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期末考
新高考改革到尾声，透视师生与新游戏规则磨合过程，对未来有多少启发？
2024年6月8号，重庆二十九中考点，高考考生走出考场。
20多天后，李力将走入2025年高考考场。“挺有紧迫感的，学校也抓得很紧。”他说。最近他每周要经历九场考试，周末也很少回家，跟同学们一起留校自习。
李力是“新高考”改革后广东省的第五届考生，今年与他面对同一张主科考卷的，还有来自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四川、云南、宁夏、青海八省份的第一届新高考考生。至2025年，全国除特别行政区外，已有29省份、分五批实施新高考模式，新疆、西藏的改革也已启动。
新高考改革意指启动于2014年的新一轮高考改革。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改革高考的考试科目设置、招生录取机制等诸多面向。此轮改革在2023年10月21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下称“改革报告”)时，被视为“自恢复高考以来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刻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2025年4月17日，江苏徐州睢宁高级中学高三年级的学生领到学校免费赠送的牛奶和面包，并用牛奶在课桌上摆出“211的字样。
新高考中，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三科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三科成绩组成，后者不分文理科，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高校招生端，则需探索依据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简称“两依据一参考”)。
启动十年有余，中国新高考改革已临近收尾。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从数据来看，上大学变得越来越容易了：2005年—2023年，高考报名人数从867万上升至1291万，录取人数则从504万上升到1042万。《实施意见》的开头曾提到此轮高考改革的背景之一：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改革之初确立的总体目标为：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这些目标实现情况如何?
文理分科轮回
高一上学期期末，临近递交选科表，湖南高中生今雅家里气氛焦灼。父亲希望她学理科，因为听说现在“学文科没有出路，专业少、就业难”,而今雅喜欢文科。父女二人都希望今雅的母亲站在自己这边。“连睡觉前都要被软性轰炸。”母亲回忆说，“她爸疯狂补各种招生知识，看视频、查资料，走火入魔的节奏。”
家里开了几次讨论会，今雅坚持立场，最终战胜了父母，在即将举行的2025年高考中选考历史、政治、地理。
这样的选科“大战”在许多高一学生家庭中上演。高中生通常在高一上学期结束时确定高考选考科目，高一下学期进入新班级学习。新高考改革落地后，“文科综合”“理科综合”二选一模式落幕，多数地区开始实行“3+1+2”选科模式，即语文、数学、外语必选，物理或历史必选其一，再从政治、地理、化学、生物中任选两科。部分地区实行“3+3”模式，即语数外之外任选三科。
今雅的选择在重点高中里并不算主流。如今，物理和化学成为多数“好学生”的必选项。王琳所在的山西某县城重点中学，高一上学期刚过半就开始“放弃文科”。“文科老师连作业都不让布置，晚自习和周末补课全给理科。”自2022年山西推行新高考以来，她所在的这所曾跻身“全国百强”的县中彻底倒向理科。以前每个年级20个班级中有三至四个文科班，而今仅有一个“纯文科班”和一个“物化政/地混编班”。
“以前还有怀揣文史梦’的学生，现在选文的要么是成绩垫底，要么是实在学不动物理’。”王琳所在的学校所有资源向理科“清北苗子”倾斜。天津高中历史教师胡磊介绍，学校将最优秀的师资集中到物化生组合，二等师资放到政史地和“物化+X”组合，最后才是其他小众组合。
“重理轻文”的一个原因在于，新高考改革强化了高考科目与高校专业录取的衔接。2021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下称《指引》),指导高校按专业在科目范围一(物理和历史，高校可提1科或不提)与科目范围二(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和技术，高校最多提2科或不提)中提出选考科目要求。
在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12个学科门类中(艺术学除外),高校提出必选“物理+化学”的专业超过半数，覆盖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中约九成的专业。这种“物化绑定”的政策导向，使得物理在“3+1+2”的改革省份成为高专业覆盖率的“性价比之选”。而历史作为人文社科基础学科，仅有法学门类下的民族学要求必选。
改革之初，按照“自由选科、各尽其才”的蓝图，2014年起，上海、浙江、北京、山东等第一批和第二批改革试点省份实施“3+3”选科模式，为学生提供多达20种选考科目组合，而浙江第二个“3”为“7选3”,科目组合多达35种。此举是为让学生能按兴趣选课，促进其知识结构文理交融。
“3+3”模式开考第一年，物理的选考人数断崖式下降。这随即影响到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高校理工、医学等专业录取的一些学生缺乏基本的理科学科素养。科学界人士对此表达强烈反对意见，认为这将极大伤害国家的人才培养战略。
因此第三批往后的试点省份开始采用“3+1+2”模式，并通过2018年至2021年连续出台的《指引》规定物理或历史成为必选科目、“物化捆绑”,以确保学生在理工科或人文社科领域的基本素养。
