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高校专业｜
史上最大力度的高校专业设置调整全面铺开，怎样培养“未来人才”？
2025年6月22日，浙江金华，浙江师范大学，各高校招生负责人正面对面解答考生及家长关于招生政策、志愿填报等疑问。图:金思成/视觉中国
2025年，一场持续十余年的高校专业设置改革进入深水区。
近两年，全国高校已优化调整约20%学科专业布点。根据教育部最新数据，2024年度全国高校撤销专业点1428个。相比2014年数据，十年间，高校专业撤销数量翻了25倍。
高校教师王南今年4月得知专业将被撤销。她所在的省份要求所有高校“三年大变样”，裁撤40%的专业，重点对象是与省内发展支柱产业无关的专业。落到她所在的理工科大学，一次性裁撤了汉语国际教育、国际贸易等师资较弱、就业前景较差的15个专业。
“对老师、对学生影响都特别大。”今年秋季学期，王南任教的专业开始停招。2028年，等送走现有学生后，专业将被撤销。许多学生得知后，纷纷申请转专业。一些老师无课可教，被分流到相近专业，他们开始重新学习新专业的知识体系与教学方法，转岗至行政或教辅岗位的教师则要适应全新工作性质和评价体系。王南还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去向，她选择继续进修，以积累更多职业筹码。
大批专业“倒闭”的同时，新专业也在不断上马，主要集中于国家战略急需、基础学科领域、重点新兴交叉领域等。为快速响应需求，教育部首次针对国家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专业，建立超常设置机制。开辟相关专业设置即时响应“绿色通道”，突破集中申报时间限制。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2024年9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专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加速。12年来，新增本科专业布点数2.1万个，撤销或停招不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数1.2万个，“开展了一场数量足够多、力度足够大的学科专业结构调整”。仅在当年，就增设了国家战略急需专业布点1673个，撤销了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专业布点1670个，“调整力度应该说是空前的”。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邬正阳等人经过对2014—2024年本科专业调整的数据分析也判断：“中国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专业结构调整。”其研究显示，这十年间，普通高校本科专业布点总数、新增数、撤销和停招专业的年均调整幅度约为5％，专业调整近2.8万个。其中专业撤销数量逐年增加，近九成发生在2019—2024年。不过，新增专业点远高于撤销专业点。
在这场史上最大力度的专业设置调整中，新专业如何层层闯关，成功诞生？一些传统专业退出历史舞台后，如何料理“身后事”？专业设置能否避免无实质增长的“内卷”，更好服务于学生成长和国家发展？
规模空前的专业设置改革
所谓专业布点，即将一个专业类目设置在高校，有多少个布点意味着在多少个高校设置了该专业，而布点的前提，是确定专业类目。目前，这由最早新设专业的高校向教育部申请，由后者审批，专业一旦获批则进入专业目录，其他高校设置该专业，向教育部备案即可。而专业的撤销，则意味着相关高校该学科不再符合教育部要求的设置条件。一般认为，中国高校学科专业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历三次大调整。
清华大学教育学院长聘教授、教育部-清华大学教育战略决策与国家规划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国解释，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为解决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及工业化的战略问题，对于过去高等教育体系中工科偏弱、文科过多的状况，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由此将工科占比上调到30%—40%，理科上调到10%，财经类、政法类等文科专业大幅压缩。
“这次调整奠定了后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的基础，工科长期以来占比最高。”李立国提到，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理工科合计占比一直在四成以上，在主要国家中都偏高，也形成了日后的“工程师红利”。
第二次大调整是上世纪90年代末，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展开了一轮大规模的高校合并调整，高等教育扩招也于1999年启动。此后20多年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不到10%上升到60%，每年高考招生从100万增长到1000万。“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遵循‘存量决定增量’的发展模式，过去有什么学科专业，当时就发展什么学科专业，这时候还顾不上优化问题。”李立国介绍。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覃红霞分析，高校专业设置与国家经济体制变迁紧密相关。1952年院系调整以“苏联模式”为蓝本，专业设置以服务计划经济为导向，重工科、轻文科，着力培养“专才”。1978年以后，随着恢复高考和市场化改革推进，政法、财经及人文类专业逐步回归。1993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出台，标志着专业设置进入科学化、规范化阶段。
