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3日，河北秦皇岛，某中学的高三学生正在教室内复习。
启动近十年，中国“新高考”改革已在不知不觉中临近收尾。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要求山西、内蒙古、河南、四川、云南、陕西、青海、宁夏等第五批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全力做好新高考落地的各项工作。按照改革方案，上述八省将不再区分文理科，正式实施“3+1+2”模式。至此，全国除特别行政区外，已有29省实施新高考模式，仅余新疆、西藏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尚未覆盖。
回望改革历程，旨在打破应试循环，建立“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招考分离”的新高考制度，实际带来了哪些变化？是否实现最初的期待？
改了多少
中国新高考改革起步于2014年9月，《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出台，改革总体方案浮出水面。其中，最大亮点是改革考试科目设置和招生录取机制，即遵循“两依据一参考”模式，不分文理科，依据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
根据教育部最初计划，改革原将分四批进行：上海和浙江2014年首批启动试点；北京、山东、天津、海南四省（市）2017年跟进；2018年，安徽等19个省（市）第三批“下水”；云南、甘肃、陕西等6省作为最后一批试点于2019年开始改革，全国预计2020年建立新高考制度。
不过实际进程较之放缓：于2018年启动的第三批试点，最终仅有8省参与。至三年后的2021年，黑龙江等7省的第四批试点姗姗来迟。2022年，第五批试点终于起步。
在此期间，各省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亦有不同。前两批试点省份的考试科目采用“3+3”模式，也即全国统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加上考生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中自主选择的3门选考科目。浙江省的选考科目中还包括“技术”，为七选三。
自第三批至今的试点省份则采取“3+1+2”模式。其中“3”仍为全国统考的语文、数学、外语；“1”为首选科目，考生须在物理、历史科目中选择1科；“2”为再选科目，考生可在化学、生物、政治、地理中选择2科。
赋分方面，在“3+3”模式中，语数外三门统考科目计原始成绩，三门选考科目按等级赋分后计入总成绩。在“3+1+2”模式中，统考科目和1门首选科目均计原始成绩，剩余2门选考科目再按等级赋分。
随着改革推进，考试时间安排也有变动。目前，上海的选考科目考试在5月进行；浙江省的选考科目可以在1月、6月考两次，两次成绩中取较高分计入高考总分。第二批试点的北京、天津、山东、海南，均将选考科目安排在6月语数外统考结束后的两天，也即在6月7日—10日的总共四天内考完全部科目。此后试点省份则进一步压缩为6月7日—9日三天。
阻力尚存
这些变化与试点期间浮现的问题不无关系。以首批试点的浙江为例，改革经历多次“补丁”：其选考科目考试时间最初安排在4月、10月，但由于考试频次过于密集，后修改为传统的1月、6月。随后又遭遇学生功利性“弃考物理”风波，为此2017年底，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设定6.5万的物理人数保障机制，若选考人数低于6.5万，将以6.5万作为基数按比例划定等级并赋分。
另如《实施意见》还曾提出，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不过2018年，浙江因英语考试“一年两考”难度不均而修改分数，对其公平性的质疑引起轩然大波（《浙江新高考出“事故” 改革下一步怎么走？》）。截至目前，仅上海、浙江、天津（笔试部分）仍明确外语可以“一年两考”，此外北京的听说部分有两次考试机会，其他省份虽部分提及相关探索，但均未正式实施。
在其余省份，由于教育资源投入不足和分配失衡，难以匹配学生自由选课后“走班教学”的需求，也使改革推行的堵点颇多。
2023年11月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报告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时表示，中西部省份、人口大省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改革所需资金、设施等条件保障尚未到位，部分中学教室、师资、教学资源不足；改革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由各省（区、市）自主命题，省级考试机构的命题能力建设亟待加强。
