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8日，江苏省南通市，在2025年南通市初中毕业升学考试一考点外，家长向考生送上鲜花。
6月24日，北京即将迎来科目“瘦身”后的首次中考。
初三的方雨桐就读于北京朝阳区一所知名的民办中学，正全力冲刺语、数、英三大主科。考试科目精简后，这三门核心学科已然成为决定升学成败的“关键战场”；在北京海淀黄庄某中考冲刺全托“一对一”培训机构，董亮则在集中火力突破数学和物理。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小四门”退出中考计分科目后，他的理科短板“被放大了”。
根据北京市教委2023年9月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北京意见》），从2025年开始，“小四门”改为考查科目，成绩以等级呈现，不再计入中考总分。由此，北京中考考试科目和总分由10门670分变为6门510分（含体育与健康）。这一引人瞩目的转向仍以“减负”为目标，但考试方案与改革最初起步时的方向大相径庭。
四年前，北京落实教育部中考改革方案实施“全科开考”——除语文、数学、外语、体育与健康、道德与法治、物理6门成绩必须计入中考成绩外，在历史和地理、化学和生物两个文理组合中，各自择优确定1门计入中考成绩。虽然最终计入中考分数的科目只有8门，但考生需要“10门俱全”。
北京打响了考试科目优化的“第一枪”后，今年多座城市相继宣布中考改革方案或征求意见稿，涉及中考科目或分值的调整。
西安市教育局于今年2月20日发布《西安市教育局关于调整中考计分科目的通知》，从2026年起，此前中考计分科目化学、生物、地理三科不再计入中考总分。3月24日，长沙市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下称《实施办法》）明确，2026年起，生物学、地理设为考查科目，不再计入中考总分。
随着一场中考瘦身潮渐次铺开，围绕中考招录的其他改革措施也在展开。
今年1月，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下称《强国纲要》）提出了两个“扩大”：一是统筹开展市域内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二是加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开展均衡派位招生试点。两个“扩大”分别指向教育资源供给和分配的改革。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荫3月接受《人民教育》采访时表示，今年将稳步扩大中考改革试点，切实发挥中考减负提质的指挥棒作用，加快构建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质量评价体系。
对于中考改革的目标、路径以及效果，田祖荫表示，中考改革的目的是强化育人导向，淡化升学竞争，开展多元录取，引导学生全面发展：一是指导各地提高命题质量，优化考试科目，增加开卷考试，科学设置计分科目和标准；二是展开招生录取多元化改革，开展均衡派位等探索；三是召开中考改革试点工作推广会，总结试点地区经验成效，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这一愿景如何落到实处？近几年来，高考压力前移，中考竞争日益激烈。受访学者分析，在“减负”与“掐尖”的复杂博弈中，以多元录取为核心的招录改革仍面临重重阻碍。不少受访家长表示，近十年，中考考试科目频繁调整，但升学竞争压力不减。如果不改变招录制度，中考科目瘦身后，大家只会加大对核心科目的投入，负担难以减轻。从2016年启动至今，中考改革已走过近十年历程。这场以破除唯分数论、促进教育公平为核心目标的改革，在探索中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也需在教育公平与效率的深层矛盾中寻求新的平衡。
“全科开考”转向
无论是十年前要求的“两考合一”，还是近两年多地渐次调整的“科目瘦身”，从文件表述看，根本目标都在于为学生减负，加码素质教育，推动全面发展。近期措施大调整，根源在于最初的方案与改革目标之间有显著差距。
2016年9月，在新高考改革启动两年后，中考改革正式启动。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作为新中考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导意见》要求主要集中于三点，即减轻考试负担、完善综合素质评价、改革招录办法。
这一改革思路，与先行起步的新高考改革存在诸多联动。例如，新高考改革方案提出，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亚群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连接初等教育与高中教育的评价手段，中考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高考。新高考的全面实施，推动了高中育人方式和中考科目、教育评价方式的变革。
据《指导意见》要求，2020年全国将建立“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招生录取模式，推广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即将原来的初中会考与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实现一考多用，避免多次考试，减轻学生重复备考的负担和压力。”当时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芝在答记者问时表示。
