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加码鼓励生育 政府每年斥4.3亿补贴多孩家庭
新加坡生育率持续走低，不仅威胁本地劳动力供给，还可能加速人口老龄化，推高医疗成本，增加年轻一代的抚养负担等
截至2024年6月，新加坡人口总数604万人，同比增长2.01%，增速较前年有所下降。
面对生育率持续下滑的挑战，新加坡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多孩家庭的支持力度。2月18日，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2025财政预算案演讲中宣布，将推出新的“多子女家庭保健储蓄补助金”（Large Family Medisave Grant），尤其对三胎及以上家庭提供更多财政补助，以缓解育儿成本压力。新加坡政府预计每年将为此增加8000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4.3亿元）的财政支出。
自2025年2月18日起出生的第三胎及以上孩童，其儿童培育户头起步津贴（First Step Grant）将从5000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7万元）提升至1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5.4万元），增幅达一倍。该款项可用于支付学前教育和医疗相关支出。
符合条件的母亲还可通过“多子女家庭保健储蓄补助金”，获得每名新生儿5000新加坡元的保健储蓄补助金，以支持孕产相关医疗开销。
政府同时还推出“多子女家庭LifeSG补助券”（Large Family LifeSG Credits），在第三胎及以上孩子1至6岁期间，每年向家长发放1000新加坡元补助。已育有6岁及以下子女的现有多子女家庭也可享受该补助政策。
换言之，新政策将为三胎及四胎家庭额外提供最高1.6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8.67万元）补贴，叠加已有措施，最高可获4.8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26万元）支持；五胎及以上则最高可获5.4万新加坡元补贴。如果加上一胎和二胎的补贴，三胎家庭获得的政府补贴总额最高可达10.1万新加坡元（约合人民币54.74万元）。
此外，自今年起，由新加坡政府资助的学前中心还将下调收费顶限，每月分别减少40新加坡元，全日制托儿费用上限降至640新加坡元和680新加坡元。2026年起，收费顶限将进一步下调30新加坡元，分别降至610新加坡元和650新加坡元。结合基本托儿津贴，双薪家庭每名孩子的托儿月费将降至约300新加坡元，中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支出更低。
2025年，新加坡12岁及以下的公民儿童还将获得价值500新加坡元的一次性补助券（Child LifeSG Credits），可用于家庭日常开销，如购买生活用品、支付水电费或在药房消费。13至20岁的新加坡青少年将在7月获 500新加坡元教育储蓄（Edusave）或延续教育户头（PSEA）补助，以支付教育相关费用。
新加坡长期面临生育率下降的挑战，2023年居民总和生育率首次跌破1，降至0.97，创下历史新低。20岁至34岁适龄已婚女性比例下降，是新加坡生育率下滑的直接原因。《海峡时报》数据显示，2023年本地25岁至29岁女性中，仅29.2%已婚，远低于2005年的52.1%，且这一年龄段成为20岁至49岁已婚女性中，唯一生育率下跌的群体。
为提高生育率，新加坡政府多年来大力推行奖励机制、购房津贴等一系列措施，然而政策效果仍不显著。以往，每逢华人偏好的“龙年”，新加坡生育率和新生儿总数通常会显著上升，但2024年的“龙年”效应已不再显现。新加坡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全国新生儿数量仅2.48万，相比上一个龙年2012年同期的3.11万，减少约两成。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恩赐对财新称，新加坡生育率低迷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晚婚、就业和事业优先、生活成本高昂等。但更关键的是，养育孩子是一项长期承诺，需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而如今孩子已不再被视为退休保障的一部分。他认为，新出台的政策对鼓励夫妇生育两孩以上的影响可能有限，因为两孩家庭此前已享有相当可观的福利。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穆峥补充道，个人主义的全面兴起使人们对生育的认知日益多元。与此同时，家庭内外性别角色发展不均，使婚姻与生育对女性的吸引力进一步降低。此外，精英主义叙事强化了高度竞争的职场文化，并催生“密集养育”模式，要求父母投入大量时间与资源培养子女的竞争力。这些趋势共同加剧了现代社会的压力，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对生育望而却步。