对李力来说，选“政史地”除了出于兴趣，更是为了有上本科的机会。他从老师那里了解到，学校的本科率在逐年下滑，尤其是理科竞争激烈，上一届选理科的同学没有一个上本科。“上高中之前就有所耳闻，当时在想要不要选一些比较吃香的科目，也有更多专业选择，但是到后来就发现不太现实。”
当物理、化学成为“精英学生”的角逐场，文科也成为部分学生规避竞争、学校保升学的一大途径。深圳某重点高中高一学生李婷选了“物化地”,但是学校劝她转纯文，因为“上级要求学校要出五个清华北大，副校长觉得文科赛道竞争力较小，文科更能冲清北”。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研究员李金波等人的一份研究提及，不同层次院校新生的选考科目差异显著。从2024年浙江省招生的“双一流”建设高校、浙江省本科院校、浙江省高职院校三类院校新生的科目选考人数比例来看，“双一流”建设高校新生中选考物理人数占比最多(56.88%);高职院校新生选考物理的仅有15.55%,还有超六成选择了偏文科类的地理、政治学科。
“就全上海的情况，‘物化以及‘物化生’的学生，学业水平要显著高于纯文的学生。”上海“四校”(上海四大名高中)某高中班主任卢婉说。为了规避理科的激烈竞争，上海区重点级别的学校更倾向让学生选文科，某区重点高中的二年级学生唐彦在分科时果断选了文科，因为“如果考一本的话，理科起码要排到全上海市前5%到前8%。在我们学校就算拔尖，这个可能其实也微乎其微”。
放开选科后，选择“文理混搭”的学生也不在少数。胡磊的2020届学生为“化生历”班、2021届为“物地历”,他发现，“这些学生基本一半时间用来学数学，剩下的时间更多会给其他理科。”
与新高考自选科目改革配套的是在高中阶段实行走班制，即学生根据不同选科在相应的教学班听课，不受行政班限制。但这一尝试也在实践中出现操作不顺问题。
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教育部关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情况的报告时，有些出席人员即指出，一些中学实行选课走班模式，班级编排和学生管理复杂化，出现教学资源紧张、教师队伍学科结构性失衡等问题。
如今，仅有北京、上海等教育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有部分学校实现了全面走班教学。多数地区学校根据自身师资、教室等资源，开出4—6个选科组合(“物化生”“物化政”“物化地”“史政地”组合较常见),形成固定行政班，个别选择其他组合的同学走班上课。
“我们当初想不分文理，最后事实上转了一圈又回到小文理了，这是所有改革都应该汲取的教训。”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总结说。
智联招聘《2024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截至当年4月中旬，理工类、经管类和人文社科类学生的offer(录取通知)获得率依次为49.4%、47.1%、43.9%。尽管两端差距已从2023年的12.4个百分点缩小一半，但整体而言，理工类专业毕业生获得offer的情况仍好于经管类和人文社科类学生。
兰州文理学院常务副校长王顶明曾向记者表示：“与80年代、90年代初对理工科的重视不同，中国现在需要从大而全但中低端的工业体系，走向强大、高质量的工业体系，因此必须加强理工科人才的培养。”
无论就业市场还是国家战略需要，对于人才“出口”的期待倒逼教育“入口”改革。4月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强调，要以产业端人才需求和就业端评价反馈为指引，全链条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体系。譬如高等教育专业和资源结构布局、招生计划分配方式等，都应以促进供需适配为导向动态调整，或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制定。
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更明确要求，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实际调整中，人文社科专业往往是重点淘汰对象。复旦大学校长金力3月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复旦大学的文科招生比例将从原来的30%—40%降到20%。
上海某高中班主任郭腾表示：“是市场需求决定学校和学生的选择，进入高校之前是高校挑学生，不是学生挑高校。”
专业抉择挑战
新高考改革将“选科一专业一就业”形成强关联链条，这意味着学生刚进高中时就要对未来职业有较为清晰的规划，因而生涯教育的重要性大大提升。但现实中，专业指导十分匮乏。
心理老师林翔宇在北京一所示范性高中任教，该学校会在高一和高二为学生提供生涯规划相关课程。“唤醒”是她对于生涯规划的理解，“不只是职业匹配和选科选考，而是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因为12—18岁是人开始探索自己生涯可能性的关键时期，高中既要脚踏实地地学，又要仰望星空找方向，这样进入相对满意的大学和心仪的专业，就学有动力、学而幸福了。”
而多位受访专家提到，目前高中学校的生涯规划教育普遍发展滞后，指导教师上海高二学生林安所在的学校给每个学生派了成长导师。结成导师生关系快要李力则是从小想当兵。初中毕业时他就在考虑分科的问题，选科时学校大会讲“我们讲没什么用，还是听网红的。”广西地理老师王超说，学校除了有一学期五缺乏专业化培训，课程资源不够丰富，生涯规划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不强。学校一年，她和导师“见了零次面”,惟一的活动是去红色教育基地散步。她的文科成绩能的内容在他看来用处不大，更有用的是他在实验室捡到的几本已经毕业同学留下的节的生涯课，班主任和各学科老师还会召开多次家长会，学生也可以到心理中心寻主要通过心理老师或班主任开家长会、年级大会、外聘专家等方式，向学生和家长冲进年级前20名，理科在100名左右徘徊，但她最终选择了物理、化学、生物。她专业选择指导书。他琢磨完，决定要选政治。介绍就业前景、各科竞争情况等信息。坦言：“当初选理可能也有一些虚荣成分在里面，毕竟整个学校的刻板印象就是选文成绩差，都是女生去选，我理科也不差，为什么不能跟这帮男生拼一下?”