“两考合一”减少了大考次数，而这一改革也带来了另一重大变化——“全科开考”。根据《指导意见》，要把《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所设定的全部科目纳入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范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记者透露，教育部的基本要求是4+X，即语文、数学、外语、体育这四门必须考。计分科目X由各地自主选择X门，X门原来教育部有个基本规则，叫大于等于四。语、数、外、体育之外，地方大概选择四门纳入中考的计分科目。因此，各地基本上把物理、化学、历史、道德与法治（道法）纳入中考计分科目，但也有不少地方把地理、生物也纳入，这样学生需要考10多门。
作为最先落实《指导意见》的城市之一，北京市教委2018年8月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于2021年落实“两考合一”和“全科开考”的要求。改革后，语文、数学、外语、体育与健康、道德与法治、物理6门成绩必须计入中考成绩；按照文理兼顾原则，在历史和地理中择优确定1门、在化学和生物中择优确定1门计入，中考总分从2021年之前的580分变成660分。2024年，由于体育与健康科目分值从40分增至50分，北京中考总成绩满分变为670分。
“全科开考”的本意是“引导学生认真学习每门课程，确保初中教育的基本质量”。改革推行之初，对如何平衡减负与“全科开考”，公众普遍存在疑惑。该方案发布后，当时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新的中考方案关注学生个体差异，在全开全学、全科开考、全科赋分的基础上，在部分科目中选择最好成绩科目计入。当年，部分省份也曾对此进行过回应。如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相关人士表示，考试内容上，注重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掌握，减少需要大量记忆和重复机械练习的内容，杜绝偏题、怪题。
尽管各地实施“两考合一”与“全科开考”的时间节点存在差异，但已在陆续付诸实施。不过，改革在减轻学业负担方面的成效并不显著。
中国睡眠研究会发布的《2022中国国民健康睡眠白皮书》显示，小学、初中、高中学生的睡眠平均时间分别仅有7.65小时、7.48小时、6.5小时。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李星丽等人（2022）研究发现，中国儿童青少年睡眠缺乏率（睡眠不足的人数占总调查人数的百分比）为61%，处于较高水平。
杭州初二学生子尚就读于全市排名前五的中学，每天都要完成语文、数学、社会、科学、英语五门学科的作业。“孩子全部做完，基本上每天都要到12点才能睡觉，第二天6点就要起床。”13岁的儿子睡眠只有五六个小时，这让他的父亲姚刚很焦虑。
在杭州，中考仅设语文、数学、社会、科学、英语五门科目，但社会科目涵盖历史、道德与法治，科学科目则包含物理、化学、生物及地理内容，实质上仍属“全科开考”范畴。初二下学期以来，为了保证孩子睡眠，姚刚已多次向各科老师申请“免交作业”，有时也会“亲自上阵”。即便如此，子尚也很难每天都完成所有作业，“有时候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姚刚感叹孩子的辛苦。
与此同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频频“报警”。中国科学院和青少年抑郁支持平台渡过共同发布的《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显示，被诊断为情绪障碍的子样本中，首次确诊的平均年龄为13.41岁。报告称，家长们普遍认为，学习压力和家庭环境是导致孩子生病的两大原因。来自《2023年度中国精神心理健康蓝皮书》的调查显示，初中生的抑郁检出率达30%。
“全科开考”在避免“不考不学”、防止学生过早偏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上有助益，但学生需备考更多科目，且在按中考总分从高到低录取的招录机制下，即便部分科目分值并不高，考生为了获得升学或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在一些“小科目”上也要“分分必争”。“整体来看，全科开考后中考试题难度有所降低。但当考试门槛降低后，竞争焦点转向了分数排名的极致化，学生必须通过更高密度的题海训练来争取微弱的分数优势。”熊丙奇指出。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道德教育研究所教授程红艳对记者表示，近几年学生的学业负担没有明显降低，反而越来越“卷”，因为学业负担过重而引发的校园悲剧也频频发生。“可以说，之前的中考改革并没有取得显著成效。”程红艳说。
旨在减负的中考改革推开后，学生学业负担并未减轻，家庭在教育上的经济投入愈发沉重，令决策者高度关注。
2021年7月，北京首次“全科开考”结束一个月后，《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下称“双减”政策）出台。这一重磅文件出台，不仅重塑基础教育生态，更直接推动中考改革进入深水区。
“双减”政策明确提出，将“深化高中招生改革”。完善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取模式，依据不同科目特点，完善考试方式和成绩呈现方式。
“双减”政策出台后，中考试题难度又有所降低，但高分扎堆，录取分数线水涨船高等问题愈发突出。2022年，北京全市中考成绩较2021年大幅拔高，其中又以海淀区尤为突出：仅655分以上（满分660分）就有517人，全区前2000名的入口卡在了651分，即失分率不能超过1.3%。
“近几年出现教师和学生初二提前进入中考备考阶段的情况；在部分科目追求满分的驱动下，孩子反复刷题、机械记忆、负担过重；老师围绕试卷试题设计教学和练习，而无暇顾及应有的课外实践和实验教学等。”在2023年9月26日《北京意见》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主任李奕这样解释北京中考科目“瘦身”的原因。
