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杨华：高额彩礼只是表象，男女比例才是根本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认为，在彩礼变成一个公共话题的当下，城市居民逐渐也开始“要彩礼”了，彩礼正变成“全社会的事情”
彩礼是中国一项悠久民俗，学者一般认为最早记载见于《周礼》。一方面，它是婚礼（订婚）仪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传统“从夫居”的婚姻制度下，它被视为对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的补偿，一些地区民间直接称之为“育身钱”“奶水钱”“奶母钱”“养钱”等等。图：视觉中国
“一位受访者说，2021年他出价28.8万元彩礼娶媳妇，结果被另一个出价38.8万元的‘截胡’了。”5月中旬，社会学学者杨华在《半月谈内部版》上刊发的一篇文章，给近年来舆论持续热议的高额彩礼问题，再添上极端案例。
“其实不光是一地，在各地调研，都听到过这样的故事，从订婚到结婚之前的任何时间都可能发生。”杨华对记者说。
杨华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他所在的研究团队以大量的农村田野调查见长，他也是自硕士起就从事农村研究，迄今已近20年，第一篇探讨彩礼问题的论文发表于2010年。
就杨华团队及社会学界同仁的田野调查来看，这些年来全国各地的农村彩礼情况有两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其一是价格越来越高，平均数额已从2000年前后的1万至2万元，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其二是在彩礼货币化之后，诸如上车礼、下车礼等各类“名目”的礼金也开始出现，极端案例中还有在婚前几天甚至婚礼当天额外索取彩礼或财物的情况。加之婚房的需求，现今农村总体婚姻成本可能达到60万至100万元。而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119元；换算下来，若是一家三口需要不吃不喝8—14年的积累才够儿子结一次婚。
在杨华看来，“结婚穷三代”的说法反映出，高额彩礼引发了连锁反应，老人被后代婚姻负担捆绑，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成本抑制。杨华还说道，在彩礼变成一个公共话题的当下，城市居民逐渐也开始“要彩礼”了，彩礼正变成“全社会的事情”。
高额彩礼何来
彩礼是中国一项悠久民俗，学者一般认为最早记载见于《周礼》。一方面，它是婚礼（订婚）仪式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传统“从夫居”的婚姻制度下，它被视为对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的补偿，一些地区民间直接称之为“育身钱”“奶水钱”“奶母钱”“养钱”等等。这种民俗也曾诞生过在“五四”时期被着重批判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现象，杨华认为，买卖婚姻的根源在于妇女对自己的身体没有支配的权力。
现在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学界目前认为，彩礼高速增加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人口学中使用100名女性对应的男性数量，即“性别比”这一指标来描述男女比例。一般认为，鉴于生理等种种因素，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合理区间为102—107。国家统计局网站开放了2000年、2010年、2020年的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查询。这三次人口普查时，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9.92、121.21、112.28，均大幅超过了合理区间。记者还根据2020年的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计算，20—29岁、30—39岁的全国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1.26、108.19。显然，在当下中青年婚配中，女性有着更宽裕的“选择余地”。
还有一些因素使得部分地区的彩礼负担进一步加重。杨华发现，在全国婚姻市场中存在着“梯度挤压”效应。现代化、城镇化以及人口流动，使得过去局限于一地的“通婚圈”，扩大到了全国，男女青年均可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婚配对象。由此适婚女性更倾向于与发达地区、城镇地区男性婚配，其余地区的适婚年龄男女比例进一步失衡；而在这些地区内，条件更好的男方家庭在婚配中又进一步“挤压”条件较差的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当社会学家、人口学家使用“婚姻市场”来描述婚配过程中的互动机制时，彩礼并非是这个市场内唯一的“价格”。从男方来说，他们的长相、学历、工作、发展潜力、家庭条件、待人接物以及与女方感情等等因素会综合作用，换言之，高额彩礼更多情况下是对其他因素的一种补偿。这使得高额彩礼呈现“阶层倒挂”现象，即经济条件越差的家庭，彩礼负担反而越重。