2012年，教育部颁布实施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学科专业的调整指标引入了就业率等内容，以期推动低效专业的淘汰和优化。
李立国表示，此时高等教育已逐渐进入普及化阶段。学科专业的设置也逐渐暴露出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的脱节，由此迎来了第三次大调整。
学者们多将第三轮改革的起点归于中共十八大。2023年的一份文件尤其助推了调整进程。当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下称《优化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首次以数据明示指标。此后专业调整力度空前。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当时解释，这份方案是为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学科专业体系改革的决策部署而研制。
其提到，202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随着普及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必须推动从规模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而面向普及化背景下的多样化、个性化发展需求，需要进一步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尤其要从学科专业体系改革进一步落到完善学科专业设置管理机制上。
2025年8月28日，据教育部消息，上述《优化改革方案》中提出的目标已如期实现。两年来，全国高校增设博士点1064个、硕士点2258个，撤销博士点27个、硕士点285个；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6638个；高职新增专业点1.2万个，撤销专业点8200余个。教育部同日还披露，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已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对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作出系统部署。
李立国分析，从2023年的《优化改革方案》到2025年的《优化行动方案》，这是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和落实，其中今年的新方案有不少新内容，例如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实施急需学科专业超常布局行动、存量学科专业优化行动、学科专业内涵更新行动等。
在覃红霞看来，当前中国高校专业调整的思路可以概括为：服务国家战略、面向未来需求、强化交叉融合、建立动态机制。邬正阳等人也认为，以国家重大战略、区域产业发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支撑的新专业迭代传统专业是目前调整的主线样态。
新专业是如何诞生的？
据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5年）》，今年共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老年医学与健康等29种新专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时表示，在专业设置过程中，瞄准“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推动专业交叉融合。
布点高校最多的专业为低空技术与工程，有北京邮电大学、华南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六所高校新设这一专业；其次为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药物经济与管理、老年医学与健康、游戏艺术设计专业，均有三所高校增设。
这些新专业的诞生需层层闯关。顶层设计上，教育部实施专业设置预申报制度。2017年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后，支持高校依法自主设置专业。除国家控制布点的专业和尚未列入目录的新专业以外，高校自主设置专业，实行备案制，专业设置备案每年集中进行一次。高校申请增设专业（不含中外合作办学专业、第二学士学位专业），原则上应列入学校学科专业发展规划，提前一年进行预申报。
高校需对拟增设专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调研、论证，增设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还须论证该专业与目录内其他相关专业的区分情况，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提出增设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教学基本要求和人才培养方案，并请相关专业类教指委提出论证意见。