李力则是从小想当兵。初中毕业时他就在考虑分科的问题，选科时学校大会讲的内容在他看来用处不大，更有用的是他在实验室捡到的几本已经毕业同学留下的专业选择指导书。他琢磨完，决定要选政治。
“我们讲没什么用，还是听网红的。”广西地理老师王超说，学校除了有一学期五节的生涯课，班主任和各学科老师还会召开多次家长会，学生也可以到心理中心寻求一对一指导。
王超发现，今年的家长尤为焦虑，选“物化生”和“物化政”的学生特别多，前者为了读工科，后者方便考公考研。
广东高中心理老师杨心在咨询中发现，不少同学选某些科目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这个科的就业比较好”,但选完又后悔。唐彦观察到，身边很多朋友为了就业发展选了理科，但其实并不擅长，区统考做同一份物理卷时，他们与自己这个文科生的得分相差无几。“他们学得特别累，付出的时间跟得到的反馈不成正比。”
2024届广东高考生顾雯选择了“物化政”组合，但她“物化绑定”的初衷并不是想要选理科专业，法学才是她的志向，但浓厚的理科氛围加上“物理可选专业多”“文科没前途”等话语促使她妥协，“我对未来的规划偏文，但不确定这份热爱能否一直坚持下去，既然物理后路多(可选专业多)的话，那就选物理吧”。
但来到填志愿阶段，尽管“物理+不限”组合基本可以报考所有文科专业，但她发现，物理组考生报考文科类专业的分数要比历史组考生高得多。她的高考分可以上211学校，但只能选择某些她认为是“天坑”的专业，为了保专业，她最后只好报考了一所“双非”院校。
毕业生李杰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他反思说，理性评估自身能力，找准自己擅长的学科和方向，或许比追逐“热门组合”更具现实意义，“如果你就是擅长人文社科，但为了专业选择多非要学物理，将来到了大学也会很痛苦，可能还浪费了自己的天赋，只能平平庸庸的”。
云南某县中校长顾远山观察到，当地学生的知识面、家长的生活视野都相对狭窄，家长能提供的资源和指导很少，而学生自己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选科好多时候很迷茫，也很盲目”,受网络影响较大。
在顾远山所在的学校，从2024年开始，年级前100名学生中只有两三个选择学文科(历史类)。他告诉学生，理科是国家要重点发展的，但也要结合本地的情况来选择：云南经济欠发达，好多学生将来就业会选择考公务员、考事业编制、经济文化类岗位，文科生反而会占一点优势。
不少学生选科时茫然，选专业时更无措。新高考的志愿填报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由传统的“院校+专业”变为“院校专业组”。例如在湖北，原先“院校+专业”模式下，本科第一批次需要填9个院校，每个院校填6个专业，共54个专业；现在本科批
次需要填45个院校专业组，每个专业组中包含6个专业，因此总共需要填报270个专业，工作量是原先的5倍。
教育部曾多次强调中学在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中的“主渠道作用”,但目前相关指导和服务难以满足考生和家长的需求，各路教育网红的直播间应运而生。
从业七年的升学规划师文静回忆，2021年广东新高考开考第一年时，她当时所在的机构业务火爆，以至于“做后端测试的人、HR(人力资源专员)都被逮去做填报了”。有的家长甚至在多家机构购买服务以交叉验证，得出最佳方案。业务过于繁忙时，有的老师会直接用软件生成的结果给学生报志愿。一般每个老师手头都有二三十个学生，未必能照顾周全。“这个行业确实鱼龙混杂，有些机构就是赚快钱的。”
仅填志愿业务并不能维持机构的运营，所以越来越多的机构推出了生涯规划、高考志愿填报师培训等项目。升学规划师唐欣倩告诉记者，近期兴起的高报师培训班吸引了很多家长报名学习，因为有些家长不放心把孩子的未来交到陌生人手上，希望亲自操刀。这样的培训班市场价格在5000元左右。“(做高报师)一个月就可以上手，上没上过大学都没关系。”她说。
陈志文认为，填志愿“只是形式上难了，实质上放大了学生的选择权，风险降低了”。他表示，现在志愿填报分两种，一种更接近原来的志愿填报，专业组合存在调剂，但起步都是20多个，最多40多个；另外一种是更强调专业的填报方式，要填的志愿有几十上百个，把学校加专业的排列组合提为平行志愿，不在学校中调剂专业，能最大程度降低学生选择的风险。
唐欣倩也认为，网上一些关于高考和就业的直播和帖子过度煽动情绪，所以她的工作任务之一是管理家长的情绪，因为“家长的焦虑程度比学生厉害”。“所有的家长都在冲这些最火的专业，导致赛道会变得越来越拥挤。”在她看来，绝大多数家长只关注到了高考这一个节点，而没有考虑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
高考转变
高二学生孙韵已经进入总复习阶段。当前，高考的备考方式与十几年前无异：高二下学期结束所有课程(一些重点学校提前到高二上学期),高三开始总复习，进入“刷题、讲题”的一年循环，学生每周要经历7—9场考试。
在孙韵的学校，为了赶学习进度，理科的实验课都用看视频代替，至4月底所有课程都已经结束。她很期盼双休，因为学校环境令她感到压抑——走廊有“全方位无死角的围栏”,教室的窗户只允许半开，天热的时候也“只能伸个手出去”。
所有受访学生均表示身边同学普遍在补课，希望通过一对一或小班课有针对性地提高成绩。上海高二学生唐彦每周二晚上回家上一对一数学课，上中学后“补辆大奔进去”。他在市重点高中的朋友每晚做作业到一两点，早上6点起来上学，每周六还要补数理化，每课时2500元，一年花费二三十万元。