怀进鹏称，新高考选课走班制下，班级编排和学生管理的难度更大，但部分中学师资和课程资源缺乏，高中生涯规划教育的专业性和有效性有待提高。
选科再抉择
有观点认为，从“3+3”模式的20种组合减少至“3+1+2”模式的12种组合，降低了新高考对高中师资、教室等软硬资源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在中西部地区和考生大省推进改革的难度。但更重要的是，这也是应对学校、学生“功利性”选课的一项关键调整。
自由选课之下，“拿分难”的物理、化学选课人数曾一度骤降。除浙江出台前述物理人数保障机制之外，上海也曾设置类似保底政策。另据财新了解，江苏也在首届新高考落地时也曾对化学设置保障，按25%的选考人数比例“托底”。
2021年，时任教育部考试中心常务副书记于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3+1+2”方案与此前“3+3”方案在基本理念和改革方向上完全一致，同时突出了物理、历史两个科目在高校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类人才培养中的基础作用。“在选择的维度上，既要保证个体选择的自主空间，又要顾及高校人才选拔和培养局部上的刚性限制，更要体现国家整体需求和长远利益。”
教育部层面，2018年、2019年、2021年先后颁布的三版《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分别为试行版、“3+1+2模式”版、通用版），则为此打下了最大一枚补丁。
统计显示，现行的2021通用版选科指引中，在大学专业设置的92个专业门类里，65个门类要求必选物理，占比70.65%；56个门类要求必选化学，占比60.87%；55个门类要求必选物理+化学，占比59.78%。理学、工学、农学、医学4个学科门类，一共61个学科专业类中55个要求必选物理+化学，占比达90.16%。此外公安学类、政治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专业类，要求必选政治。
宁波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刘希伟等人2024年曾撰文分析，从“3+3”到“3+1+2”模式，从“2018版选科指引”“2019版选科指引”到“2021通用版选科指引”，学生的选择范围不断被收紧。尤其2021年版本颁布后，就理工农医类专业而言，多数考生的选考科目可能将重新回到理化生组合；物理选考人数大体上可以回升到文理分科时代，保底机制不必再启用。
刘希伟等人还提及，部分高中受制于办学条件，以及出于管理方便和高考收益的考量，仅提供几种特定选考科目组合，也使学生选考科目组合数大大少于“2021通用版选科指引”出台之前，高中走班教学随之减少。
据其观察，从当时实施新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看，部分高中的走班教学已经基本落幕，几乎完全回归到了传统以行政班为基础的固定班级授课制。“像首批试点省市浙江、上海改革初期那样整体上大面积走班教学现象，已基本上不复存在。”
不过在刘希伟等人看来，教育部选考科目指引，是新高考科目改革的一种理性优化。其解释称，高中学生纷纷逃避物理、化学两科，既与高中教育的基本定位不相符，又与当前国家强调科学教育的教育战略背道而驰，造成理工类专业人才培养困境。为此，必须通过高校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设置对于学生选科进行适当引导。
然而，伴随社会对青年就业问题的逐渐关注，毕业择业的压力正沿着“大学专业、高考分科”的链条一路传导。在学校生涯规划教育、指导不足的情况下，这更考验学生及其家庭自身对未来专业的规划和对高校招生政策的了解，不少人仍陷迷茫。
学生、家长、学校之间亦在博弈。深圳某重点高中一名高一学生向记者介绍，学校现共有五个班型，物化地、物化生、物化政、史政地、史政生，每个班型按照师资和学生成绩由高到低分为第一到第五，其中物化生班级最多、物化政最少。
她原本选了物化地，因为觉得理科就业能有更多选择，“网上有个观点说‘文一本’不如‘理二本’，我表哥自动化专业普通一本毕业都能年薪20多万。”但学校劝她转为纯文，因为“上级要求学校要出5个清华北大，副校长觉得文科赛道竞争力较小，文科更能冲清北。”
上海某重点高中一名高二学生也表示，自己原本最喜欢也最擅长历史，但学校只提供“物化”和“史政”两种捆绑组合。她还没想清楚未来发展，为了不提前切断更多大学专业的选项，最终选择物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