综合素质评价落地困境
按照《指导意见》的设想，到2020年左右初步形成“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招生录取模式，通过引入“综合素质评价”，来破除“唯分数论”。为何多年探索之后，学校、家长和学生对考试的依赖热度不减？
自2010年起，全国多地就已经开始尝试将“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招生体系，《指导意见》发布后，综合素质评价继续完善，在引导各方转变评价观念、推动初中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激励学生自我认识与主动发展方面初显成效，但也面临一些困境。
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围绕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进行，各地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差异。如北京西城区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的综合素质评价一级指标在前述五项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个性发展项目。学生需要填写自己在文学、科学、体育、艺术等感兴趣的领域参与活动、付出努力及取得效果的情况。
然而，各地多年实践经验显示，由于操作标准模糊、缺乏区分度、分值占比低，“综合素质评价”在中招录取中的作用微乎其微。在北京2025年满分510分的中考中，综合素质评价仅占10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紧抓中考分数还是“重中之重”。甚至对部分学生和家长来说，填报综合素质评价是一项额外负担，也不乏家长表示“评定弄虚作假，形式主义”。
辽宁省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院长赵雅在采访中坦言，在综合素质评价方面，辽宁省内学校做了很多基础性、过程性的工作，而且做得挺多挺好。但家长的关注度还是集中在中考计分科目上，希望在基础性评价万无一失的前提下，孩子能在考试中拿最高分。
对于现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评价与督导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张文静等人今年1月发表的调研文章指出，中考招生录取时，应合理分配中考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结果的权重，在中考成绩达到基本要求且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公平有效的前提下，让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升学时发挥实质性作用。
参考邻国日本，“综合素质评价”已纳入中招，且分值占比可观。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副教授田辉的研究，日本高中的入学选拔录取总分的基本构成为：国语、数学、英语、社会、理科五科目的中考成绩，占高中入学选拔录取总分的70%，剩下30%，取决于九个学科的学习状况综合评价。除了计入中考分数的五科，另外四科分别是音乐、美术、保健与体育、技术与家政。学生学习评价内容不仅包括学生的认知要素，也包括对学生学习品质、学习能力等非认知要素的多维度形成性综合评价。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认为，高中入学选拔如果仅凭当天的学科考试成绩“一考定胜负”的录取原则有失公允。客观准确记录了应试者平时的学力以及中长期学习状况的内审鉴定表可以提供有效、全面的学习状况信息。
近年来，一些地区在中考招生改革中，将综合素质评价与优质高中录取资格直接挂钩，强化了综合素质评价的“硬约束”作用。如四川德阳，将“校园霸凌”纳入综合素质评价，被认定者不得评定为B等及以上，直接影响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的录取机会。长沙《实施办法》则规定，从2026年起，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达到4A1B及以上才有机会入围长沙市九所知名高中组成的第一批次学校。
在推进综合素质评价改革过程中，如何保证综合素质评价真实性和公平性也一直是政策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一些地区在实践中，将课外奖项证明等材料与综合素质评价等级挂钩。程红艳等人2021年撰文指出，家长培育子女的艺术素养、实践能力等综合素养都需要大量的经济资本，而弱势群体的子女受限于家庭资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明显不如其他社会阶层的学生。
张亚群强调，普通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非着眼于筛选与淘汰。因此，各地中考改革，积极探索构建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大力倡导“五育并举”。实施综合素质评价应回归育人的本质，在制定具体举措中，须依据中考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以保障教育评价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除通过引入综合素质评价来打破“唯分数论”之外，各地普遍会给予有条件的高中一定数量的自主招生名额，但中考依然是当前大多数学生升学的主要通道。