江苏某高中原校长凌宗伟退休后走访全国各地的学校，他说改革文件中重视“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字眼让他感到振奋，但最终发现落实起来最大的挑战是时间——“不少区域的寄宿制高中，早晨孩子基本上是5点多钟就要起床，晚自修要上到10点40分甚至12点，再者这些区域几乎没有高中双休天不上课的。”
林安的日常是早上6点20分起床，一直学习到晚上12点睡觉。“人生的80%都是在学习，我发现人生到目前为止很匮乏，就是一直在学上课那些东西。”她如此总结。
从“考知识”向“考能力素养”转变是高考内容和形式改革的关键之处。业内人士普遍表示，高考题目变灵活了，选拔性大大增加，一些传统的应试技巧被消解。
例如，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研究员任子朝在《新高考十年数学科考试内容改革：成就、挑战与转向》中提到数学卷“低起点，多层次，高落差”的难度调控策略：所谓“低起点”,即试卷在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的起始题降低难度要求、加宽入口，面向全体学生；“多层次”则是指试卷在中档题部分增加分值比例和难度设计的梯度；“高落差”是指在压轴题部分突出综合性、创新性，加强思维能力考查，强化对高水平学生的区分和选拔。
与高考改革相衔接，教育部组织260多位专家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14门学科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历时4年完成，于2017年底印发，并于2018年秋季开始执行。
教育部在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与2003年版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相比，新的课程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强调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不只是为升大学做准备，还要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和职业发展做准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与之呼应，新课标新增了学科核心素养部分，以明确学生学习该学科课程后应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并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精选、重组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活动，提出考试评价的建议。目的是切实引导各学科教学在传授学科知识过程中，更加关注学科思想、思维方式等，克服重教书轻育人的倾向。
为确保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衔接，教育部介绍，此次修订工作课程专家与考试评价专家共同参与。“对人才培养而言，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是基本依据，考试招生是重要导向。”
这些转变深刻影响着高中教学。教育部前述高考改革报告提到，新高考、新课程、新教材对教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些薄弱学校教师仍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需要从知识传授向能力素养培育转变。
王超认为，试题改革中一直在推进的“反押题”倾向在新高考后更加显著。他介绍，地理学科中，如今的教学重点转向培养学生的核心学科素养(如地理实践力、区域认知等)和自学能力。这就要求老师花更多精力提升课堂教学和作业水平，工作量是以前的2倍以上。“按照以前知识罗列来推进，我们讲完了，学生其实也考不了新高考。”
新高考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要求大大提升，王超担忧，例如一些师资薄弱地区，老师“对教学悟得没有那么透”,会对学生备考造成很多困扰。
“(让人反思)老师的教学是不是到了一个不得不改的时刻。”一位参与甘肃省教师培训的专家告诉记者，2024年第一届新高考成绩让当地学校“出乎意料”,不少原来的“好学生”考得很差，“差学生”又考得很好。他认为，这说明老师们没有吃透“新课标”,必须提高教研水平。
课程标准改革后，各地换了一批新课标教材。“新教材比以前难度要大很多，比以前的内容要多很多。”卢婉介绍。以语文学科为例，当前试卷的阅读量和文言文难度都有很大提升。“现在的学生去考十年前的卷子，大家都能拿非常高的分数。”为了应对增加的工作量，她把家搬到了学校宿舍，组里老师每天普遍只睡三到五个小时。“就只是想要很好地完成日常工作，希望备课能够尽善尽美。”
模拟社会真实情景也是高考试题的一大转变。业内人士总结称“无情境不命题”,因此教学上强调真实情景的再现，跟社会生活密切联系。
例如在英语考试中，作文增加了25分的短文续写题，要求学生根据给出的文本续写故事。江苏的英语老师郑云举例，某题要求写小男孩为奶奶准备生日惊喜的过程，以及奶奶看到后的回应。“学生的差异性其实蛮大”,有些学生能发挥想象力、语言更生动、更有生活经历，就能描绘出更丰富的场景，有些学生的续写则很乏味。总分25分，写得好能得21—22分，平均分为14—15分，“一道题就相差了六七分”。
