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学生在自习课堂上复习。
在山西省某县城重点中学的走廊里，历史教师王琳夹着教案匆匆走向理科班教室。这是她今天唯一的一节课，却要面对一群“头也不抬”的学生——他们正埋头刷着物理题，偶尔有人勾画课本，也只是机械地回应她的提醒。40分钟的课堂，她需要用“翻书”般的速度讲完一个单元。“一节课哗啦啦翻十几页，和上自习没区别。”她苦笑着摇头。
这是新高考改革落地后，不少中学历史课堂的真实写照。自2022年山西推行“3+1+2”新高考政策（即语文、数学、英语必考，物理或历史必选其一，再从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中任选两科）以来，王琳所在的这所曾跻身“全国百强”的县中彻底倒向理科。改革前，每个年级20个班级中有3到4个文科班，而如今仅有一个“纯文科班”和一个拼凑的“物化政/地混编班”。“基本就是物化生、物化地、物化政和史地政这四种班型。”
原因在于，新高考改革强化了高考科目与高校专业录取的衔接。2014年启动的高考综合改革要求不分文理科，依据高考成绩+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择优录取。当前，全国除特别行政区外，已有29省实施新高考模式，仅余新疆、西藏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尚未覆盖。前两批试点省份的考试科目采用“3+3”模式，即全国统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门科目，加上考生从物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中自主选择的3门选考科目。浙江省的选考科目中还包括“技术”，为七选三。第三批至今的试点省份则采取前述“3+1+2”模式。
但与此配套，2021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下称“《指引》”）又从录取一端收紧了考生的选科限制。《指引》指导高校按专业在科目范围一（物理和历史，高校可提1科或不提）与科目范围二（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和技术，高校最多提2科或不提）中提出选考科目要求。在12个学科门类中，高校提出必选“物理+化学”的专业超过半数，覆盖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中大约九成的专业。这种“物化绑定”的政策导向，使得物理在“3+1+2”的改革省份成为高专业覆盖率的“性价比之选”，而历史作为人文社科基础学科，仅有法学门类下的民族学要求必选。
天津某重点中学历史老师胡磊介绍说，过去“文理分科”时代，学校每年大概会招十八个班级，有七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同学会学文科。天津的新高考改革始自2020年，分科模式为“3+3”。改革后的第一年选择历史的学生数增加了，十八个班里，大约有六个历史班。但在2021下半年教育部颁布《指引》后，历史选科人数骤降。
新高考改革将“选科—专业—就业”形成强关联链条，此后高中教育中文科边缘化，文科成为了“差学生”的选择。
王琳所在的学校高一上学期刚过半就开始“放弃文科”。“文科老师连作业都不让布置，晚自习和周末补课全给理科。”她认为，这样的改变让尚未分科的学生过早地形成了对于科目的倾向性。这种偏见在县城愈演愈烈，“以前还有怀着‘文史梦’的学生，现在选文的要么是成绩垫底，要么是‘实在学不动物理’。”
作为已经从业17年的历史教师，胡磊也深有同感。他回忆自己带的第一届文科生是2011年毕业的，当时还有很多学生保持着读纸媒的习惯，报刊杂志上一篇篇能够被直接触摸的文章，让他们觉得自己能够体会到文科的价值。胡磊觉得这些孩子选文科是带有理想主义的，而且“当时这种理想主义是可以变现的，他们能看到一些有文科背景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果。”
而现在，胡磊觉得学生们“过早产生择业焦虑”了：互联网还不够发达时，信息壁垒的存在让很多学生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选科会和未来就业相关，那么这些学生当时在选择文科还是理科的时候，其实更多是无意识的、出于兴趣的选择，“但现在不这样了，现在高一就告诉你你选的科目是跟你的就业相关的，有的学生很喜欢历史，但他想学医，在现在的趋势下就必须‘物化生’捆绑，没有空间学历史了。”