根据第三方社会调查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统计，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申报中，最终审批通过率为41%，尚未列入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总体审批通过率为35%。
专业增减由高校自主申报。《优化改革方案》中提出“一校一案”要求，要求以学校为单位，结合自身优势制定学科专业改革实施方案。
例如陕西省，以工学为特色的西安工业大学制定了《西安工业大学专业设置优化调整改革方案（2023—2025）》。西安工业大学副校长闫莉介绍，学校专业结构优化重点关注国防装备新质战斗力提升和陕西省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四个万亿产业集群发展需求，打造光电信息优势专业群和兵器智能特色专业群。2018年以来，学校新增智能制造工程等11个专业，同时撤销报考率低、就业率低、专业建设弱、对学科支撑弱的专业11个，专业增撤数占专业总数40.74%。
她介绍，新专业申报论证时，需满足“四个必须”原则：即新设专业必须对接国家战略和陕西省重点产业链、必须符合学校学科发展规划、必须有旺盛人才需求、必须有充分的发展资源。为避免专业重复建设，学校联动规划处、教务处等多部门联合进行顶层设计。
此外，学校还建立了需求预测预警机制，设计“本科专业发展状态评价指标体系”，就招生情况、培养能力、学习情况、就业情况等指标，定期开展专业发展状态综合评估，结果作为下一轮专业动态调整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为快速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教育部对于专业设置的管理办法进一步调整。例如，首次针对国家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专业，建立超常设置机制。开辟相关专业设置即时响应“绿色通道”，突破集中申报时间限制。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举例，2024年9月，在集中申报期之后，教育部主动服务低空经济快速发展需要，指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6所高校开展论证，超常增设了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
2024年7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发展通用航空和低空经济。若走常规申报流程，设置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已错过前一年的预申报，无法于2024年通过审批，2025年开启招生。
此外，对于区域发展急需专业也建立特批机制。高校申报增设专业原则上提前一年进行预申报，但若各省（区、市）产业发展急需专业没有预申报，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同意，高校仍可申报。据教育部介绍，在2024年度完成申报的专业中，就有三分之一未作预申报。
2024年起，教育部在黑龙江、浙江、河南、重庆、陕西试点开展高校专业设置与区域发展匹配度提升工作。试点地区围绕区域千亿、万亿级产业集群，打造了172个跨校特色专业集群。例如，重庆将全市高校379种专业与市50余个重点产业紧密对应，设计了专业支撑度评估指标体系；浙江提高与“415X”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相适应的学科专业生均拨款系数，推动省域高校专业调整比例达31.4%。
落至学院层面，具体的新设专业申报、建设工作如何执行？缺师资、缺硬件是许多新专业设立时面临的共同挑战。
中国人民大学是中管高校中首家建立纪检监察学院的高校。院长王旭介绍，新专业的设立是“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循序渐进推进的”。在申报过程中，递交的材料需重点论证三方面内容：一是专业设立的必要性，需从学校的学科力量及服务国家战略的贡献等多维度阐明；二是论证可行性，展示学校在相关学科的历史传统、师资力量及国内国际影响力方面的实力；三是制定详尽的学科建设规划，包括长、中、短期目标，确立中心工作、重点任务和体制机制，并对师资、招生规模、培养方案等进行全面论证，最终通过专家评议和学校党委决策。
作为全国首家设立该专业的单位，学院在创立初期也面临不少挑战。全新的纪检监察学缺乏现成的教学体系、研究基础和成熟的知识体系，学科基础较为薄弱。办学经验上“没有可复制的模式”，无论是课程设置、科研方向，还是与实务部门合作、毕业生就业等，均无先例可循。此外，缺乏专业化教师队伍，“基本上没有专门的力量来支撑”。
为解决师资难题，纪检监察学院采取“双聘加专任”的模式。初期从关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公共管理和政治学等优势学科聘请教师，确保学科顺利起步。同时，通过从相关学院转任和加大自主培养力度（如招收博士生、博士后并择优留任），逐步向“以专任教师为主体、双聘教师为补充”的格局过渡。今年，学院已成功选留两位相关方向的博士后作为新晋教师。
总体来看，新兴专业的学生对未来就业更有信心。