熊丙奇总结，长期以来，我们从未真正改变过以总分名次排名录取学生的考试规则。无论是中考改革还是高考改革，在过去多年中，没有一次触及这一核心与本质。“我们曾试图迈出步伐，但最终都退回了原点。”他认为，多元评价录取沦为象征性政策，实际占比微乎其微，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彻底打破这种总分录取模式，任何改革都难以取得实质进展。
减负改革成效有限，其背后也有着难以回避的深层社会原因。在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下，中考承担着基础教育阶段首次人才筛选的功能。考试结果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进入重点高中、普通高中或是转入职业教育轨道，这种分流机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学生未来的升学空间和职业选择范围。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陈志文认为，我们可以取消各种考试科目，但取消不了社会竞争。中高考竞争，本质是社会竞争的前置，只要社会竞争激烈，以中高考为代表的教育竞争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缓解。
为了在这一次分流中“胜出”，不少家庭从孩子小学甚至更早就开始铺路。李桂梅一家在方雨桐小学三年级时置办了一套学区房，目的是把孩子从家门口的“普小”转入朝阳区当年热门的“名小”，然后直升该校初中部。然而，当年由于这所“名小”学位爆满，中途转学的方雨桐只能被派到周边其他有余位的小学，直升梦想未能成真。小升初，方雨桐通过摇号进入了现在这所全区中考成绩排名靠前的民办初中普通班。李桂梅希望，方雨桐能通过中考挤入朝阳区头部高中。
同样身处北京朝阳的陈坚，为了女儿秀曦能接受优质教育，小升初时并没有选择家门口的普通公办初中，而是选择了一所一年学费13万元的民办初中。现在，秀曦每天早晨要坐校车到16公里外的东北五环的学校上学，晚上8点40分下晚自习后，再乘坐校车返家，到家已是9点30分。
为了一年后能如愿进入理想高中，初二的秀曦和同学们“都很拼”。“周围的同学都是经过选拔进入的，非常优秀，”秀曦表示，有压力是很正常的，“虽然各科老师都极为负责，但成绩优异的同学仍然会在外‘加餐’。”
在北京海淀、西城等教育强区，考生对超级中学的争夺同样激烈。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四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等超级中学清北录取率傲视全市。在“鸡娃”家长心目中，考上头部高中相当于半只脚迈进了985、211高校。
学生与家长对中考的倾力投入，折射出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优质高中被视为通往顶尖大学的必经之路，而顶尖大学的文凭则被普遍认为是未来获取高薪或稳定职业的“通行证”。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官网刊登了一篇所长王蓉的媒体访谈，王蓉在该访谈中表示，高等教育不停地在用“双一流”拔尖增长，使得高等教育院校之间的质量分化剧烈，这个压力一定会传递到基础教育。她认为，压力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了，“在教育体系中，每一个学段都不会是孤立的”。
副科取舍背后
在中考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各省市节奏各异。东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在改革中发挥先行探索和引领改革的作用。而一些中西部地区由于师资结构优化和教学设施升级需要更长的调整周期，改革推进相对审慎。
这一次中考科目“瘦身”改革，由北京带路，西安、长沙快速跟进。
今年2月，西安官宣新版中考改革方案：从2026年开始，生物、化学、地理退出中考计分科目，这意味着2025年落地的“全科开考”的改革方案仅执行一年。同时，陕西省也在酝酿中考科目“瘦身”方案。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于2月27日就《陕西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召开听证会。截至发稿，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官方网站未发布听证会结论。
流传中的《征求意见稿》显示，考试命题和组织分为考试科目、考查科目和考核科目三大类。道法、语文、数学、外语（含听力）、历史、物理、体育与健康7科列入考试科目。地理、化学、生物列入考查科目。考试总分值600分，较“全科开考”改革前的700分和2025年“全科开考”后的820分均有所下降。
西安官宣改革方案一个月后，长沙也为“全科开考”踩下刹车。程红艳对记者表示，后续不排除科目“瘦身”会陆续铺开，除了减负的考量外，“中考全省统一命题，考试等级和影响面都提高了，组织、保密、命题、改卷、数据分析等管理都会变得更加繁琐一些”。
“不可否认，方雨桐确实度过了相对轻松的初二时光。”方雨桐妈妈表示，但没有了“小四门”加持，方雨桐在中考计分科目上并没有太大优势。
北京中考科目“瘦身”后，语、数、英三科的分值权重从15%上升至19%，物理分值权重从12%上升至15%。“时间、精力、金钱有限的情况下，补习语数英三科是最有性价比的。”方雨桐妈妈向记者分享自己的补课心得，“2024年北京中考录取规则是，如果总分相同，那么会按照语文、数学和外语三科成绩依次录取”。