顾远山总结说，新高考除了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还考查实践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这些转变对于培养学生的个性、创新思维有一定作用，取得明显成效还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所以学习的时间没有少，原来的知识没有少，但是能力的要求高了。”
距离高考不到两个月时，北京高三学生小羽开始放弃“无脑刷题”,因为很多卷子做了老师也不讲、不检查，全写很难保证质量。他只挑老师可能讲的作业做，放学了就休息。他告诉记者，老师讲课时总以为一些基础的知识学生已经掌握了，但其实并没有，因为“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学得很快，很多东西会一笔带过，为了赶后面高三的复习时间”。一直刷题该不会的还是不会。
佛山高一学生雅琪说，上高中后她发现各科难度大大提升，为了参加区里联考，老师有时会赶进度，忽略很多细节。“其实对大部分中游下游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注重的还是把基础搞好。”所以她希望周末有时间去上补习班夯实基础。
与之呼应，新课标新增了学科核心素养部分，以明确学生学习该学科课程后应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并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精选、重组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活动，提出考试评价的建议。目的是切实引导各学科教学在传授学科知识过程中，更加关注学科思想、思维方式等，克服重教书轻育人的倾向。
为确保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的衔接，教育部介绍，此次修订工作课程专家与考试评价专家共同参与。“对人才培养而言，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是基本依据，考试招生是重要导向。”
这些转变深刻影响着高中教学。教育部前述高考改革报告提到，新高考、新课程、新教材对教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些薄弱学校教师仍习惯于传统教学方式，需要从知识传授向能力素养培育转变。
王超认为，试题改革中一直在推进的“反押题”倾向在新高考后更加显著。他介绍，地理学科中，如今的教学重点转向培养学生的核心学科素养(如地理实践力、
区域认知等)和自学能力。这就要求老师花更多精力提升课堂教学和作业水平，工作量是以前的2倍以上。“按照以前知识罗列来推进，我们讲完了，学生其实也考不了新高考。”
新高考对教师教学水平的要求大大提升，王超担忧，例如一些师资薄弱地区，老师“对教学悟得没有那么透”,会对学生备考造成很多困扰。
“(让人反思)老师的教学是不是到了一个不得不改的时刻。”一位参与甘肃省教师培训的专家告诉记者，2024年第一届新高考成绩让当地学校“出乎意料”,不少原来的“好学生”考得很差，“差学生”又考得很好。他认为，这说明老师们没有吃透“新课标”,必须提高教研水平。
课程标准改革后，各地换了一批新课标教材。“新教材比以前难度要大很多，比以前的内容要多很多。”卢婉介绍。以语文学科为例，当前试卷的阅读量和文言文难度都有很大提升。“现在的学生去考十年前的卷子，大家都能拿非常高的分数。”为了应对增加的工作量，她把家搬到了学校宿舍，组里老师每天普遍只睡三到五个小时。“就只是想要很好地完成日常工作，希望备课能够尽善尽美。”
模拟社会真实情景也是高考试题的一大转变。业内人士总结称“无情境不命题”,因此教学上强调真实情景的再现，跟社会生活密切联系。
例如在英语考试中，作文增加了25分的短文续写题，要求学生根据给出的文本续写故事。江苏的英语老师郑云举例，某题要求写小男孩为奶奶准备生日惊喜的过程，以及奶奶看到后的回应。“学生的差异性其实蛮大”,有些学生能发挥想象力、语言更生动、更有生活经历，就能描绘出更丰富的场景，有些学生的续写则很乏味。总分25分，写得好能得21—22分，平均分为14—15分，“一道题就相差了六七分”。
顾远山总结说，新高考除了考查学生的必备知识，还考查实践能力、学科素养、核心价值，这些转变对于培养学生的个性、创新思维有一定作用，取得明显成效还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所以学习的时间没有少，原来的知识没有少，但是能力的要求高了。”
距离高考不到两个月时，北京高三学生小羽开始放弃“无脑刷题”,因为很多卷子做了老师也不讲、不检查，全写很难保证质量。他只挑老师可能讲的作业做，放学了就休息。他告诉记者，老师讲课时总以为一些基础的知识学生已经掌握了，但其实并没有，因为“高一高二的时候就学得很快，很多东西会一笔带过，为了赶后面高三的复习时间”。一直刷题该不会的还是不会。
佛山高一学生雅琪说，上高中后她发现各科难度大大提升，为了参加区里联考，老师有时会赶进度，忽略很多细节。“其实对大部分中游下游的人来说，我们更加注重的还是把基础搞好。”所以她希望周末有时间去上补习班夯实基础。
从受访学生们口中可以总结出“最讨厌的老师”的典型画像——填鸭式教学，喜欢占课间，布置学生刷很多题但又不讲。在新高考的改革导向中，无论是教还是学，“无脑勤奋”都不那么奏效了。刷题，有时是老师面对大群体教学时的折中之举，有时也是因为教学理念和水平有限。