“如果能学成的话，就业没有什么值得顾虑的。”大一新生张雯说。她在今年9月成为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人工智能（AI）”双学士学位培养项目的第一届学生。在报专业时，老师建议她尽量选择专业壁垒高、与前沿科技相结合的专业。听闻汉语言加AI的项目时，她就很心动。她对新专业的就业前景十分有信心——“我大概会去大厂研究大语言模型，或者编程开发。我们专业可能会和研究语言大模型的一些企业合作，校招也会更有优势。”
王旭也对学生的就业前景“充满乐观”。他介绍，该领域岗位丰富多元，且专业人才目前十分紧缺。纪检监察学院的毕业生主要会流向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及其派出机构，检察机关、人民法院等关联政法机关。此外，国有及民营企业中也会设有反腐败、廉洁与合规建设岗位，还可以加入社会组织和国际反腐败合作机构。高校及科研院所相关领域科研人才也十分紧缺。
林梅本科攻读法学，“二战”考研时，她对是否继续攻读原专业有了犹豫，恰逢纪检监察学专业首次招生，这个新设专业给了她新思路。她拿出一张纸，详细地列出了自己的优势与专业的契合度，最终选择报考这个新专业。
“兴趣和就业是我选择纪检监察专业比较靠前的因素。”林梅说，该专业恰好契合了她希望“从事一份对社会、对国家有意义的职业”的理想。与此同时，她也了解到，纪检监察岗位工作强度大、要求高，实际人才缺口很大。加之2018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的人员转隶与融合，产生了持续的人才需求。“这个方向是一片‘蓝海’，不管是学术还是实践人才都很紧缺。”
她介绍，纪检监察学院老师学术背景涵盖法学、党史党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领域，学院实行小规模培养。由于学科全新，尚无统一教材，教学主要依赖导师指定的专著和大量前沿文献。林梅感觉课程丰富，学业繁重，整个学院的师生都充满信心与使命感。
就业“亮红灯”专业撤出
在湖南某大专院校，学前教育专业老师孟颖上学期期中就听说所在专业将取消。原因是随着新生人口减少，对教师的需求也在减少，教师队伍的素质也亟待提高，因此省内大专院校师范类专业被大批取消，2025年秋季起不再招生。
通知下达后，学校召集所有老师开座谈会，听取每个老师的未来规划，又与转岗老师单独谈话，大部分老师都对学校的安排满意。因为没有合适岗位，孟颖不得不转为行政老师。虽然舍不得自己的专业，但她也很理解这次变动，毕竟大专毕业的学生当幼师，“工资实在太低了”，也难以找到公立幼儿园的工作。随着专业取消，更多学生选择退学，从事美甲、直播带货等工作。也有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南下广东进厂打工。
被撤专业大多面临就业前景不佳、教学设置不合理等问题。根据教育部规定，对高校连续五年未招生的专业予以撤销处理。
在专业增减的过程中，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发挥着重要作用。闫莉介绍，学校建立了“就业—培养—招生”联动的专业调整机制。具体来看，建立“红黄牌”警示制度——利用“专业社会认可度”数据分析模型，统筹分析报考率、培养能力、就业率等数据，对专业招生计划进行“增加”“控制”“调减”。
据麦可思研究院对超150所高校公示信息的统计，从2020年到2024年，高校撤销专业数量前五名的本科专业分别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60个）、公共事业管理（138个）、信息与计算科学（123个）、市场营销（104个）、产品设计（93个）。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管理专业毕业的张宇首次听到专业停招的消息时，他觉得很伤心。他认为这个专业为像他这样热爱艺术的非艺术生提供了一个宝贵入口。但他也承认，因为行业不成熟等，毕业生很难找到对口或较好的工作机会，许多人没能留在本行业。张宇在本科四年有过六段实习，涵盖艺术教育、展览策划、市场等各个领域，目前在南方的一家媒体担任记者。厦门大学广播电视专业2023届毕业生吴升是从朋友圈学弟学妹“读着读着专业没了”的感叹中，得知厦门大学取消广播电视专业的消息。在他看来，学校的调整属于情理之中。“我在本科时就经常有疑问，这个专业应该被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吴升认为，从大趋势看，“广播电视”的名称本身就指向传统媒介形态，部分课程内容已与时代脱节，“比如电视摄像教材还在教如何用胶片录像机拍摄”。从招生角度，刚高考完的学生很少看电视，更不用说广播，这类专业对考生的吸引力已大不如前。如今国内多所院校裁撤广播电视专业，厦大只是其中之一。
程春所在的东北地区某公办本科院校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在近五年内先后停招，仍未确定撤销。对于老师去留，学校也一直未给出方案。受影响的十几位老师只能自谋出路。“大家担心被扣工资。”为了凑够规定课时量，有的老师选择去其他专业上新课，有的申请上专业公选课或通识选修课。“实在没课上，就转行政。”
对已裁撤专业的教师分流。闫莉介绍，对于有在校生的停招、撤销专业，维持教师队伍、资源投入稳定，持续至所有在校生毕业离校。对于已无在校生的专业，鼓励教师经过系统培训后转到其他相近专业。此外，记者了解到，常见选择还有讲授公共基础课，转岗行政，或实验室、图书馆等教辅岗位，跳槽等。王南表示，在这样的调整中，教师们的职业发展规划受到冲击，会增加教学压力、降低职业认同感与成就感。
