，从组内女生里挑出身高、体型差不多的去参加。“都是老师选人，学生一般对这种活动比较抵抗、不太喜欢。”
2023届火箭班的梁正也曾是徐芳的学生。消息同样令他错愕：他印象中的徐芳“亲近、善良、特别负责”,如果学生成绩不理想也会教育，但从不会打骂。他就读时被其他老师批评，徐芳还会为他说话。
梁正记得，徐芳那时提倡“轻松学习”和“低压力学习”。高二下学期，大约一轮复习开始的时候，徐芳还向他们的班主任申请，允许学生在晚饭后原定50—60分钟的自习时间自由背诵学习，可以在教室、走廊、学校院子里背书。
“这个申请很难得。”梁正解释，按照校规，一要无声自习、二不能随意出入教室，而徐芳是他印象里第一个提议这么做的老师，“她为我们争取来的这个活动时间是我们高中来难得的放松时间。”
社交媒体上也有自称徐芳学生的个人发言，描述其“平时人挺好”。“所以这个事情也很出乎我们意料，但是我们现在暂时无法得知事情原委。"梁正说。
对于涉事的另一名“康姓老师”、德育处副主任康艳梅，学生们则有截然不同的印象。至少五名接受财新采访的不同届学生曾由其担任过班主任。在他们的描述中，康艳梅性格强势、行事威风，不允许人反驳、不留沟通余地，在学生之间普遍风评不好。
“(对坠亡事件)第一反应是吃惊加痛心。看到涉事老师是自己原班主任时，刚得知事件的惊讶减少了，我自己都觉得奇怪。"2017届毕业生李桉回忆起她看到新闻的心情。
李桉说，因为成绩退步、纪律或卫生问题，她和班上多名女生都曾遭到康艳梅体罚，起蹲两百次、三百次不等。高三时，李桉因为意外摔跤需要静养，康艳梅知道她膝盖不适，却在其带医嘱证明请假时多番推脱，不情愿其缺席，还曾公开指责李桉“矫情”“差劲”。最严重时，李桉跑完操后上厕所都无法下蹲，“膝盖疼到直接哆嗦掉眼泪”。
“直到现在我都不理解为什么伤病’这样原本应该被关心的学生情况，反而在当时好像成为了自己的羞辱。”李桉说。一直到高三结束后，李桉的膝盖起蹲仍有间歇性疼痛，她在2021年做了半月板切除手术。
2017届的尹训，也曾是康艳梅任班主任的“火箭班”学生。他同样提及，康艳梅曾认为一个女生自习课说话，要求其当着其他同学的面做一两百个起蹲。女生想要反驳，却被康艳梅一口咬死，只得照做。尹训记得，该女生“做到膝盖积水，拄拐两三个月”。
还有一件令尹训尤其不能理解的事，是康艳梅对学生的语言攻击甚至侮辱，她曾批评喜欢打扮的女生为“站街女”。一名2014届毕业生也告诉记者，时任班主任的康艳梅讲话很“脏”,曾听过她对班上女生的类似辱骂。
“我们的生存法则就是，她说什么就是什么,挨骂就听着。”2023届的罗辰告诉记者。当时延安中学有一些“精细化”的严苛规定，从学生的角度看来很没有必要，班主任康艳梅却看得极重。例如，学校规定男生头发不能长过一根手指的宽度，女生不能留刘海、且要尽量扎起来。罗辰高一时，班上一位女生的头发很短、扎不起来，还是被康艳梅骂到哭出来，“她说自己作为文科组组长，自己班里的肯定要更严。”
也有学生持不同感受。2020届毕业生陈柏还记得，时任文科组组长的康艳梅教地理时称得上严格认真，画得一手漂亮的地图，“她对笔记要求严格，经常跟学生强调要有地图意识”。在其他老师训学生训得比较过分时，康艳梅会在一旁打打圆场，“说差不多行了，不要这样讲”。
在陈柏看来，康艳梅性情比较粗暴，遇事先要斥责，“只要你不直接反对她，不要在她面前哭，就不会激怒她。”陈柏曾见过有其他老师“骂学生畜生不如”,仿佛学生存在就是个错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里，康老师已经算是相对正常、相对有人性的。”
近几年间，康艳梅不断获得提拔。前述2014届毕业生称，当时康艳梅在学校仅为地理老师和其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至2017届、2020届学生，康艳梅已升任文科组副组长、组长。而在此次事发时，康艳梅还任德育处副主任。
此外，近十位接受记者采访的毕业生表示，自己曾经在延安中学被体罚、或见到其他同学被体罚。因迟到、上课小动作等被踹、打手背、罚站已属程度较轻。2020届毕业生陈瑶曾因晚自习时和同学说话，被班主任用书扇脸，叫家长，并停了一周的晚自习。
延安中学之底色