因此穆峥认为，尽管新政策旨在提升生育率，以应对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但其效果持保留态度。正如前所述，低生育率的根源更具系统性，包括个人主义、精英主义以及性别规范等结构性因素，这些问题并非单靠财政激励或政策调整便能解决。
根据2024年12月发布的最新住户开支调查（Household Expenditure Survey），2023年新加坡本地家庭在补习上的总支出达18亿新加坡元，较2018年的14亿新加坡元有所增加。其中，收入较高的家庭在补习上的开销也相对更高。
“孩子长大后，课外活动和补习的开销可不小，这点补贴根本不够。”新加坡二孩母亲小璐表示，如果政府能取消补习机构，并延长学校上课时间，她或许还会考虑生三胎。
小璐透露，她的两个孩子每人每月的补习费高达两三千新加坡元，包括学科补习，以及篮球、舞蹈等特长培养。“有些补习机构做法过分，甚至在学校门口派发传单，孩子带回家好几张，营造焦虑氛围。”
2月11日，新加坡教育部长陈振声公开批评部分补习机构制造焦虑、损害教育公平，尤其是筛选学生、用优异成绩做广告的做法。他认为，补习应当是学生主动寻求帮助，而非家长出于攀比心理的安排。
他承认，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倾向于提供更多学习资源，但禁止补习并非解决方案，可能导致行业转入地下。新加坡的教育政策重点在于确保所有学生，无论背景，都能获得高质量教育，而公立学校教师与补习教师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会挑选学生授课。
“建议取消PSLE（小升初考试），并取缔所有补习班。”家有上小学一年级孩子的新加坡妈妈Lora表示，她认为当前的生育激励措施作用不大，“不结婚、不生孩子的人依旧不会改变想法，政策只能影响已经有孩子的家庭。”
新加坡的低生育率甚至引发了科技巨头埃隆·马斯克的关注，2024年12月，他在社交媒体上转发文章并评论称，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正在走向灭亡”。
作为一个城市国家，人口问题是新加坡维持经济增长的重大挑战。新加坡建国初期曾为控制人口而推行限制生育政策，但随着经济发展，开国总理李光耀在晚年也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调整，试图扭转低生育率的趋势。
陈恩赐指出，低生育率可能导致新加坡未来本地劳动力的减少，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趋势。这不仅会推高医疗成本，还将使抚养比下降，增加年轻一代的负担。为弥补劳动力缺口，新加坡可能需要引进更多外国劳动力、技术工人、专业人士和企业家，以维持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上述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技术进步（包括数字技术）得到缓解。
抚养比是指在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是衡量社会老龄化程度的重要人口学指标。
Lora认为，新加坡若要真正提高生育率，或许需要效仿北欧模式——让孩子在大学前都“自由成长”，同时实施高税收政策，直到人们不再追求过度竞争，或许生育率才会上升，但这违背新加坡的核心精神和价值观。因此，她认为政府直接放弃提高生育率的KPI，转而吸引像他们这样的中坚力量和人才成为本地公民，“这才是更现实的长远之道。”
育有三胎的新移民妈妈万芳坦言，以她的亲身经历来看，女性如今更注重个人发展，有太多想做的事和目标要实现，生育决策并不会因一点补贴而改变。现实层面上，二胎到三胎带来的变化巨大，需要更换住房和车辆，成本远超一胎到二胎的变化，投入与回报难以平衡。
除新加坡外，亚洲多个国家也正面临低生育率的严峻挑战。受高生活成本、养育负担加重、女性生育意愿下降、职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许多年轻人推迟甚至放弃生育。部分国家的总和生育率（TFR）已远低于2.1的人口更替水平，甚至跌破1。其中，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生育率已低于1，而中国、泰国等国的总和生育率也仅在1.0-1.2之间，远低于保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标准。整体来看，东亚和东南亚多个国家均面临人口萎缩的长期压力，低生育率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
其中，韩国的情况尤为严峻，2023年生育率再下降8%，跌至0.72，首尔地区更低至0.55，创全球最低纪录。按照这一趋势，若生育率持续低迷，韩国人口到2100年可能减少近一半。为应对这一挑战，韩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已投入约36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9万亿元），通过提供现金津贴、托育服务、不孕症治疗等方式试图提升生育率，但政策效果有限，出生率仍在持续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