王琳毕业于师范大学，本科同学分散在山西各县，这些文科教师的境遇大同小异：生源差的学校保留更多文科班，“因为学生觉得物理难”；财政好的县城能给文科班主任发数万元高考奖，“重赏之下，至少有人愿意干”。而她的学校因地方财政困难，所有资源向理科“清北苗子”倾斜，普通理科生尚且被忽视，文科更是“自生自灭”。邱兰对此也深有同感，“这在好学校尤其明显，因为这些学校会更把重心放在理科，相反一些层次较低的学校或者艺体学校会更重视文科。”
在“好学校”里，历史教师的处境愈发尴尬。王琳所在的学校共有7名历史老师，其中6人只能教理科班“应付会考”，每人每周仅2-3节课，远低于满工作量的10节。
与此同时，历史课堂急剧浓缩。“一本教材20个单元，就算一周一个单元，一学期也不可能讲完。”王琳翻开课本，密密麻麻的勾画痕迹下是仓促的课堂节奏。她观察到，理科班的历史课彻底沦为“背景音”，一节课至少有百分之十五的学生完全不带书。“除非我讲段子，否则没人抬头”。学生心知肚明——“反正会考合格就行，不如多刷几道理科题。”
广西（2021年开始实施“3+1+2”）某县中的历史老师余杰正在带高一年级物理班的历史课，他表示该年级一共有9位历史老师，但只有2个历史班。除了余杰带4个物理班，每位老师都只带3个物理班或是2个物理班加1个历史班。物理班每周2节历史课，历史班每周4节，所以9位老师里只有3位能达到学校规定的每周8课时的工作量。
孙青在陕西（2022年开始实施“3+1+2”）某县中任教，学校同样也只提供物化生、物化政、物化地和史地政四种班型选择。她回忆，一开始选历史的同学非常少，经过校领导和历史老师的多次宣讲后才稍微多了些。目前选历史的学生占全年级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相比文理分科前还是大幅下降了，“历史老师明显过剩了。”她所在的高一年级有6名历史老师，分科后每人带3到4个会考班和1到2个高考班，但“我没班带，被借调到其他单位去交流学习了。”
历史老师周怡已经工作了四年，此时正在贵州（2021年开始实施“3+1+2”）一所县中教书。她目前所在的县中存在上述相似的状况，而她之前工作的贵州一所一类示范性高中，据她观察也同样如此——“历史老师很饱和，存在有老师完全没课上的情况。”
在一些学校中，历史老师的招聘开始停摆。王琳经常能在学校里见到新面孔，但新老师更多是理科方向的，而学校上一次招聘历史老师还是四年前。胡磊也直言自己是教研组里“最晚入职的老师”，尽管他已经任教17年了。
杜宁是湖南一所双非一本院校的历史师范应届生，据他在校招会上的观察，能够给到应届生历史教师编制的名额很少。民办高中会比公办高中提供更多的历史老师岗位，因为“民办学校一般生源较差，生源差的话文科的分数会比理科要好看，所以文科生在民办学校里面是比较多的。”
工作量的锐减直接掐断了教师的晋升通道。胡磊介绍，高中教师的职称分为三级、二级、一级、副高级和正高级，本科毕业入职工作一年后一般是二级教师，工资水平会随着职称的升级相应提升。评职称时课时量是考核因素之一，未达到学校规定的课时量就会相应扣分。如今历史老师因为课时不够，晋升十分困难。而且按照学校规定，未达满课时者按比例扣工资，因此不少历史组在全校收入垫底。王琳表示，自己工作7年，最终拿到手的月薪仅3400元，跟其他科目新入职老师相近，甚至更低。
这也让她不得不放弃打拼事业：“都三十岁了还只拿三千四，我说我放弃家庭去工作，谁会认可你？谁都会说你就挣这点儿钱，还是好好带孩子吧。” 她也设想过转行，比如去私立学校，或彻底离开教育行业。但看着尚不能离开母亲的孩子，她又犹豫了，“请阿姨的钱比我的工资还高。”
正在四川（2022年开始实施“3+1+2”）某高中任教的历史老师邱兰也面临着同样的晋升难困扰。以前她带三个高考班，现在只带一个。一个班一周历史只有5个课时，加上日常的教研也不够每周10课时的基础工作量，“老师们不得不去各科室干杂活来凑够课时量，否则就要被扣工资。”
周怡也表示，除了日常教学，她还加入学校的科室部门做学校运营的工作，但一周8个课时量还是无法满足学校规定的12个课时的要求，“加入科室算两个课时，我感觉自己已经把能加的课时都拉满了，还是没办法达到要求。”
更令王琳寒心的是待遇歧视。物理老师带“清北班”可享课时补贴，一节课算三个课时，体育教师还可以办课外兴趣班，而历史组“连教研会都变成闲聊”。“领导觉得我们轻松，该扣钱；学生觉得历史没用，不想听；家长觉得你历史考再高，出来没有工作还不如混个二三本，最起码好就业。”
她回忆，自己刚入职时，也曾熬夜设计教案，把历史事件编成故事让学生更好记忆，还会在空闲时自费参加名师讲座提升自己。如今，这些热情早已被消磨殆尽。“挣得少也行，但我不希望我站在讲台上还不如不站着，哪怕你一个月只让我讲一节课，至少这一节课能让我好好讲，台下也有同学在认真听，这样可以让我觉得我的存在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