杨华在田野调查中还观察到一些变化。他说，2010年前后进行田野调查时，农民们已经感知到彩礼开始增加，但还能支付得了；2014年前后彩礼开始越来越高，大约2019年之后迅速增加。
杨华注意到，2010年前后这个时间点上，“关于彩礼分配新的舆论和伦理开始出现”，有些地方的彩礼归属或者说最终流向开始发生转变。过去彩礼往往由女方父母支配，如果女方家庭比较困难，就会用于女方家庭中儿子的结婚，这曾引发过农村女性早婚早育的问题。在男女平等观念逐渐加深的影响下，一方面，随着家庭中孩子数量的减少，此前不承担父母养老的外嫁女，开始参与父母养老；另一方面，女性在新婚小家庭中话语权也越来越强，也能够向娘家分配资源。由此，既有对女儿的宠爱，也有出于养老保障的考虑，女方父母倾向于将一部分彩礼分给女儿，包括是否用于给儿子结婚也会询问女儿意见。
彩礼由此流向了新婚小家庭。杨华认为，在2019年前后县域城镇化大步推开的背景下，新婚家庭越来越倾向于在城市生活，较高的生活成本使得双方家庭财产更加向新婚小家庭倾斜，索要高额彩礼意味着“将未来的生活成本与风险一次性‘转嫁’给男方家庭”。从杨华的调研来看，一般是女方要求进城，“名义上是为将来子女教育着想”。除了生活条件的改善，女性也可以就此摆脱从夫居，在家庭关系上更为独立平等。
杨华研究团队还发现，不同地区关于彩礼的习俗、规范、文化也有差异。例如南方和西南一些地区，当地认为结婚更多是子代自己的事情，父代承担的责任较弱，因此也就缺乏推高彩礼的基础。相较而言，北方等父代责任较强的地区，彩礼往往出自父子两代人的积累。不过，“现在父代责任弱的地区也被‘卷’进来了”。
移风易俗何为
农村未婚男性对于彩礼和婚育问题怎么看？
杨华说，他2010年左右调研的一个河南村庄时，“光棍”很少，一般都是因为一些生理残缺才导致结婚困难。适龄未婚男性是村庄里的边缘人物，被村里人瞧不起和排斥在主流生活之外。然而，15年后杨华再度造访这个村庄，当年17岁的报告人也已经30多岁，不仅自己没有结婚，一路上报告人不断告诉杨华，这一片有哪些家里的儿子没有结婚，“一小片就有四五十个”。“大家都是‘光棍’，就无所谓被边缘化了。”
杨华注意到，中年农村男性目前已有预期，“肯定有一部分结不到婚”，心态上也比较消极，“能娶老婆就娶，娶不到反正大家都娶不到”。并且打工的工资也足够单身生活了，就前述报告人而言，他自己打工加网上直播收入还供给弟弟考上了大学。这些人也明白婚配问题根源在于男多女少，未归咎于女性或者高额彩礼问题，“父代拼了命地给儿子结婚，结不了，觉得自己没本事或者儿子没本事”。
不过，更年轻的未婚农村男性心态，尚有待调研了解。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丹丹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讲师蔡玟希调查了1338名16至29岁未婚农村男性零工，她们认为彩礼可能只是农村流动人口不愿结婚的原因之一。从行为模式角度来说，他们似乎变得更为短视、不愿做长期规划、不愿建立需要长期维持的关系。（详见记者网：《北大张丹丹：彩礼只是农村青年婚育路上门槛之一》）
官方早已注意到农村高额彩礼问题。据记者梳理，自2017年来连续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有9年提出要推进移风易俗相关工作，引导群众抵制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等等，2020年虽未提及“移风易俗”四个字，但也表示要教育引导群众革除陈规陋习，弘扬公序良俗，培育文明乡风。同时，“一号文件”自2019年开始点名“天价彩礼”，2021年、2022年、2023年点名“高价彩礼”，2024年、2025年、2026年点名“高额彩礼”。
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农办、民政部 、全国妇联、国家乡村振兴局更是将“高价彩礼”写入文件标题，印发《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
“彩礼只是一个表象，背后是适婚男女比例问题。”杨华再次强调，基层干部对于高额彩礼的劝诫作用有限，实际上也很为难，“不好做工作，万一媳妇没娶回来，还要怪你”。并且，如果治理聚焦于彩礼数额本身，忽视了对婚姻综合成本的控制，容易导致费用以其他名目变相转移。
在他看来，高额彩礼挑战了“夫妻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婚姻价值观，甚至有向“买卖婚姻”转变的趋势，“需要国家层面的否定性表态和价值引领”。
杨华在《半月谈内部版》文章中写道，治理高额彩礼，还要重视城镇化带来的生活压力，降低农民进城安居的成本。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多本地稳定就业机会。只有让年轻家庭能在城镇“安居”且“乐业”，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其对“婚前一次性积累”的过度依赖。同时应审慎反思过度依赖“县域城镇化”的模式，让有能力进城的进城，没能力进城的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