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彩礼额持续上涨 农村青年婚育意愿降低
在不考虑住房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下，一名青年农民工平均需要约六年时间来积累彩礼金额
近年来，受性别比例失衡、未婚女性向发达地区流动、市场化改革后婚姻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彩礼已成为中国农村男性结婚的重大经济负担。
制图：赵凌筠
当前高额彩礼在中国农村仍然常见，作为彩礼承担方的农村青年男性，面临诸多隐性困境。
近期，国际知名经济学期刊《经济模型》（Economic Modelling）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来自高彩礼地区的男性，对结婚与生育的预期更低，结婚意愿更弱，这一特征在二十多岁后期群体中尤为突出。
研究还进一步探究了高额彩礼对青年农民工迁移和择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彩礼压力会延长人口流动时长，迫使男性从事风险更高的非正规就业，进而推迟家庭组建进程与职业发展。
该研究题为《中国青年男性流动人口的彩礼、婚姻期望与婚恋意愿：基于制造业零工劳动者的实证研究》，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蔡玟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丹丹撰写。研究以1338名16至29岁未婚的农村户籍男性流动人口为核心样本，首次提供了关于流动零工工人婚姻与生育问题的最新证据，并强调了应对婚姻财务障碍的重要性。
彩礼一直是婚姻传统中的核心要素，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近年来，受性别比例失衡、未婚女性向发达地区流动、市场化改革后婚姻成本上升等因素推动，彩礼已成为中国农村男性结婚的重大经济负担。
在中国，彩礼通常由地区规范所决定，在同一地区内不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
中国彩礼在2006年前后开始急剧飙升，到2010年代末已翻了一番以上。论文作者通过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计算，2013年至2018年间的平均彩礼为46861元人民币（约合6600美元）。
该研究2025年6月初在线上针对个体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来自289个县的3914名受访者提供的平均彩礼金额为12.73万元（约合17700美元），其范围从0元到27万元。超过15%的地区彩礼金额接近10万元（约合14000美元）。
研究显示，1338名受访未婚男性流动人口过去一年的平均储蓄仅为21096元。粗略计算表明，在不考虑住房等额外费用的情况下，一名农民工平均需要约六年时间来积累彩礼金额。
彩礼使农村出身、经济弱势的青年男性在婚姻市场竞争激烈，结婚推迟、生育意愿下降，甚至难以组建家庭，进一步加剧婚恋不平等。研究显示，在1338名未婚男性流动人口里，76%报告有结婚意愿，81%的人表达了生育意愿。对比来看，受访对象对结婚的期望更低。
在有结婚意愿的男性中，超过30%的人认为自己30岁前结婚的可能性为50%或更低。在无结婚意愿的男性中，超过30%的人认为自己结婚的可能性为零，将近40%的人认为自己到30岁成为父母的可能性为零。约20%的受访者表示与伴侣关系稳定；换言之，80%的人没有稳定的伴侣。
彩礼负担对婚育意愿具体影响几何？研究指出，家乡彩礼每增加10万元（约合14000美元），自评的30岁前结婚概率就下降5.88个百分点。这表明，来自没有任何彩礼习俗地区的男性，与来自平均彩礼为127300元地区的男性相比，其感知的结婚概率相差约7.5个百分点。而彩礼每增加10万元，自我评估的30岁前生育子女的概率就下降5.37个百分点。
同样彩礼压力下，受访者的婚育意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研究指出，年龄在16至29岁之间、来自彩礼金额较高的地区的受访者，到30岁时期望结婚或生育的可能性明显更低。这一特征在年龄超过25岁的受访者中更为显著。具体来看，29岁时的受访者，家乡彩礼每增加1万元，有结婚意愿的概率就降低1.3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随着男性接近社会预期的结婚年龄，与彩礼相关的经济压力会日益抑制其结婚意愿。
研究还发现，受访者受教育程度也与自评的可能性和意愿相关。受访者中，仅18%的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33%的人完成了初中或以下教育，21%毕业于普通高中，25%上过职业高中。来自彩礼金额越高地区、受教育程度较低（高中及以下）的受访者，婚育意愿越低。
包括彩礼、住房、婚宴在内的婚姻成本上升，对农村青年男性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选择也存在潜在影响。研究显示，来自彩礼较高地区的男性倾向于延长其在城市的停留时间。在平均住房压力下，彩礼每增加10万元，迁移时间将延长4.27个月。
同样，迫于经济压力和受限于学历水平、劳动技能，来自彩礼较高地区的受访者更多选择非正式的工厂工作。研究采用目前是否从事日结工的指标，来区分受访者的职业类型。日结工提供的即时工资稍高，且报酬在收工时支付，但劳动保护有限，缺乏保险福利和工人保护。研究发现，来自高彩礼地区的工人更有可能从事非正规或非固定工作（例如日结工）。
在制造业数字化自动化加速推进的当下，低技能农村青年所面临的高额彩礼压力可能变得更为突出。研究指出，大量劳动者进入零工经济领域，这类就业以灵活、短期且通常非正规为特征，不仅加剧了流动人口的经济不稳定性，也进一步限制了该群体满足婚姻和组建家庭所需日益增长的财务需求的能力。
张丹丹在长三角、珠三角的调研中发现，在零工行业的农村青年中，许多人婚育意愿淡薄，甚至缺乏建立稳定伴侣关系的意愿。而这种倾向于满足短期生活需要，不愿进行长期规划的行为模式不仅表现在婚育方面。
张丹丹表示，其团队目前在研究如何通过外部干预，培养零工群体的长期主义思维。引入养老保险等长期保障机制，可能作为锚点之一，引导个体关注未来，使其具备市民化意识和长期规划能力，从而改变短视化的行为模式。但她也坦言，这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结构性问题，单纯的微观干预效果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