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格局剧变，“支教”何去何从？
随着乡村经济水平提高、教育政策调整，叠加人口变化与技术冲击，“支教”也需向更加专业、融入地方、多元多样的方式发展
江西婺源赋春镇长溪村，大学生暑期支教。图：IC photo
“有人说，支教已经是好多年前的需求了，你们怎么还有这么大一帮人在干这个事？”近日于河南郑州举办的第八届教育公益双年会上，北京立德未来助学公益基金会“美丽中国”支教项目云南项目经理史雪江坦言，这样的疑问“镇住”过她，但也让她震撼痛心，“我们这些扎在一线的人心里知道，乡村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个需求和那群孩子还在那里。”
在教育公益领域中，“支教”或许是最为传统、巨大的一块版图。但在会议期间这场题为“支教未来时”的分论坛上，与会嘉宾多提及，随着乡村经济水平提高、教育政策调整，叠加人口变化与技术冲击，这一行业也正经历转型。
实务学堂机构负责人欧阳艳琴在会上表示，纵向来看，支教诞生于农村资源匮乏、边远农村小学失学率高的背景之下，至今历经20余年。横向来看，这个行业规模庞大，仅就教育公益民间组织而言，涉及金额超过亿元，有多个收支在千万元级的机构参与。九家主要支教组织过去累计输送了1万余名长期支教老师，目前每学期仍有千人在学校支教，估算“贴身”影响的学生人数约50万人次。
但欧阳艳琴提到，随着城市化与少子化，人口将向经济发达区域和区域中心城市进一步集聚。村小撤并趋势下，一些机构建设的校舍也出现闲置。尽管部分机构的招募计划比较稳定，但也有的减少、甚至停止了招募。
四川索玛慈善基金会在凉山开展“索玛花支教”项目已有15年。秘书长姚丽也提到，三年前他们在11所学校中有接近82名支教老师，服务1041位学生。三年后的今天，只有68名老师服务于8所学校，学生数降至900多名。此外，虽然老教师的留任率从三年前的46%上升到了今天的50%，但招新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通过率从32%降至23%。
这背后的关键原因一方面是质量倒逼，支教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关注；同时，开展支教的政策门槛也不断提高。姚丽举例，有地方教育局提出，当地公办学校支教老师的数量不能超过三分之一，或者如果学校没有编制，原则上也不能接收支教老师。
“到今天来说，支教已经不再是带着爱就能够去做的一个简单行为，而应该是更专业的、融入当地教育的，而不是游离在边缘之外。”姚丽表示，未来支教的作用将从“粗放式的补充”成为“规范化的赋能”。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启动于2008年，是中国最早的组织化的乡村支教项目之一。其官网显示，截至2023—2024学年春季学期，项目已累计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的近500所中小学，派遣了超过3400名项目老师。
史雪江总结，从“美丽中国”的开展情况看，也可见支教行业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项目启动之初、至2020年结束之前，此时乡村普遍缺教师，不只是缺好的老师，是“讲台上连人都没有”。因此即便支教项目有创新的理念，主要任务也是回应“补人”刚需：大部分支教老师都承担了基础学科的教学，甚至还参与班主任包班等工作，在此基础上才去开展多样化的课后服务。
第二阶段始自2021年，这是脱贫攻坚结束、乡村振兴开始的元年，乡村硬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老师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补充。但史雪江坦言，也是在这个时期，见证了教育转型政策和乡村教育需求的真实矛盾。
她解释，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教育部门希望支教项目能做些“前瞻性的、当地老师做不了的事”，但学校校长常感到政策“不合理、太快了”、“属于城区、跟乡村没关系”，乡村学校真实的教育惯性、没有老师的客观事实依然存在。作为社会组织，支教项目不得不在这之中“两条腿”走路，既稳住学校的基本盘，也尝试做多元的探索。
大约从2023年起，则进入了第三阶段。史雪江注意到，部分学校校长自己主动提出，能否在传统课堂之外，开展一些美育、体育等其他内容。绝大部分的支教老师也已开始在这些方面做事。
在史雪江看来，这表明教育评价改革的暗线已在进行，“指挥棒转向虽慢，但方向清晰”。如体育健康、生理健康、心理健康等“非应试”却关乎“真成长”的领域，正成为下一轮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内容。
2026年2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下简称《意见》），提出要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将身心健康作为学生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上海杉树公益基金会西昌明天小学执行校长侯彭也提到，《意见》对于“五育”中的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都部署了重点任务，但“唯独没有智育”。他认为，这表明国家层面在引导未来教育生态的方向回归“以人为本”。由此，教育公益行业也应随之调整，提高专业性、响应新需求。
“新需求”有哪些？上述分论坛的小组讨论上，与会者们总结，从乡村儿童的角度，身体健康和社会情感是没有改变的两个核心需求。新增需求中，首要的是职业发展规划，其次是应对AI时代、提高数字素养和利用AI学习的能力。
从乡村学校的角度，有生命力、有情怀、能够持续陪伴乡村孩子成长的好师资，也是不变的需求。与此同时，相对于物质需求和传统教学，现在更需要满足美育、心理、科学、生活社会化等方面课程的需求，这也有赖于更多公益组织提供多元多样的服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教育公益领域发展研究报告》曾梳理，全国的教育公益组织中，关注乡村地区的占到半数以上，对比十年前，各组织关注的议题愈发丰富，除了传统的阅读等议题，在美育、乡土教育、生命教育等方面议题都有较大发展。（详见记者网《农村孩子奢谈梦想 公益机构如何支持乡村教育？》）
将视野移向乡村之外，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发起人及名誉理事长、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院长杨东平在会上总结，当前教育面临三个突出问题：一是学龄儿童数量大幅度下降，导致整个学校系统将更新重组，这是不可逆的结果。二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严峻，《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中国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超过2800万人，而现在还没有很有效的解决之道。三是AI时代到来，将深刻影响教育和青少年的日常生活。
资深教育公益人梁晓燕则在大会上以“九问”叩问行业未来。她提出，教育公益的工作对象是“弱势儿童”，这在过去通常被默认是偏远农村、城市边缘的孩子，但这种默认如今需要被重新审视。“那些乡村孩子的生命力状况更糟糕吗？可是还有一些孩子在貌似不弱势、甚至非常优势的局势下，他们的状况是什么？谁成为了教育内卷的牺牲品？”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曾经默认，教育公益的底层逻辑是助乡村孩子走出大山、改变命运。但在目前，在可见或更远的未来，它还存在吗？还足以支撑我们的教育公益理想吗？”梁晓燕呼吁，在整个教育系统都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时代，教育公益应重新思考自己的工作目标、工作对象以及自身的角色。除了作为传统教育的配合与补充，是否也可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成为一种相对主动和前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