受访的延安中学学生多向记者强调，学校也有很多教得好、人也好的老师。罗辰常在困扰时找到分科前的班主任倾诉，“这部分好老师是支撑我们待在学校很大一部分原因”。李桉也提及，高一时带过她的班主任是整个高中回忆的救赎，“在我分班后路上遇到时，经常关心我的学习”。
但许多人描述自己三年高中生活时，仍常见“高压“压抑等字眼。
“等级分明。”许多学生向记者形容。延安中学高中部一个年级约30个班，还会分为火箭班、课改班、实验班、平行班等不同类型。火箭班学生住四人间、上床下桌，宿舍在行动方便的一二楼；课改班条件“次一等”,而实验班学生往往只能住八人间宿舍，宿舍在较高的楼层。
即使身在最好的“火箭班”里，李桉常常能感到周边那种“分数至上，不努力就滚蛋”的焦虑。学校会安排班级滚动考试，成绩不达标的学生将被降到下一层次班级。如果带手机或违纪，学生也可能“降级”——在尹训的回忆中，康艳梅就常以“踢出火箭班”为由威胁学生服从。
在2020届毕业生李吟看来，“等级”还体现在师生之间，“(一些老师)有点像上级对下级的压迫式管理，认为不打不骂就没法管”。在延中的氛围下，学生不敢跟老师顶撞，“即使老师是错的，顶撞的结果往往会以学生道歉认错受处罚为结果。”
许多受访学生提及，除非“靠钱、靠关系”去西安上学，或在中考中有出色成绩争取破格录取，延安市内几乎没有除延安中学之外的更好选择。市里另一所较好的高中为延安新区高级中学，于2015年创办。而延安中学已有近90年的历史，长期被视为地区教育的“顶梁柱”。
“我问过很多年前毕业的学长学姐，他们都说以前的(延安中学)不是这样的，学习氛围相较轻松，晚自习也没这么长，假期也多。”陈瑶告诉财新，而到她2017年入学，延中已经逐渐“衡水化”。
谈及现在的延安中学，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是现任校长郭博。2014年高考中，郭博作为班主任兼数学老师，所带学生苏悦以684分获得陕西省文科状元，成为延安中学有史以来第一个省级状元；冯舒琦以667分获得陕西省文科第22名，其中数学满分150分，均被北京大学录取。
“—战成名”的郭博，此后历任教学处副主任、年级部主任、副校长，并于2024年3月任延安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据延安市总工会访谈，2018年成为副校长之前，郭博就曾三次组织教师团队前往河北衡水中学“取经”,一部相机，一把凳子，从凌晨五点半开始趴在教学墙上，直至晚上熄灯，全天拍摄记录衡水中学的教学方式和方法。
2019年，时任延安中学校长王文涛、副校长郭博赴河北衡水中学考察，并与衡水中学举行了友好合作学校签约仪式。
提及郭博，受访学生常抱着矛盾的情绪。在陈柏看来，衡水化的冲动是在系统内层层传导的，郭博更像一名勤奋的推动者，但非根本源头：“别的不好使就看升学率，教育局给校长施压，校长给年级主任施压，年级主任给老师施压。”
“他是学校衡水化的主要推力，但在我上学的时候，他自己也是全学校最严格执行衡水化的人——我从没有见过一个老师严苛到不近人情，但也从没有见过一个年级主任每天到校比学生早，下班比学生晚，甚至偶尔会直接睡在办公室。"李桉回忆当时还是年级主任的郭博。
作为教师，郭博授课激情、严格、极其负责，“上课像吼课“拼了命为了学生有个好成绩”,这样的风格也贯穿了他在延安中学力推的“精细化“规范化”改革。
每天一大早，这位个头不高、穿戴整齐的管理者会拿着哨子站在学校大门口，督促学生进校园后一定跑步前行。“他认为人进了校园以后就应该是激昂的，应该是亢奋的。李吟说。
陈瑶也记得这样的哨声。郭博曾专门站在校外公交站吹哨，催公交车上的同学跑起来，“不到一分钟满载延中学子的公交瞬间空了”。每天课间第八分钟，郭博催促学生跑步进教室的哨声又会准时响起，就为了让学生们提前两分钟坐回座位进入学习状态。
在李桉看来，不科学的“衡水化模仿下，学生的时间规划和行动节奏都明显处于一种高压高敏的状态。在她那一届时，一到跑操，学生就要在响铃后刻不容缓地跑到操场，带背诵小册子高声诵读、待命，跑圈时每人就隔一拳，跑完再一口气跑回班级。“完全不顾学生的个体差异，有很大安全隐患，听说后来才有调整。”