在西南地区某民办本科院校，随着学前教育专业的裁撤，老师们向其他专业分流。杨翠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目前就接收了四名学前教育专业的老师。她介绍，通过面试后，新转入老师还要经过教课的考验。一开始学院领导会频繁到班听课，以确保教学质量。也有老师希望规避教学和科研压力，主动选择做行政。
对于接收院系的老师，自身的课时量会被分走。杨翠了解到，一些有家庭的老师对此比较介意，因为有房贷要还、有小孩要养，但也有些老师课时量本就超负荷，“来一个人能分担活，真的是举双手双脚赞同”。
在杨翠看来，旧专业的消失和新专业的出现都是正常的自然交替过程，因为整个社会都处在转型升级阶段。但相比过去很久才会替换一个专业，老师能够有一定的缓冲时间，如今变化的确是加速了，“这个更替速度加快了，可能反映到人的一生中，就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如何打破“新瓶装旧酒”
吴岩在前述发布会上表示，专业调整的下一步主要关注三个“适配度”：一是本科专业建设与国家战略急需，包括“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以及科技前沿和国家关键战略领域；二是地方高校专业建设与区域发展；三是本科专业建设与学生全面发展。
目前来看，专业调整的实践能否实现上述期待？
兰州文理学院校长、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王顶明向记者分析，尽管目前新政希望跳出学科导向，突出需求导向、战略导向，但中国学科专业调整面临很强的制度约束。
首先，专业目录设置不仅具有人才培养导向功能，背后还涉及资源分配，例如决定了院士、教授的“属地”。这使得专业目录不仅仅是纯粹的知识导向和行业导向的目录。如果要对目录上的学科做淘汰调整，可能面临来自利益相关方的很大阻力。
在此基础上，专业目录、学位授权、招生计划之间存在紧密链条。王顶明总结，长期以来，学科专业数量与比例决定授权布点数量与比例，进而决定招生规模与比例。“这几个制度的高度依存、捆绑关系，导致了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的高度同质化。”
以工科为例，他曾研究统计发现，即便在不同年份，其层级结构都基本维持“9个三分之一现象”：专业目录中，工学一级学科和工学类总体占比均约为三分之一，工学本科专科布点、工学硕士及博士授权点占比也约三分之一，年授予工学学士数、工学硕士数、工程硕士数、工学博士数占比分别为32%、34.3%、34.9%、37.7%，反映出不同层级的工学专业数量、授权点数量和招生培养规模高度同构。
对比之下，他表示，发达国家本硕博三级学位在不同学科的规模结构有明显差异，例如英美发达国家年授予理科博士学位数占比30%左右、硕士一般少于10%，商科硕士学位数占比30%左右、博士一般少于10%。“这表明中国的学科专业设置存在非常强的路径依赖。这也使现在的学科调整变得非常必要。”王顶明说。
覃红霞也提及，尽管中共十八大以来，市场作用在中国学科专业调整中愈发突出，“但学科专业统筹规划和申报审批的行政色彩依旧明显”。
闫莉认为，当前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加速变革，现有专业调整周期较长，在适应技术快速迭代需求方面存在差距。同时，学科专业设置方面也相对缺乏前瞻性，在响应国家战略和全球化竞争需求方面也存在不足。在教师培养方面，及时反映教育改革和数字化转型需求方面仍需加强。她认为，一方面是专业内涵升级，通过课程体系迭代、跨学科融合以及实践教学强化，实现培养质量的系统性提升；同时，通过设立前沿领域“微专业”，聚焦人工智能、元宇宙、工业软件等新兴领域，快速响应产业技术变革。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育学副教授田贤鹏分析，学科专业动态调整可归纳为行政干预、市场调节和学术自治三种不同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日趋完善、结构布局日趋合理，但仍存在行政干预过度、市场调节失灵和学术自治缺位等诸多问题。与王顶明观点类似，田贤鹏也认为，上述调整机制中的行政干预主要体现为学科专业设置权限、学位点授予权限、招生指标权限三方面。
他解释，从设置权限看，中国高校学科专业设置的主导权主要在行政部门，新增学科专业需经过繁琐的层层审批和程序，部分高校虽然有自设专业的权利，但却受到严格的条件限制；从学位点授予权限看，中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高校只是作为国家的学位授予点代表国家进行学位授予，而且需要经过教育行政部门的审批，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授权；从招生指标权限看，虽然《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但在实际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指标却受到诸多方面的复杂束缚。
“综合来看，国内高校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更多是自上而下式的规范化管理。”田贤鹏说。
王顶明还提到，尽管目前对急需学科专业另设清单、开辟“绿色通道”，但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做试点，学科专业设置在制度上仍然刚性较强。