“在高中阶段拿出大量的时间来做考试的训练，就为了高考得高分。所以高考结束之后上了大学，松一口气，这个问题一直存在。”辽宁锦州四中原校长、锦州教师进修学院党委书记赵雅认为，高中教学不能太功利，应当坚守一些基本规律，如培养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不直接给学生答案，而是鼓励他们提出问题、拥有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我们的教育应该让这个学生更有梦想、更加充满信心、更好奇。”
对中下游学生来说，考试主观体验是更难了。“不是考死记硬背，靠刷题就能考好的。”安徽的一位生物老师说。王超观察到，一些对地理感兴趣的、思维灵活的学生，在掌握核心能力后，就不用花太多时间复习；但对于不太灵活、天赋不高的学生，学习变得更困难了。过去，总分中下游的学生能用较高的地理分数填补其他薄弱学科，但现在地理“刷题刷到一定分数就上不去了”。
2023年高考，英语试题调整后，在顾远山的高中，学校开始安排10%英语分数极低的学生转学日语。因为英语考试“短文续写难度比较大，不能猜题、押题”。学校普通的学生得分都在15分以下，下游的学生甚至看不懂题目，更没法续写，只能得四五分。此外，选择题的分数减少，学生猜答案得分的概率也大大降低。而从英语改学日语，原本英语只能考二三十分的学生外语科目分数能提高50分左右，相当于普本升重本、专科上本科。
受访老师们认为，面对新变化，家长和孩子都需要调整预期。“走到他自己最合适的位置上面去，心理才真正地平衡，才真正地健康。”王超总结说。他在学校心理中心兼职时发现，孩子和家庭对学业的预期极大影响了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
卢婉举例，一些高学历、高收入的父母对孩子教育不计代价地投入，比如为了让孩子跨区中考，购入20多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你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对教育结果的期待有多么高。”她认为，这些家长虽然理解什么是“好教育”,表面上很尊重、关心孩子，但行为上展现出强大的控制欲，很容易导致孩子抑郁。“他们期待过高，容不得成绩有一丝一毫的浮动。”
在广东心理老师杨心所在的学校，学生父母大多经济和文化水平不高，很希望孩子能上大学。所以当孩子向父母抱怨学习压力大时，家长会生气，认为“都花了那么多钱让你去读高中了”,孩子理应在学业上有所回报。很多高三学生来咨询倾吐学业压力，杨心有时候接待不过来。她说，这些孩子其实知道家庭困难，很想学好，所以压力更大。
综合素质待扩面
应对变化中的考试，师生表现出的种种不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综合评价”也被纳入2014年《实施意见》适应，和素质教育评价难题有关。要(2010—2020年)》,“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新高考改革的总体目标。在具体做法上，一是学生综合素质”曾被列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三要求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二是在招大目标之一。当时提出，要通过推进课程改生录取端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革、开设选修课等，“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发展”,同时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
按照最初期待，高校可根据自身情况确定对“两依据一参考”各项结果的使用办法。
这一旨在破除“唯分数论”、期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提议，在实际落地中尚有温差。
郑云表示，以江苏情况为例，学校每学期都要填一次综合素质评价材料，让学生把自己的学习成绩、实践经历以及相关证明上传到系统中。其中社会实践是每学期一次，通常在寒暑假布置，要求要有用人方盖章，但实际有没有参加取决于学生自己。
作为一种多元评价招生录取方式，目前全国仅有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十余所高校面向多省份直接开设综合素质评价渠道，此外上海、浙江、山东等地的部分高校仅对本地生源设置，适用范围有限。
郭腾分析，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每年招收的上海生源中，超过七成都来自综合评价，同济大学的这一比例也接近50%;而如上海大学，每年通过这一渠道录取的上海学生不足10%。“全上海走普通批次志愿的人数仍然是最多的。”他总结。
从综合评价的评分结构看，高考分数亦占大头。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副研究员应朝帅曾撰文分析，浙江方案最初规定，综合成绩合成比例由高校自主确定，高考成绩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各校情况有所不同，部属高校一般实行6:3:1比例，即高考成绩占60%、学校综合素质测试成绩占30%、高中学考成绩占10%;浙江省属高校比较多样，一般实行5:3:2比例，也有的采用5.5:3:1.5甚至3:6:1比例。