各种检查和要求不断出现：不准穿帽衫，自习不能出声不能走动，桌子上不能放超过三本书...李吟回忆，每个教室有一个大喇叭，郭博每天会对全年级通报，某班的某某某迟到被抓，惩罚措施如何如何。
也有情”。他庆幸自己碰上了“很明事理、很护着我们”的好老师，“我们的老师在学校受到的压力很大，为我们承担了很多”。
再回望高三生活的每一天，尹训的记忆通常从夜晚开端：火箭班自习课到晚上
23:40才结束，走回校外寄宿点已经是凌晨，再挑灯学一会儿，“一点多、最晚两点就必须要睡了”。次日再困，最晚6:40一定要起床，火急火燎跑到学校赶上7点的早读，接着四节正课，午休眯个二三十分钟。下午的课程上到17:25,晚饭时间不到一小时，他索性让朋友帮忙捎个饼。18:10起要背书，紧接着迎来五节晚自习，第一、二节常还有老师上课，后三节写作业，再循环开启新的一天。
“夏天还好一点，冬天会非常难过。”尹训说。若不算上课偷睡的时间，他每天睡不到六个小时，到最后一两节晚自习时，“班里有一半的人都在瞌睡，严重的时候，50多个人里只有十来个人是醒着的。”
在校生严夏是受访者中少有的“适应良好”的人，入学一年以来，她每天早晨六点
出头起床、晚上22:45下晚自习，在自由活动时间里和同学去运动、打羽毛球，或是站在外边看风景、聊会儿天，“宿舍管理可能稍微有些严格，但平时的生活还是比较轻松的。”
小小的“反抗”。一名受访学生还记得，学校经常和衡水互动，碰上郭博从外校访学归来后发表讲话，班里老师学生基本不听，“有时直接把广播拔了做自己的事
情”。他庆幸自己碰上了“很明事理、很护着我们”的好老师，“我们的老师在学校受到的压力很大，为我们承担了很多”。
再回望高三生活的每一天，尹训的记忆通常从夜晚开端：火箭班自习课到晚上
23:40才结束，走回校外寄宿点已经是凌晨，再挑灯学一会儿，“一点多、最晚两点就必须要睡了”。次日再困，最晚6:40一定要起床，火急火燎跑到学校赶上7点的早读，接着四节正课，午休眯个二三十分钟。下午的课程上到17:25,晚饭时间不到一小时，他索性让朋友帮忙捎个饼。18:10起要背书，紧接着迎来五节晚自习，第一、二节常还有老师上课，后三节写作业，再循环开启新的一天。
“夏天还好一点，冬天会非常难过。”尹训说。若不算上课偷睡的时间，他每天睡不到六个小时，到最后一两节晚自习时，“班里有一半的人都在瞌睡，严重的时候，50多个人里只有十来个人是醒着的。”
在校生严夏是受访者中少有的“适应良好”的人，入学一年以来，她每天早晨六点
出头起床、晚上22:45下晚自习，在自由活动时间里和同学去运动、打羽毛球，或是站在外边看风景、聊会儿天，“宿舍管理可能稍微有些严格，但平时的生活还是比较轻松的。”
她觉得老师训斥也不可避免。“在我们这个年纪，就是有一些方面需要人督促才能去进步。严夏说，“就像我们班主任之前说的一句话，‘跪着的老师教不出站着的学生’。所以老师应该有指正学生问题的权力和责任。”
对学校衡水化式的转变，学生们也有更矛盾的感受。“挺无奈的，”一名2020届学生坦言，“你离开了这个环境又没法去更好的学校，它给了我一些伤害，但也起码让我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
继2014年省状元“—鸣惊人”后，延安中学的高考成绩呈波动状态。财新梳理现有公开资料看到，2018年、2023年、2024年，延安中学理科高考最高位次分别为199名、408名、257名，文科高考最高位次分别为205名、259名、140名；2021年，延中文科曾取得39名的最高位次，达到清北录取线，而理科最高分未公布。
“幸存者”们
即使已经毕业，一些延安中学毕业生仍然能感到高中生活的影响。还在高中时，尹训唯一的愿望是尽快逃离学校：“只要考一个环境比延安中学好一点的大学，我就完全能接受。”
离开高中后，尹训的失眠问题开始慢慢显露，也经历了重度抑郁和焦虑。失眠最严重的时候，他在第一天醒来，要到第二天早上十点才能睡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尹训经常做有关高中的噩梦，梦里是毫无理由的批评和指责。后来他得知，五六个高中同学也同样如此。
不过，在最近这一两年里，梦境渐渐发生了变化。“梦里我和老师关系还算缓和，好像并没有什么矛盾”。还有些时候，尹训在梦里变得更勇敢，“会特别激烈地反抗”。