董亮和方雨桐的情况类似——理科不占优势。董亮的妈妈春筱咬牙把他送到了海淀中关村“闭关修炼”，“由机构定制学习内容，针对性地突破薄弱科目，达到提分的效果”。春筱对记者表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表示，中考改革陆续取消一些考试科目，这是一个大趋势，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改革方向。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减轻初中学生的学业负担。因为即便只考语文、数学两门学科，大家仍然会花200%的精力去学习。
在这轮中考科目“瘦身”潮中，地理、生物、化学成为被减掉的学习“负担”，面对这一改革风向转变，舆论反应不一。
今年3月，有网友在人民网提议“辽宁中考也抓紧改革步伐取消小四门，提高中考体育分数”。随后辽宁省教育厅回应表示，将加强调查研究，积极借鉴北京市中考改革经验，持续深化高中阶段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也有家长担忧，考试科目精简之后，老师“不考不教”、学生“不考不学”，从而导致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固，为未来高考埋下隐患。
对于家长们的担忧，陈志文表示，一位北京某著名中学初三年级化学教学的负责人曾向他表示，孩子们普遍放弃了化学的学习，自己为此感到困扰。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张端鸿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考改革整体上还是有给学生减负的政策意图在里面。但具体科目是否纳入中考，学校、教师和学生的重视程度就会不一样，对这些学科的教与学还是会产生影响的。
但赵雅认为，初中阶段是义务教育，更多是（学习）基础性知识，学生学业达标，到高中就完全可以继续学习。“不考不教”、“不考不学”、初高中衔接等问题，主要还是家长和社会焦虑的反映。“在义务教育阶段，不管是地理、生物，还是物理、化学、历史、道德与法治，在科目设置上开设结合生活实际的综合课程，是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赵雅对减少考试科目、降低中考总分的做法表示认同。
2024年底，为推进中考招生制度改革，切实减轻学生负担，河南调整部分学科初中学业水平考试组织方式，宣布自2025年起，生物、地理不再全省统一命题，改由各省辖市自行组织，考试时间可随期末考试一并进行，或在学期末另选时间。
来自河南周口、信阳、平顶山等地的多位中学主科、副科教师对记者表示，虽然生物、地理只做招生参考，不计入总分，但课时量基本有保证。
河南平顶山市某知名中学初三历史老师谈力告诉记者，改革后，学生在学业上识记背诵的负担会有所减轻，因为七八年级地理生物还计入期中和期末考试，所以初中课程安排依然正常，没有被挤占时间。
但谈力也表示，不管是家长、老师还是学生，只要考试不计入分数，那么这些学科会边缘化，重视程度都会降低。他也听说有的学校存在缩减地理、生物课时的情况。
历史、道德与法治两门科目目前仍是河南的中考考试科目，但采用开卷考试的形式。谈力表示，现在国家在高考层面上日益重视数理化，这个导向也已经影响到初中，加之学校也不允许老师对上述学科布置家庭作业，因此学习时间基本仅限于课堂。
对于未来历史会不会被列为考查科目，谈力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北京已经把历史按照等级评价，不计入中考总分，这个风也几乎到河南了。”
中考科目缩减之后，对城乡学生可能产生的差异化影响，目前社会关注和讨论较少。广西柳州柳南区某高中地理教师刘超指出，中考取消地理、生物等科目对高中招生影响复杂。发达地区学生因课标要求不高，取消这些科目确实能减轻负担并提高尖子生区分度，对高中衔接影响较小；但在四、五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教师普遍依赖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即使主科也以背题型为主，减少考试科目既难减负，又可能加剧初高中知识衔接的断层问题。
记者注意到，北京等地也在试图通过制度设计来避免“不考不教、不考不学”的功利化倾向。如北京首钢技师学院2024年底发布的2025年自主招生章程明确要求，北京市初中生物和地理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不低于C等；长沙则明确，自2026年起，报考长沙第一批次招生录取学校的考生，需要首先迈过生物学、地理成绩均达到B等及以上，综合素质评价结果达到4A1B及以上两道门槛，才有机会参与后续的选拔。
普高扩招与校额到校
结合近年来的中考改革经验，无论是“两考合一”、减少考试科目，还是引入综合素质评价，都难以从根本上扭转中考竞争激烈的态势，缓解升学压力。多位受访专家直指，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才是中考竞争激烈的关键所在。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克明对记者表示，初中生和家长为了获得有限而宝贵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就会产生激烈的学业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胜出，初中生和家长将会自我施压，甚至自我“增负”或抵制“减负”。程红艳等人指出，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不是课业繁难，而是因为围绕稀缺教育机会进行的学业竞争太过激烈。
为满足家长和学生对高中教育的需求，同时缓解普职分流的焦虑，近年普通高中扩招、扩建有所加速。