根据教育部要求，2020年起，浙江提高了高考成绩在综合成绩中的占比，部属高校提高到85%,其他高校提高到60%以上。上海在改革之初采用高考原始分满分660分、综合素质评价满分300分；但2020年后，也调整为高考成绩占85%、综评占15%。
“强基计划”等招生类型也会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通常亦按照前述85%:15%比例综合评定。
胡磊举例，在天津，每年3月高考一模后，清北招生组就会与模拟考中成绩拔尖的学生以“强基计划”“博雅计划”名义提前签约，答应高考时“降分录取”。其所在学校每年录取清北的学生有十多个，通过强基、博雅录取的约占三分之一。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朱永新等人曾撰文分析，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招生情况来看，2020年，学校新生中约30%的学生是通过“强基计划”进入学校，不到10%的学生通过竞赛和保送途径进入学校，60%—65%的学生都是通过高考裸分进入高校。
怀进鹏在前述改革报告中称，改革至此，各地已建立省级统一的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表现，强化公开公示，反映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同时，高校也已将评价结果作为“强基计划”等招生的重要参考。他表示：“综合素质评价如何在确保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更好地使用，仍需进一步审慎探索。”
综合素质评价更广泛地应用，阻力何在?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党委书记、院长刘玉祥曾撰文分析，不同高中评价记录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存在差异，评价内容缺乏衡量标准与比较价值，增加了高校对综合素质评价信息的研判成本和使用顾虑。
浙江大学科举学与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李木洲等人2025年的研究文章指出，在实施综合素质评价时，许多中学往往基于综合素质的若干维度逐层向下分解考查点，然后将各考查点简单合成一个等级或分数。“这种分拆与合成式的评价方式不仅存在科学性问题，也不足以发挥综合素质评价应有的诊断引导作用。”
与此同时，“不公平”也是诸多顾虑中的关键词。
在林安所在的学校，每个学生在校期间都要完成一大一小两份科创课题，成绩以分数形式记入综评档案，也有机会参加比赛。平均每周的一两个晚上，林安在晚自习写完作业，就回到寝室为此挑灯夜战。但有同学通过导师或家长资源“搭便车”,她却辛苦地“徒手白干”,“从这方面来讲，考试确实是最公平的一个选拔方式，毕竟没有办法代考”。
李木洲等人写道，新高考改革的综合素质评价长期遭受权威性和公平性质疑，尤其是大学在按照综合素质评价自定标准进行录取时往往面临“不公平”舆论压力等问题。
如何破题“一考定终身”
包括综合素质评价在内，新高考改革以来，各种多元录取渠道此消彼长，但从学生角度理解，“一考定终身”的高考成绩仍为各项砝码中的重中之重。
事实上，《实施意见》中所提出的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2022年，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原司长王辉曾介绍，教育部已陆续出台了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加强和改进综合素质评价、规范高考加分、实施“强基计划”、推进高职分类考试、改革艺术体育考试招生等一系列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配套政策。
以高职分类考试为例，新高考推进技术技能人才分类考试、分类选拔。将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开，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各地一般在每年春季安排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学生也可参加统一高考进入高职院校。而近年来，分类考试已成为学生升入高职院校的主渠道，其录取人数占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比例，从2014年的约20%增至2023年的60%以上。
对于普通高校，2020年成为多元录取渠道更迭的一道分水岭：2003年出台的自主招生制度落幕，取而代之，“强基计划”启动实施，后者通过降分录取、本研贯通等倾斜性政策，希望将部分优秀学生吸纳到基础学科。
时任教育部高校学生司负责人曾解释，当时自主招生面临一些新挑战和新问题，“包括招生学科过于宽泛、重点不集中、招生与培养衔接不够、个别高校考核评价不够科学规范、个别考生提供不真实的学科特长材料等”。
“强基计划”取消了自主招生中竞赛证书、论文、专利等作为入围高校考核条件的做法，以学生高考成绩作为依据，同时将考生高考成绩(不低于85%)、高校综合考核结果和综合素质评价等折算成综合成绩，且对考生的专业方向和职业选择有限制。