除行政影响外，现阶段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很多高校会通过招生录取分数和就业率指标来进行末位淘汰。但田贤鹏强调，市场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过度凭借就业率等短期指标来进行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不符合人才培养的长期主义规律。“诸如跟风撤销文科专业等操作，实际上是短期功利主义的集中体现。”
他补充道，排名、就业率和用人单位满意度等市场信号往往受到不同价值立场和测量方法的影响呈现出显著差异，而且因时因地而变，因此也需要加强信息监测和供给，找到更精准的信息支撑。
《优化改革方案》中还提出，除了建设应用型学科，基础学科特别是理科和基础医科本科专业点占比也要进一步提高。具体而言，要适度扩大天文学等紧缺理科学科专业布局，推进基础与临床融通的整合式八年制临床医学教育改革，系统推进哲学、历史学等基础文科学科专业建设等。
其还表示，要推进分类评价，基础学科专业更强调科教融合，应用型学科专业更强调产教融合。此外，促进多学科交叉融通，适应“强化基础、重视应用、特色培养”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加大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力度；地方高校要拓宽基础学科应用面向，构建“基础+应用”复合培养体系，探索设置“基础学科+”辅修学士学位和双学士学位项目。
在李立国看来，一方面需要政府宏观指导、规划，另一方面也要高校自身在市场上接受竞争，自然优胜劣汰。“人才培养是面向未来的。你不知道入学四年之后，这个地方的产业结构又会发生哪些调整、新的科技会怎么改变产业。”李立国强调，这也是为什么学科专业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应当并重。“学科专业调整不只是‘换马甲’，关键是培养方案、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怎么跟新的专业配套。”他建议，面对未来变化，应当提倡大类培养、大类招生。
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校宣布实行大类招生和培养。2025年高招中，湖南大学、南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都明确，大类内专业分流按学生意愿，不作成绩限制。闫莉介绍，为促进传统专业升级改造与交叉融合，从2021年开始，学校将所有专业划分为“光学与电子信息”等6个培养大类。学校统一规划通识教育课程，统筹设置学科基础课程，各专业结合自身特色和需求合理规划专业课程，个性化发展模块由学生根据个人意愿和发展规划自主选择。
李立国表示，使学科专业做到真正交叉融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和过细的学科领地意识。多位受访专家也都指出，学科专业壁垒过强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痼疾，以至即便新设交叉学科专业，仍难免遭到“新瓶装旧酒”的质疑。
“中国学科专业划分在国际上是最细的。”李立国提到，美国大约有七个大的研究领域，日本大约有三十几个学科方向。据吴岩在前述发布会上介绍，截至2024年9月，全国本科专业包括12个门类、93个专业类、816种专业，本科专业布点数有6.2万个。
如何打破壁垒？王旭认为，应考虑三个方面：一是这一学科属性究竟是否需要跨学科；二是如何从机械拼凑的“物理反应”走向“化学反应”；三是外部环境能否提供更合理、灵活、开放、包容的政策和规则支撑，如教师编制、身份属性、科研成果认定标准等。
李立国提出，交叉融合的关键是打破传统的课堂和选课模式。“不是说一定要制定一个理想的培养方案，说这类学生应该培养什么样子、就要精心设什么课。”在他看来，主要是教师提高课程质量，然后把主动权交给学生，让他们自己按需选择。
王顶明也表示，要让学生能够适应变化的市场需求，不是只靠专业目录调整自身能解决的，而应该是整个人才培养方式、育人模式改革配套的结果。
“学科设置主要是知识、专业的逻辑，这会强调对口开展知识课程。一旦这个时代发生变化、行业需求发生变化，它就会被淘汰。而如果从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培养通俗的能力、共性的素养，这个问题就会好很多。”王顶明建议，人才培养要在基于目录开展的知识教育之上，转向能力教育。
也有学者提到，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方式不同。邬正阳等人在研究文章中概括：在新增专业备案、新增专业审批及撤销专业点三类动作中，应用型高校主要表现为市场逻辑主导的专业备案和撤销“急进式”推进，而研究型高校更多呈现为学术逻辑主导，在既定专业目录之外的新专业审批中独占鳌头。据其数据分析，2014—2024年，中国共有19966个本科专业点报教育部新增备案，涉及665个专业，其中工科专业268个，是所有专业大类中新增备案最多的。新增审批1796个本科专业点，涉及405个专业，其中共有300个属于新专业，中间有超三分之一（108个）为新工科专业。撤销本科专业点5290个，管理类专业为主要撤销专业大类。
王旭表示，中国高校的学科专业调整在大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应结合自身及区位特点，不要片面地求全和精。也应注意不要盲目跟风，不管自己有没有基础和条件都一拥而上，最后可能会造成一种毫无实质增长的“内卷”。
“学校应该要培养有个性的学生，应该要允许有个性的专业，只要是与这个学校实际情况相符合的，也要允许有一些有个性的课程。”王旭建议，不要以市场就业为惟一的指挥棒，“有一些冷门学问，其实也是涵养一个大学风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