2023年，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提出，“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有序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作为未来10年教育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强国纲要》也提出“统筹推进市域内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普通高中招生1036.2万人，首次突破1000万人，比上年增加68.4万人，增幅为20年来之最。从全国来看，接下来2—3年，初中毕业生人数仍呈小幅上升趋势。国泰海通研究院指出，考虑到出生人口在2017—2018年后开始下滑，因此预计高中段教育行业仍有近7—8年的稳定人口需求，即直到2032—2033年起高中段学生数量才开始大幅下滑。
扩大普通高中教育资源供给，能多大程度上缓解升学焦虑？
吴克明指出，要从根本上实现“减负目标”，需要缩小高中学校之间的教育水平差距、大力培育更多优质高中学校、促进高中教育均衡发展和机会公平。
程红艳表示，虽然普通高中的招生名额有所增加，部分综合中学也通过开设高考通道扩大了普通教育轨道的容量，但这些措施仅能暂时缓解升学竞争压力，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究其原因，高中教育体系仍存在明显的等级分化，优质高中始终是学生和家长共同追逐的目标。因此，围绕优质高中的竞争依然激烈，这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未能缓解高考压力的道理一样。
在扩大高中学位供给的同时，优质高中学位的分配方式改革也同步在推进。
2014年，教育部提出名额分配的量化要求，即“将不低于50%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并完善操作办法”。这一改革在推行过程中，也曾遇到过一些阻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记者表示，他当时参与了政策的商讨，对于指标到校的比例是政策制定的焦点，优质高中动力不足。
《强国纲要》提出“加快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开展均衡派位招生试点”之后，多地在今年的中招政策中提高了指标到校的比例或扩大指标到校的覆盖范围。
今年3月北京发布的中招政策，继续明确优质普通高中不低于50%的招生计划分配到初中校。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北京校额到校将实现初中校全覆盖，覆盖范围从“一般初中校”扩展至“所有初中校”。2024年，安徽合肥已实现省示范高中招生计划总数的85%，按比例分解到市区各初中学校。长沙在《实施办法》中明确，自2028年起采用“均衡分配和统筹调配”的方式，将公办优质普通高中60％的招生计划作为指标生分配到招生区域内初中学校。
储朝晖指出，校额到校全覆盖之后，对实现教育均衡是有益的。校校有进入优质高中的指标后，普通初中学生入选优质高中的机会增多，家长不必再为孩子入哪所初中而绞尽脑汁，有助于缓解学生小升初的择校焦虑。
吴克明认为，指标到校比例改革有利于缩小初中学校间的差距、促进初中学校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但从教育效率的角度来看，这一政策也具有一定的“副作用”，即普通初中学校的尖子生由于指标生政策而进入名校高中后，可能存在学习跟不上、学习压力大、学业焦虑等问题。
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目的在于均衡分配优质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公平。但特长生、集团校直升等多元化招录途径仍然畅通，为优质高中提前“掐尖”留下一道口子。
在北京，部分优质高中近几年推出“0.5+3”（初三下学期直接升入集团校高中部，衔接高中课程）、“1+3”（学生在初二年级结束后进入实验学校，在实验学校连续完成初三及高中共4年学习）、“2+4”（初中2年+高中4年）等培养模式。
熊丙奇指出，国家明确规定不许提前招生，一些知名高中利用自己的集团校优势提前“抢生源”，甚至有些高中直接面向小学去办所谓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班，加剧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卷”。下一步高中阶段应该促进相对的均衡发展、多样化发展，而不是搞超级高中、示范性高中，否则中国整体的基础教育的应试化、功利化根本得不到解决。
也有专家认为，这些探索具有积极意义。陈志文对记者表示，一方面是打通人才培养模式，可以避免中考的无效和重复刷题、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发展空间和土壤；另一方面，也是在探索中考改革的模式，为普及高中教育，甚至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做铺垫和探索。他认为，不可否认，这类招录方式也已经成为一些集团校实现所谓“掐尖”的手段，如果从拔尖人才的识别与培养角度，可能需要建设整体制度化的考虑，而不能是仅限于集团校。
分流焦虑何以缓解？
在中考竞争中，还有一部分学生及家长担忧被“分流”，即失去上普通高中机会进入职业学校。在中国家庭观念中，上职业学校就意味着离开读书改变命运的轨道，未来将成为蓝领。尤其是社会流传“普职55分流”“只有50%可以上高中”等说法，更是加剧了这部分家庭的焦虑情绪。