人才能按照期待方向流动吗?有观察者指出，“强基计划”自实施以来，一度面临计划名额未招满而补录的情况，一方面是由于部分院校录取标准设置高、培养方案尚不完善，导致报名人数较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专业限定在基础学科，使得部分学生退出，回归裸分竞争。
也不乏有学生为上好学校而针对性报考“强基计划”。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陆一等人对国内8所一流大学录取的约2800名拔尖学生调查发现，无论总分是否达线，原本科学兴趣低的投机型、策略型“强基生”在成才品质、选择认同各方面的表现均显著较差。
其分析称，“强基计划”的制度设计通过国家考试这一权威渠道影响个体的教育决策，从而动员优秀人才向关键基础学科流动。“如果强基计划’中成规模地纳入不喜欢学习基础学科、却看重名校文凭和保研机会的高分学生，则说明发生了过度‘动员’,会损害教育竞争生态。”
总体而言，综合素质评价、“强基计划”、竞赛保送等也为人才选拔提供了一些多元渠道，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高考总分统招仍为主要途径。
业内人士期待，通过高考改革建立一个多样化的教育体系、人才成长的多种路径。《实施意见》中高考改革的总体目标之一，也包括“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
“实际上高中生的竞争压力并不来源于高考。”一位专家表示，"上高职跟上北大清华同一张考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高中阶段的竞争无论如何都缓解不了。”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要实现招生评价的多元化，需回到新高考改革最初的设想——“招考分离”。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及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都曾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不过，在随后《实施意见》研讨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被曝利用自主招生、提前录取等机会收受贿赂，被控受贿超2330万元，引发社会对高校主导招生的公平性的强烈质疑。2014年正式出台的方案中，对于“招考分离”的表述回撤，未能明确落于纸面。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直言，这导致教育的管理和评价权力高度集中，标准过于单一，给后来的实行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应朝帅在前述文中也表示，招考一体的弊端，或者说促使破除招考一体的关键问题，正在于评价方式的单一，即机械地把测量评价信息抽象为一个总分，作为对所有考生的评价录取标准。
他分析，科学命制的每一道试题，都是精确的测量点，准确地体现受试者的特征；但汇总成为一类题型、一张试卷总分后，受试者的特征就逐渐抽象，尤其当最后归纳为统一总分后，分数背后人的形象已经模糊不可辨识。“因此，以一个总分评价禀赋各异的考生，服务不同需求的高校、专业，既不科学，也不公平。”
进一步推进“招考分离”难点何在?储朝晖认为，这需要放权给高校，但改革难度大。
一位专家分析，应对公平性质疑的关键是通过进一步的程序设计、信息公开来加强监督。
“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是实现评价标准多样化的手段。”应朝帅则强调，实现“招考分离”并不必然意味着高校自主测试，“高校应聚焦于用好专业考试机构提供的测试成绩。当考试机构无法满足选才需求，高校自身又具备相应能力的情况下，才适合开展有益的自主测试探索”。
陈志文也提及，美国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托福考试等均由第三方社会机构组织。不过，他提醒，美国是一个特别特殊的国家，保护私权、反对公权，因此美国很多社会职能是由私立机构承担。另外，美国大学之所以能以申请审核制开展综合评价，“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社会治理基础是个人诚信。一是申请材料不作假，二是招生委员会的教授不徇私不舞弊，配套的是严惩重罚”。而中国社会的信用基础是各级政府、相关单位，不是个人。
应朝帅建议，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可保持省级教育考试院在国家教育考试中的主体地位，但可以统考成绩的个性化使用为切入点推进招生考试相对分离。
但多位受访者亦提醒，高考压力难以减轻，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中高考竞争的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中高考只是一个背锅侠’,试图通过中高考改革减轻学业负担，显然是困难的。我们可以消灭考试，但消灭不了社会竞争。”陈志文表示。赵雅同样认为，考试作为一种教育评价的手段，只能在分流方面起到作用，但无法直接作用于社会环境。他们认为，当下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和环境的优化，或许是更为直接的减负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