这些是尹训曾经做不到的。“在高中里学生是没法反抗的，要抵抗那种压抑的环境，就只有想着别的比较好的老师，以及同学、朋友的陪伴。”高二分班后，他曾经的高一同桌在他生日时特意买了一个蛋糕，端着走到尹训班级窗口，“我们当时还在学习，还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然后她就敲窗户，我特别惊喜，特别惊讶。”
“高中的时候我很讨厌自己。”李桉直言。忤逆了康艳梅后，她时常被贴上“不正常，差劲，叛逆”的标签，也丢了一些友情，几乎无法从周遭获得自我认同。直到上大学后，她得以更冷静地描述自己的处境：当教师刻薄地把成绩好坏划出天壤之别，不同成绩段的同学自然难以亲近；当教师反复用“矫情”否定学生的痛苦，以个人滤镜下的情绪宣泄替代客观批评，同伴原本的关心也会戛然而止。
回想在延安中学的生活，陈瑶也说：“我看到的只有压抑，虽然也有开心的事情，但那都来自我的好朋友们，而非学校。”高二快结束的那段时间，陈瑶每天坐在教室里悄悄流泪，心理防线濒临崩溃。她想过轻生，“但想到家人会难过，我没有那个勇气”。她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家，又在高三办理了休学，毕业后出国。
“学生是弱势群体，很多时候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在我们的教育体系里也很少教关于保护自己的知识。”陈瑶认为，家长更应该保护这群未成年的学生们，来自家长的“受害者有罪论”往往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反之，有时候家长的正向鼓励和耐心倾听会带来很大的力量。
一名2019届毕业生向财新表示，学校对校风校纪和学生生活管理确实比较严格，“总体上还可以，但有些做法并不是很正确”。她庆幸自己遇到的老师都“很好很负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延中还有(康艳梅)这样的老师。”该毕业生称，希望加强对老师的监督，此外呼吁学校配备有效的心理咨询处、法律咨询处，为学生提供心理疏导和法律援助的通道。
事件发生后，梁正想过回学校看看现在的学弟学妹，和老师谈谈心。有些话他感到应该要说，例如如何面对压力、如何尽量不被压垮，“这是我们能做的”。
梁正说，在一个封闭的教育体系内，学生很难看见“美好”。但他或许能分享一个办法，这也曾是徐芳告诉他们的。“我们高考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她跟我们说，既然你们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还做不到，就不要去空想它。但你们可以把这些胡思乱想、异想天开的想法写在一个本子上，留到日后去追寻，而写下后请安心学习。”
梁正当时写了满满一本：要去打游戏、旅游，要去看剧、运动，要有一些兴趣爱好，要去网吧、去酒吧。“可能会有一些天真，但这些是我在高中压力最大的时候，能给我希望、期待和憧憬的东西。”
他把这本记录本带到了大学。很多事情如今已经做到了，没有做到的成为了未来的激励。“在我目前阶段迷茫或者失落的时候，我会重新去看自己曾经的兴趣和希望所在。”
而陈柏则特别提及，除了教师教育教学外，校园霸凌等问题也亟待关注。她曾
经有过被排挤、被孤立和求助无门的经历，“在高压环境下，如果还有相对健康的人际关系支持，即使遭遇了其他波折，大部分人也更有能力应对。”
尹训并没想过能靠学生和舆论彻底改变延安中学——学校或许能不上那么晚的晚自习，或加一些体育锻炼、心理辅导，但高考始终横亘在前。“所有的同学都要面临高考，你比别人少学一小时，意味着你可能排名就在别人的后面。谁都没法保证这样就能学得更好，学校大概率只能推行老的一套。”
但尹训说，他还是希望有所发声：“自杀无疑是生物最特殊的死亡，我觉得这里面有埋藏着最深刻压抑的痛楚，我希望这些能够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