社会对普职分流比例的认知，主要来自早期国家政策文件的表述。1983年，教育部、劳动人事部、财政部、国家计委《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首次提出，“力争到1990年，使各类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与普通高中在校生的比例大体相当”。此后，半数初中毕业生被分流至职校成为各地实践的方向。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指导意见》重申，各省（区、市）要按照普职招生规模大体相当的要求，做好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
但近年来，考虑到产业升级与人才需求变化、缓解教育焦虑与社会公平诉求，“普职分流”的提法正在被弱化。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删除了“实施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的表述，修改为“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因地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展”。
在普通高中扩招趋势下，初中生普职分流的压力已逐年下降。《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普通高中招生1036.20万人，较2023年增长7.07%；中等职业学校招生418.33万人，较2023年减少7.87%，对应普职比为7.1∶2.9。
普职分流比扩大，一定程度上能在短期内缓解升学焦虑，但在不少观察者看来，不宜忽视的是，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仍然存在：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历通胀，大学生毕业后就业压力增大，部分专业学生供给过剩；另一方面，技术蓝领缺口在扩大。据人社部、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到2025年，技术蓝领缺口预计达3000万人，且需具备更高学历层次的技术能力。
部分以就业为导向的家长，开始重新思考孩子的未来。子尚虽然进入知名初中，但成绩一直在中下徘徊，从未想让孩子上职高的姚刚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孩子未来的道路。“大家这么‘卷’，无非想让孩子上好高中、好大学，找份好工作。但现在985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多位受访者强调，现代产业体系既需要研究型人才，也需要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社会需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禀赋、兴趣、特长，为不同类型的人才提供适宜的发展路径。
程红艳建议，要改变强制分流的做法，不是完全按照考分强制分流，而是更多按照每个学生的才能和潜能定向发展，通过专业测评、教师引导等方式，让学生按照个人兴趣和职业发展倾向来理性选择。同时要让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之间不再是强硬分割，可以提供一些学分互认和相互转学的通道，促进普职融通。
社会对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亦在倒逼职业教育体系升级，为职业技术人才提供上升渠道。今年发布的《强国纲要》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稳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
据教育部数据，截至2023年，全国共有本科层次职业学校33所，比2022年增加1所；高职（专科）学校1547所，比2022年增加58所。另据其公示信息，2024年拟新设置的本科高校中，有16所系由高职院校升格为职业本科。在2025年1月及5月的两次公示中，又分别拟设置5所及23所职业本科。
若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普遍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专家们指出，需要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长期来看，除了靠职业教育升级迭代，还要让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值化。
张亚群指出，社会上存在“重普通教育、轻职业技术教育”的观念，不利于职业技术人才培养。当前需要建立完善的技术人才发展通道，提升技术人才的社会地位，保障受教育者能获得有竞争力的经济待遇。此外，职业教育的办学者需对接产业需求，构建贯通式的培养体系，优化课程设置，拓展发展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为招生培养提供多元的发展路径。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中国教育改革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仅需要在教育领域内改革，更需要在教育领域外下功夫。扩大高中学位会阶段性缓解中考的升学压力，但是如果职业技术人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不改变，高考的竞争仍将激烈。只有当技术型人才的收入、地位提高后，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才会成为学生、家长的主动选择，这时中高考的压力才会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